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難存”的個人——喧囂的群體想象與孤苦的個人境遇

第一節(jié)、“民族—國家”意識下的“新民”想象與悖論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是中國社會經歷巨變的一段時期，迫于國家的危亡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涌入，一系列巨變也給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帶來了震蕩式的覺醒，劉再復在《“五四”中心理念及其歷史語境》一文中將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經歷的思想裂變總結為三次覺醒:第一次是“民族—國家”意識在部分思想者與政治家中覺醒；繼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人道主義的闡釋以及個人主義的發(fā)現，使得“人—個體”意識開始覺醒；但是這次覺醒還不及真正的擴散它的影響，二三十年代時“階級意識”就開始代替五四時期的個人覺醒，形成了新的思。

這三次覺醒深刻地影響了 20 世紀中國社會的面貌和命運，同時也在知識分子陣營中創(chuàng)造了主流話語場。盡管在思想的發(fā)展中，，個人覺醒往往作為具有邊緣色彩的實踐被置于同“國家—民族”或同階級意識相對立的語境中予以關注。但是這種屬于第二空間解讀實踐的“空間的再現”，始終沒有離開“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政治家、文學家往往通過手中的權力將“觀念”投射到再現的空間中，以達到控制的作用，因此不可避免地使該場域充滿了權力色彩與話語爭奪的特質。

一、國家危亡下的“新民”想象

作為現代中國覺醒的開篇“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并不是一次自發(fā)式的覺醒，不斷發(fā)生的戰(zhàn)爭使得“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帶有強烈的“反帝—救亡”的特點，這種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民族義憤②。鴉片戰(zhàn)爭、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敗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使政治家以及部分知識分子對家國的存亡產生了深重的憂慮。黃遵憲等文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關于國家戰(zhàn)敗、痛惜國土被割讓的詩文，如《哭威�！贰ⅰ恶R關紀事》、《哀旅順》③；梁啟超等熱衷政治的知識分子開始了百年來的沉痛反思，為疲弱的中國尋找病因，《中國積弱溯源論》因此誕生；《時務報》的刊發(fā)使得康有為“托古改制”的思想以及諸多西方的政治理論與實踐在知識分子中更為廣泛地被傳播④。由西方政治制度中學習到的“國家”與“國民”的新思想、新概念代替過去“皇權”、“子民”的理解，開始在中國的土地上散播。

.......................

第二節(jié)：五四“個體覺醒”的想象與悖論

從思想史發(fā)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比近代維新啟蒙運動的進步之處，便是把它思考的的重心從“群體”移向“個人”，因此學界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完成了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二次覺醒，即“人作為個體”意識的覺醒。梁啟超提出的新民救亡著眼于群體的“民”，新民作為挽救國家危亡的主體，其覺醒的重點指向政治意識和道德重塑。而“新小說”作為塑造新民的思想工具，并未展現出對個體命運與情感的關懷，甚至因為創(chuàng)作的目的性過強，連文學基本的關注真實也無法實現，這一時期的作品是非常枯燥而扁平的。

對個體生命意識體認的分歧恰是梁啟超同王國維之間根本性的沖突，王國維對于以“新小說”新一國之民的文學觀提出了批判與質疑。雖然王國維最終投湖自盡，在失望中與時代訣別，但是五四的開端所呈現的對于個體生命的關注，以及部分作結對于文學純潔性的關注，與王生前的追求形成了一種呼應。恰如劉再復所言，五四對于人的發(fā)現，首先在于將個體的“人”從群體的“民”中解放出來，把個人的個體價值作為目的本身，而不是過去嚴復、梁啟超把“民”作為強國的手段。①李歐梵也認為，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可以被看做是彼時知識分子們自我肯定，脫離傳統(tǒng)社會禁錮的一種較普遍的精神狀態(tài)。

同時，五四時期提出的“個人主義”，作為一個由西方哲學與文學演繹而生的概念，很難說是一個有體系的思想，甚至在不同的作家眼中個人主義也有迥異的內涵。周作人等作家更多從個體的本性、情感表達不受束縛，這一指向個人內在感受的層面上理解個人主義，而郁達夫等人的創(chuàng)作也更多呈現對于個體頹廢，猶豫，彷徨，罪感等異質性的情感的關注。郭沫若等作家對個人的展現則沿著浪漫主義的道路不斷深入，以更為蓬勃夸張的方式去渲染個人的情感體會。另一方面，部分五四新文學的號召者依舊不忘發(fā)起新文學的政治初衷，對個人主義的詮釋依舊是在政治，社會，群體的大語境之下進行的，陳獨秀等即是如此。

......................

