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部分簡要回顧了《淮南子》與《呂氏春秋》傳承關系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闡述了本文的選題意義,說明了本文的研究重點、思路、方法以及創(chuàng)新之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淮南子》的淵源研究較前代而言得到了較為系統(tǒng)性的開掘,但就《淮南子》與《呂氏春秋》的傳承關系研究而言,二者之間的親緣關系曾在較長的歷史時期之內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研究現(xiàn)狀表現(xiàn)為個案研究多而傳承研究少,論文論著數(shù)量不多、發(fā)掘力度不夠。因此,本文以專題形式對二書的思想內容與寓言進行比較研究,通過文獻梳理、數(shù)量統(tǒng)計與比較研究方法的運用,考察二者之間的傳承關系。 第一章考察《淮南子》與《呂氏春秋》的思想內容傳承,本文擇天人體系、天人關系與軍事理論三端加以闡釋發(fā)明。 第一節(jié)考察《淮南子》與《呂氏春秋》天人關系問題的傳承關系�！痘茨献印返奶烊岁P系說是對道家及《呂氏春秋》的天人關系說進行吸收與綜合的結果�！秴问洗呵铩芬�“天”作為其哲學體系的最高范疇,認為世間萬物皆出于天,以“天”為萬物運行的根本依歸,并由此提出人法天地。《淮南子》則以“道”為其哲學體系的最高范疇,“天”從屬于“道”,“天”意指大自然以及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天然狀態(tài)�！痘茨献印防^承了《呂氏春秋》“法天地”的基本思想,并將其融入自身的哲學體系,又以“天人同構”與“天人相通”對其進行了完善與補充。在天人相對待的關系中,《淮南子》也繼承了《呂氏春秋》所提出的人具有主動作用以及天人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與雙向互動關系的觀點。 第二節(jié)詳細梳理《十二紀·紀首》與《時則訓》所構建的天人體系�！秴问洗呵铩芬罁�(jù)人“法天地”的主張,首次構建起了一個溝通天、地、人,融合四季五行,涵蓋陰陽氣數(shù)、天象、帝、神、音、律,幾乎無所不包的天人體系�！痘茨献�·時則訓》基本承《十二紀·紀首》而來,也有所變化。從天人體系的條目數(shù)量上看,《時則訓》對《十二紀·紀首》作出了一些補充和豐富,融入了富于漢代特色的神仙服食、房中養(yǎng)生等內容。但對于《十二紀·紀首》所重農事與祭祀之事,《時則訓》則大加刪汰簡化,這是《淮南子》作者所處之時代現(xiàn)實與“旨近”道家的思想傾向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三節(jié)針對二書軍事思想的理論問題進行討論。二書對軍事理論的理論問題的論述都涉及了戰(zhàn)爭起源、戰(zhàn)爭觀�！秴问洗呵铩氛J為戰(zhàn)爭的起源在于人性本惡,《淮南子》對呂書的看法作出了糾正,承認戰(zhàn)爭的發(fā)生與人性本身存在著一定的關聯(lián),但也與物質條件匱乏的客觀因素有關�！秴问洗呵铩返膽�(zhàn)爭觀以“義兵”與“兵不可偃”為核心,《淮南子》亦主“義兵”說但淡化了“兵不可偃”說,主張儉武。 第四節(jié)對二書軍事思想中的實戰(zhàn)問題進行考察。在戰(zhàn)爭的制勝因素這一問題上,《呂氏春秋》指出“義兵”是制勝之本,此外上下同心、地勢、武器、人員素質雖非制勝之本,但為“義兵之助”,亦對戰(zhàn)爭的結果有著重要影響�！痘茨献印吩趯χ苿僖蛩氐姆治鏊悸飞吓c呂書一致,但不再以戰(zhàn)爭性質作為影響戰(zhàn)爭勝負的根本因素,而歸之于國家的政治情況,認為“兵之勝敗本在于政”；同時更加突出上下一心在戰(zhàn)爭制勝中的重要作用,并對其實踐途徑進行了詳細闡發(fā),較呂書更為豐富；對“佐勝之具”的論述與呂書大同小異,從天、地、人三角度進行闡釋,較呂書更為詳贍。在用兵策略上,《淮南子》獨創(chuàng)大于繼承,《呂氏春秋》主速主猝、主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淮南子》則援道入兵,以哲學理論進行兵學推演,主靜而后動,同主出其不意,而不止于攻其無備,還主張出奇制勝。 第二章對《淮南子》與《呂氏春秋》中所見寓言進行比較研究�！痘茨献印冯m為西漢著作,但作為先秦子學的終結與總結之作,其中所保存的寓言較少兩漢寓言勸誡性突出的特色,而更近于先秦諸子寓言。 第一節(jié)對寓言的概念進行界定。在綜合中國古代對寓言的種種定義及西方寓言的定義,將其定義為“一種具有情節(jié)性、虛構性的短篇敘事文體,具有表意的雙層結構,言在此而意在彼”。通過寓言、神話與歷史事件的差別性分析,來具體說明三種文體間的差異,以明確研究對象的范圍。 第二節(jié)對二書中歷史寓言的構成方式進行比較研究。《呂氏春秋》作為較早大量使用歷史寓言作為說理手段的著作,其改造歷史融入己意以用作說理手段已構成了三種較為固定的模式：直接引用；以歷史事件為基礎,稍加剪裁虛構；托言歷史人物�！痘茨献印分械臍v史寓言大體繼承了《呂氏春秋》所創(chuàng)造的三種模式,在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文學加工的過程中,較《淮南子》更豐富圓融,對歷史人物的虛化程度更高、借重意味更淡而文學意味更強。 第三節(jié)對二書歷史寓言的說理指向進行比較研究�！痘茨献印吩诶^承《呂氏春秋》“以史為證”的寓言說理形式的同時,在寓言說理的指向上又發(fā)生了新變�！秴问洗呵铩范嘁栽⒀哉f君道、說朝堂而《淮南子》則以之解道體、說人事,前者對治國之道的需求程度更大而后者對個體生存的重視程度更高,這是二書思想傾向及編撰主持者現(xiàn)實處境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第四節(jié)對二書中非歷史寓言進行比較研究�！秴问洗呵铩返念愋腿宋镌⒀蚤_辟了“楚人”與“齊人”兩個新愚人群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秦國強大、齊楚衰微的社會現(xiàn)實造成了秦人對齊楚的輕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秦人重功利、輕文化的固有觀念而對文化大國齊楚不屑一顧�！痘茨献印穭t從形式上繼承了由《呂氏春秋》所開辟的“楚人”這一愚人群體,但其中所隱含的地域歧視至此已所剩無幾,“楚人”已淡化為單純的愚人符號。 結語部分對全文觀點進行了總結歸納,對全文進行了整體評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以及二書傳承研究中尚未涉及而較有研究價值的研究角度,約略指出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學位授予單位】：山東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4
【分類號】：K2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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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39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