本文關鍵詞：體質人類學，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喬健先生從事文化人類學研究60余年，堅持踏實的田野調查，遍訪各種族群。對亞洲和美洲的各種民族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分析，揭示了美亞文化關聯(lián)，研究亞洲各種底邊階級與邊緣社會的歷史淵源及其現(xiàn)狀，思考族群的發(fā)展。2015年12月25日，復旦大學逸夫樓，喬健先生榮獲人類學終身成就獎“金琮獎”。

文匯報：喬老是如何與人類學結緣的？

喬健：1954年，我從臺北成功高中考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系跟考古人類學系都在文學院，而且一年級的課程完全一樣。我記得有兩門必修課，一是《地學通論》，一是《考古人類學導論》，由凌純聲先生講授。相對于歷史系的部分課程而言，我對這兩門功課尤其感興趣，因為它們提倡田野活動，要求你去做實地調查，這和我喜歡旅游的興趣有關。在升二年級的時候，我就申請轉入考古人類學系。原先那里有9個學生，一個生病休學，其他8人都轉系了，我因此成了“獨苗”。盡管有很多國際上有名的老師在考古人類學系任教，但它是出了名的“冷門”。像我這樣的情況——從二年級到畢業(yè)，“一人一屆一班”，可以說是空前絕后。

文匯報：聽說，在您求學時，人類學的四個分支都要學？

喬健：我在臺大時很榮幸，跟李方桂先生學習“語言學”，他是美國語言學泰斗薩皮爾（Edward Sapir）的學生。李濟先生教授“史前史”跟“體質人類學”，高去尋先生教授“中國古器物學”、“中國考古學”，凌純聲先生教授“考古人類學導論”，芮逸夫先生教授“中國民族志”，陳奇祿先生教授“人類學史”、“北美民族志”。芮逸夫用的教本，就是Robert H. Lowie的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類學概論》）。四個分支的課程（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都要學，到了康奈爾大學也是一樣。現(xiàn)在的人類學系學生，不管國內(nèi)還是國外，跟我們那時不一樣，鉆研其中一個分支就行了。

文匯報：喬老從事田野調查這么多年，能否結合自己的心得，給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后輩們提一些建議？

喬健：田野調查最需要的是時間。英國人比較注重田野調查，有些人一輩子就鎖定一個地區(qū)。比如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就出版了田野調查手冊《人類學的詢問與記錄》（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理想的田野調查應該是人類學家深入一個地區(qū)居住一年，甚至是兩年，但目前國內(nèi)做人類學研究的，很少有人會在一個地區(qū)居住超過三個月。時間太短，田野調查就無法深入。這與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邊緣地位也有關系。當然費孝通先生是例外，他研究他的家鄉(xiāng)（吳江），去過很多次。我本人研究拿瓦侯，去過兩三次，第一次是在1960—1961年，一共住了10個月，10年后的1971回去過一次，1984年又去了一次。

文匯報：您在講演中多次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在推動中國人類學學術互動與交流課題上，您和他一同發(fā)起的“現(xiàn)代化與中國文化研究研討會”持續(xù)時間最久、影響最為深遠。

喬健：1980年，在臺灣有一批朋友開始研究“本土化”的問題。那時候稱為“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問題”，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支持。會議是在1980年12月開的，我也有文章在出版的書上發(fā)表。第二年春天，費孝通先生去澳洲考察，經(jīng)過香港，我去看他。兩人一見面，費先生先問我們在臺灣開的那個會，聽了我的介紹，他很有興趣，因為他的老師吳文藻先生當年就提過這個想法，只是沒有落實。費先生希望我們繼續(xù)做下去。

在他的鼓勵下，我們決定從香港開始。1983年定了一個比較開放的名字——“現(xiàn)代化與中國文化研究研討會”。第一年并沒有具體的題目，費先生建議討論本土化的問題，我們找了一些關于“現(xiàn)代化與中國文化”的文章，會后還出了論文集。原則上，每隔兩年開一次會。第二屆還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題目是“中國家庭及其變遷”，同樣出了一本書。到了第三屆，也就是1987年，大家表示不要局限于中大，提出讓香港大學辦一次。費先生當時定下三條規(guī)矩：在中國人的地方，用中國話談論中國的問題。港大是香港最老的大學，平常用英文教學，那次會議（“中國的宗教與倫理”）除了中文和粵語，也允許用英文，結果費先生很不開心。后來決定由我來籌辦。第四屆因故推遲到1993年，在蘇州召開。第五屆在花蓮，由于兩岸局勢的復雜性，我們先在香港辦了開幕式，宣讀費先生的論文，然后去臺灣開會，費先生本人沒有前往。第六、第七屆都在內(nèi)地舉辦。