第二章：“無依”的個人——被遮蔽的鄉(xiāng)土

第二節(jié)：“國民性”批判與被遮蔽的鄉(xiāng)土

中國現代文學對所關心的問題多集中在現世的層面，如政治、社會、制度等等，但是這個現世關注又具有濃烈的意識形態(tài)下的想象色彩。面對鄉(xiāng)土、面對國民性問題時，知識分子和作家多采用的姿態(tài)是批判或者啟蒙，很少有知識分子或者作家以平等之關懷去發(fā)現鄉(xiāng)土。鄉(xiāng)土與“國民性”批判的問題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文學史與思想史。晚清至五四的國民性焦慮產生于國家民族滅頂之災的大恐懼中，國民性批判的必要，不是來自中國文化內部的自省，而是迫于西方文化擴張的壓力。

梁啟超把中國的國民的心理習慣歸納為“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六種，并一度接受日本大儒福澤諭吉的觀點，認為中國國民奴性的根源在于儒家的道德教化。劉禾就發(fā)現西方有關國民性的理論，一直刺激著中國作家的國民性焦慮，“愛面子”作為國民的劣根性其實是在史密斯的《中國人的素質》被接收后才廣泛出現的③。自晚清開始，鄉(xiāng)土常常與愚弱的國民、低劣的國民性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充滿批判色彩的標簽式的鄉(xiāng)土想象，而真實的鄉(xiāng)土在文學作品中難以找到。 

“新民”構想可以視為“國民性”批判的一個開始，可以說對于“新民”的理想是在兩個現實壓力的對抗中產生的。這兩個壓迫力量一個是帝國列強的侵略，另一個就是中國封建帝制下積久成病的傳統(tǒng)制度與文化，因此小說對于新民的構想與提刺也多集中在這兩方面。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績上，晚清文壇出現了大量的“譴責小說”，如劉鶚《老殘游記》、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孽�；ā返龋白l責小說”帶有鮮明的改良群制的特色，在批判傳統(tǒng)、抨擊時政的同時抒發(fā)關于啟蒙與救世的理想。作為“新小說”的主體，“譴責小說”主要以表達政治、時事為能事，以“國家”為敘事中心。

另一方面對于烏托邦的想象，也構成了晚清小說中的另一重要部分�！盀跬邪睢笔俏乃噺团d以來，西方人文學者對于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想象，這個想象空間中知識、理性、科學技術被視為人們獲得幸福的工具。但是，“烏托邦”的想象展示的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其中不乏強權色彩，烏托邦想象之下的實踐不僅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反而將人類壓抑在理性與科學之下，永遠無法讓人類抵達幸福②�？涤袨榈摹洞笸瑫凡荒芤暈槲膶W文本，但是它卻代表了晚清以繼烏托邦想象的一種類型——政治烏托邦幻想�？祵F有世界走向完美世界的三個發(fā)展階段比作公羊三世之說:“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在書中他說“據亂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進以大同”③而春暇在《未來世界》中以小說家的眼光全面細致地展開立憲以后國民的文化、教育、婚姻等日常生活敘事，小說將開通民智、提高國民素質確立為未來“新中國”的思想基礎。晚清烏托邦小說的另一類型充滿了科幻色彩，表達了對先進科技的想象與憧憬，這與西方烏托邦想象的傳統(tǒng)相符合。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包含了對于未來科技的烏托邦的想象，但是其本質還是康在《大同書》中對于未來社會政治的想象，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也說《新中國未來記》“最精彩的部分，只是政治的論辯”④。

...........................

