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西方歷史語境中的“東方專制主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53]而這方面，西方的經驗和學說有可借鑒之處。

　　制度建構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精髓和優(yōu)長之處。與其他思想不同，西方自由主義特別強調通過一系列制度、規(guī)則和程序的建構，既保障執(zhí)政者有效使用權力而不濫用權力，同時也保障公民享受權利而不濫用權利。這是因為西方自由主義源自于商業(yè)文明。商業(yè)交換活動特別強調契約精神和對等意識。隨著資產階級這一新興階級的崛起，它更是將自由主義的契約精神和對等意識提升到國家制度層面，用一系列精巧的制度、規(guī)則、程序來保障自由并不被濫用。西方經典自由主義都十分強調只有在法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但是西方自由主義這一精髓長期為中國思想界所忽視。正如胡適所說：“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54]

　　正是基于制度問題是根本性問題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古老的東方自由主義也被大大提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元素之一。

　　首先，自由提升為有選擇和保障的自由。新中國建立后，消滅了剝削制度，農民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從而有了擺脫貧困的可能。特別是國家試圖通過集體化為農民提供一定的保障。但這一過程中形成的公社體制將農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造成了一種低保障下的貧窮。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農民最大的收獲就是自由了，開始從千百年束縛自己的土地上解放出來。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不僅能夠進城，而且可以出國。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橫亙在農民面前的種種制度或非制度限制的壁壘被打破，他們獲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選擇自由和活動空間。正是這種有選擇的自由使億萬農民得以擺脫貧困，進入小康，走向富裕。在農民獲得自由活動空間的過程中，政府還力圖從制度上保障農民的選擇，避免農民在與其他社會群體競爭中陷入失敗和破產的“自由”之中。如對土地自由轉讓的適當限制，當土地難以承擔日常生活保障功能時，政府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

　　其次，自由提升為有制度保護的自由。新中國建立以后，農民成為國家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盡管農民的組織性不高，但他們有了從制度上保護其利益的可能性。特別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依法治國成為基本方針，農民的各種自由提升為受到法律制度保護的平等權利。他們的承包地成為具有物權性質的的財產，并有有獨立生產經營的自主權。他們有直接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自治權，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有所提高，開始自我表達和維護其利益，而不是簡單地受行政權力所支配。

　　再次，自由的隨意性和極端化受到制約。農民的隨意性和極端化是由孤立的小塊土地造成的弱勢力量與強大的政權力量的不平衡格局產生的。隨著農民走出長期賴以生存的“一畝三分地”，進入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不僅開闊了視野，而且形成新的社會規(guī)則，形成新的社會品質。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政府的服務性愈來愈突出。農民的意愿可以通過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來得到反映和體現(xiàn)，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日益融為一體。這有利于化解農民的極端化政治思維和阻止放縱性的政治行為。如21世紀初，中國廢除了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農業(yè)稅。這其中包括農民對沉重負擔的消極抵制，棄田從耕，也有農民積極的“依法抗爭”。而執(zhí)政黨適應農業(yè)生產的需要和農民的期待，最后主動廢除農業(yè)稅，從而緩解了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系。因為沉重的農業(yè)稅賦正是歷史以來農民鋌而走險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四，自由與秩序走向平衡。放任主義的自由必然導致以強凌弱、兩極分化和以暴易暴。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力圖建立一種能夠保障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控制相一致的新秩序，以改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生態(tài)。期間有一段時間的不平衡狀態(tài)，如人民公社時期對農民自由的限制較多。因此改革開放以后十分強調農民和基層社會的自主權。改革開放以來，西方自由主義學說進入中國，但許多人只是從自由放任傳統(tǒng)來理解這一學說，從而出現(xiàn)放任主義的傾向。鄧小平以深邃的歷史眼光注意到這一狀況，他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注意尋求自由與秩序的平衡。正如著名美國學者傅高義所說：“重新定義和管理自由的邊界。也許鄧小平當初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設定自由的邊界，既可以滿足知識分子和公眾的要求，同時又保證領導者能夠維持公共秩序�！盵55]因此，執(zhí)政黨并沒有簡單的照搬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西方自由主義學說，而是努力建構一種符合國情和歷史傳統(tǒng)的有中國特色的自由體系。這種自由體系拋棄了扼殺人的個性自由的秩序至上主義，但又承繼了以秩序維護自由，在群體中獲得個體自由的傳統(tǒng)，從而努力尋求自由與秩序的平衡。如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強調最大限度激發(fā)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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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參見常保國：《西方歷史語境中的“東方專制主義”》，《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78-279頁。

　　[③]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3頁。

　　[④]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77頁。

　　[⑤]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

　　[⑥]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⑦] “沖擊-回應”是一種分析框架。在這種框架看來，近世中國的變化主要是對西方國家沖擊的一種回應。中國處于一種被動狀態(tài)，缺乏自我變革的能力。這一分析框架長期成為“漢學”研究的主流。

　　[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頁。

　　[⑨] 參見俞良早：《馬克思主義東方學》，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該書對馬克思主義的東方理論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

　　[⑩]參見常保國：《西方歷史語境中的“東方專制主義”》，《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5期。

　　[11] 《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12] 張鳳陽等：《政治哲學關系詞》，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頁。

　　[13] [美]弗里德利希：《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讀書·生活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3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4頁。