到了第八屆，費先生提議放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中國最現(xiàn)代化的地區(qū)，他的好朋友錢偉長又是上海大學的校長。會議原定在4月召開，費先生提早到了上海，誰知那年爆發(fā)了“非典”，會議被迫延后。結果費先生去廣州時不幸患了感冒，住院期間，他不忘寫信來祝賀和道歉，他的文章還被收錄了論文集。

費先生過世前，我去看過他，他在睡覺（事實上已經(jīng)昏迷），沒有辦法講話，很可惜。從1981年初的第一次見面，到最后一次開會，我們在一起相處了20多年，經(jīng)常為了開這個會聯(lián)系，彼此也很了解。他實際上是我最后的中國老師，一個極其重要的老師。

文匯報：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覺”在國際上是否引發(fā)了共鳴，得到了積極的回應？

喬健：目前來說，國際上的反應還不是很多，不過我認為，這與我目前關注人類學華文本土化有直接關聯(lián)。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題目，放到明年中國人類學學會的年會上去探討。費先生的“文化自覺”概念其實是對于西方人類學的一種反應。

文匯報：中國人類學在國際上還處在邊緣地位？

喬健：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你看，印度的人類學發(fā)展得很好，為什么中國就不行？搞了這么久，到現(xiàn)在為止，臺灣只有臺大人類學系一家在支撐，內(nèi)地的話，中山大學建設得還不錯，香港的進展也不理想。日本、韓國的人類學做得都比我們好，印度的“本土化”也很成功，可能是受到英國的影響。

文匯報：中國人類學的歷史很久了，學者也不少，但還是發(fā)展得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

喬健：現(xiàn)在主要是人為因素。人類學一直沒有被認定為一級學科，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費先生過世后，，中國再也沒有一個有力的人類學家來爭取這點。（南京大學教授范可補充道：費先生在世時曾嘗試提出三科并立——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但沒有成功。他的話語分量重，一個人頂幾百個人，當時沒有辦成這件事，現(xiàn)在恐怕更加辦不成了。）

文匯報：您跟內(nèi)地、香港、臺灣的人類學者打了不少交道，請介紹一下兩岸三地的研究現(xiàn)狀？

喬健：香港那邊，我自己要負一點責任，但現(xiàn)在人類學系還是比較弱，沒有發(fā)展起來，主要還是靠幾個外國人在支撐。臺灣的情況比內(nèi)地好一點，人類學比較強的力量是在“中研院”民族所以及史語所，成就主要在那邊。本來要在暨南大學成立人類學的研究機構，后來也不了了之。

文匯報：您現(xiàn)在的研究比較關注底邊階級和邊緣群體。

喬健：當初我為什么這么做，其實是因為比較少人關注。樂戶（注：特指山西從事吹鼓手行當者）本身是賤民，我跟政府申請了一筆錢進行研究。幸虧去了，找到了150個樂戶，現(xiàn)在再去找的話，肯定沒有了。通過樂戶，我發(fā)現(xiàn)“底邊階級”跟主流社會的隔閡很多，所以對他們產(chǎn)生了興趣。

文匯報：現(xiàn)在的年輕學者只會使用簡體字，但很多史料又是通過繁體字書寫。您對這種情況表示很擔憂。

喬健：我也贊成簡體字，但是改革得太快了。一直到民國時期，繁體字還有合理的規(guī)范，后來就不是這個樣子。現(xiàn)在臺灣推行的簡體字還會遵循一定的規(guī)矩，但內(nèi)地已經(jīng)不是了。再這么下去，我擔心兩者可能真會發(fā)生脫節(jié)，導致繁體字變成“拉丁文”。有朝一日，大家閱讀古文都有困難了，那就糟糕了，發(fā)生斷層了。我在報紙上讀過一篇文章，是一位在臺灣求學的內(nèi)地學生寫的。他說：中華文化悠長五千年，保存最完整的不在內(nèi)地，而在臺灣，許多文化的斷層在文字簡化上有具體表現(xiàn)——愛（愛）而無心、運（運）而無車、有云（雲(yún)）無雨、鄉(xiāng)（鄉(xiāng)）內(nèi)無郎，而諸如“魔”、“鬼”、“偷”，這些字卻沒有變動。

文匯報：在您求學、治學的一生中，對您影響比較大的學者都有哪些？

喬健：中國學者的話，一共是三位。臺灣地區(qū)的芮逸夫先生，研究的是親屬組織。他沒有留學過，但是一直看英文書，他對當代學術的知識都是第一手的。還有李濟先生，他是我本科時的導師。我后來從美國移居香港，常回臺北，每次都會去看他。在大陸，就是費孝通先生了。在臺灣有一些人說他是“政客”，但我不這么認為，他沒有一篇文章是純政治的。國外的話，之前提到了約翰·羅伯茨（John M. Roberts），我們兩個人真是亦師亦友，關系很難得。事實上，每個我讀過書、教過課的大學都有我欽佩的人。

訪談錄（2016.1.8）| “文化自覺”是對西方人類學的一種回應

本報記者 黃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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