第二節(jié)：書寫的“異質空間”——直面鄉(xiāng)土，生死無依

蕭紅創(chuàng)作的《呼蘭河傳》通過書寫展現了在主流話語之外的關于鄉(xiāng)土的“異質空間”，使我們重返了呼蘭河畔的歷史，同時重新看到了彼時真實而悲涼的的鄉(xiāng)土，真實的中國，而脆弱而難存的個人。這一切的實現首先源自于蕭紅作為“脆弱的個人”所保有的平等關懷的寫作姿態(tài)。正如蕭紅自己所說?我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是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憐憫他們，恐怕他們還倒應該憐憫我咧！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予同輩之間�！雹偈捲谧髌分谐尸F了人的卑賤與無助，作為女性，她的創(chuàng)作不僅僅呈現是女性和男權中心的抗衡，也不單純寫抗日救亡的抉擇。她寫這些問題，也是因為這是彼時的個人所遭遇的真實的歷史，雖然她的寫作處處含藏反諷，但那并不是站在啟蒙立場上，單純的對愚夫愚婦批判。

《呼蘭河傳》融合了真實和想象的空間，同現代文人的“感時憂國”不同，這個想象空間不是對于家國勝利的想象，也不是對自由覺醒的想象，而是對于死亡的想象。前者的想象是讓人走向希望的，但是呼蘭河傳中的想象是消極的，令人絕望的，同時也是真實的。在左翼文人的筆下常常僭越地將革命的想象賦予百姓，但是蕭紅《呼蘭河傳》中的想象完全是吾土吾民的，它是作者曾經經歷過的，是悲涼的、滯重的歷史。蕭紅游走于呼蘭河真實的生活與鬼魂的世界中，將呼蘭河鎮(zhèn)子民所承受的生命的悲涼展現了出來。這種悲涼不僅僅是呼蘭的，也是整個中國的鄉(xiāng)土世界都在面對的，甚至于今天人們對存在困惑也同這個古老的壓迫有關。

...........................

第二章：“無依”的個人——被遮蔽的鄉(xiāng)土...........24

第二節(jié)：“國民性”批判與被遮蔽的鄉(xiāng)土.............25

第二節(jié)：書寫的“異質空間”——直面鄉(xiāng)土，生死無依...............28

一、鄉(xiāng)土的無助——死亡的誘惑與無知的輪回...............29

二、鄉(xiāng)土的壓迫：死亡想象和世俗人情交織的文化................31

結語

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上，潮流的更迭已經非常急速，一種潮流還來不及自我完善就被另一種潮流代替，而每一種潮流都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①。表面看是更迭的潮流掩蓋了個體生存的意義，使現代文學缺乏有超越的品格，但是竊認為更深刻的原因則是個人面對群體時的恐懼遏制了進一步的思考。像蕭紅一樣勇健的作家不止一人，但是被文學史記錄下來的寥寥無幾。面對大時代，個人的脆弱，個人的情感已經習慣性的歸從讓位，群體有時候講“新民”的話語，有時候講“個人覺醒”的話語，有時候將“革命文學”的話語，有時候講完全不合情理的話語，比如文革時的狂熱，但是無論話語如何變幻，群體對于個人的誘惑與壓迫始終存在，難以改變，這是造成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一個深層原因。這如同少年要開始獨立卻發(fā)現自幼就沒有關于獨立的教育和培養(yǎng)而對生活感到彷徨。這種困境今天是不是還存在？

“尋根文學”的熱潮過后褒貶不一，很多批評家對于“存根文學”最終抵達的位置不甚滿意，如果說“鄉(xiāng)土”是根的話，某種程度上“尋根文學”并沒有徹底尋到根，它更多的是寫枝條寫葉子，因為尋根依舊是在強烈的個人想象中進行的。只有離開了一種主流構想，以脆弱個人的姿態(tài)直面鄉(xiāng)土，才能真的發(fā)現“根”。

重訪文學史的實踐似乎只有開始而沒有結束，重訪的主體是誰始終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梢哉f每一個研究者批評者在面對文學史的時候，也是一個個體，是脆弱的，是帶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的。很多時候缺陷的并非是文學史，而是自我意識的缺陷。明白這種缺陷而試圖去克服它，應該是個人面對文學史的一種態(tài)度，重訪文學史的時候，作為“脆弱的個人”也重訪了自己的精神之路。在這個意義上第三空間理論所倡導的思維有助于克服個人的意識缺陷。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