　　[16]林毅夫：《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文化復興》，《光明日報》2011年11月14日。

　　[17]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18] 林毅夫：《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文化復興》，《光明日報》2011年11月14日。

　　[19]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100、119頁。

　　[20] [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5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7頁。

　　[22]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5頁。

　　[23] 《青波雜志》11。

　　[24] 《西園聞見錄》15，《不�！�。轉引自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119頁。

　　[25]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26] 《呂氏春秋集釋·士容論·上農》。

　　[27] [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15頁。

　　[28]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5頁。

　　[29]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30]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31]《荀子·富國》。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頁。

　　[33]孫中山：《三民主義》，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89頁。

　　[34][美]卡爾·A。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22頁。

　　[35]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頁。

　　[36]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

　　[37]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38] [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頁。

　　[39]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120頁。

　　[40]參見徐勇：《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chuàng)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zhàn)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66頁。

　　[4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77-678頁。

　　[4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3頁。

　　[44] 20世紀60年代初，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主持中央經濟工作期間，為了克服“大躍進”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困難，提出了較為符合實際的經濟管理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適度放寬國家對經濟工作的統(tǒng)制。在具體政策上，主張在農村擴大自留地、發(fā)展集市貿易自由市場、主張工商企業(yè)自負盈虧，以及農業(yè)包產到戶等政策。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簡稱“三自一包”。這實際上是鄧小平理論的最原始思想。

　　[45]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頁。

　　[46]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頁。

　　[47]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頁。

　　[48] 《十六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

　　[49] 本書編寫組：《十七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學習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50] 參見徐勇：《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chuàng)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zhàn)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51]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頁。

　　[52]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

　　[53]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頁。

　　[54] 胡適：《自由主義》，1948年9月4日。

　　[55] 傅高義：《鄧小平的遺產》，《南風窗》2012年第1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崛起，引起西方人士的驚呼，認為這是“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戰(zhàn)”。這一挑戰(zhàn)不僅在于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fā)展的事實，更在于長達三百年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范式的危機。因為，根據(jù)西方理論認為，自由是發(fā)展的基礎。在西方學者看來，西方的發(fā)展來自于其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國則是典型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而專制主義是壓抑人性、壓制經濟自由發(fā)展的。有人因此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歸之于外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引進。但是，西方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中后期，且沒有任何證據(jù)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依據(jù)和動力源泉是西方自由主義學說。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是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的認可。而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性則是中國千百年來歷史形成的。由此就需要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和制度底色，這就是東方自由主義。在中國文明的歷史長河里，流淌著生生不息的自由泉源，并不時翻卷起層層激浪。只是這一泉源長期被高高矗立的上層外殼所掩蓋。改革開放極大釋放了潛藏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自由活力，并促成了中國崛起。從理論上發(fā)掘被長期遮蔽的東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來自于正在崛起的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一、被定格的東方專制主義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依據(jù)并受制于其內在的要素。那些具有支配性和基礎性的要素，構成社會發(fā)展的思想源流和制度底色。但是，人們對社會的認識是持續(xù)不斷的過程，并受其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制約。中國是一個農耕文明古國，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是基于土地和經驗，在相當長時間內，只有“天下觀”，而沒有不同文明和國家構成的“世界觀”。西方具有商業(yè)文明傳統(tǒng)，其認識不限于所生存的土地，很早就具有跨文明和跨國家的特點。因此，西方思想界比較早的具有“世界歷史”的眼光。也正因為如此，對世界的描述和定位更早來自于西方。特別是西方長期以來有一個專事生產知識的學者群體。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建構著知識體系，并形成話語優(yōu)勢，甚至話語“霸權”�？梢哉f，世界歷史圖景是西方人繪制和建構的，并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其中，東方專制主義便是西方學者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的歷史定格，從而將東方專制主義視之為東方中國社會的唯一的思想源流和制度底色。

　　專制是與民主政體相對立的概念，指一個人或少數(shù)幾個人獨裁的政權組織形式，體現(xiàn)在帝位終身制和皇位世襲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個人的專斷獨裁，集國家最高權力于一身，從決策到行使軍政財政大權都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專制主義則是對專制制度的理論概括。作為一種學說，專制主義最早出于西方，且不同歷史時期的認識及適用范圍都有所不同。特別是西方學者長期將專制主義用于概括和描述東方政治社會。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專制”特指東方國家君主一人對所有臣民實行的主人對奴隸式的政治統(tǒng)治。其根源在于東方人的奴性。他因此種下了“西方是自由的，東方是專制的”種子。[①]但是，當時亞里士多德眼中的西方主要指希臘，東方主要指接近于希臘的波斯。他主要是從政體分類的角度論及的。東方專制是一個相對希臘自由人政體而言的。由于西方的思想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更被之為精神權威，因此他的“東方專制理論”對后世西方思想界有很大影響。

　　西方進入近代世界時，地處異域的東方世界成為知識分子的研究對象，東方專制社會更是成為一個熱門論題。孟德斯鳩將西方理論傳統(tǒng)中的“東方專制”思想傾向發(fā)揮到極致，提出了“亞洲的奴役”和“歐洲的自由”的二元認識框架。他認為，亞洲的廣大平原和適合于耕種的土壤及其相應的農民社會，適合于建立龐大的專制國家。歐洲恰恰相反，領土狹小和商業(yè)民族容易產生自由精神�！耙环N奴隸的思想統(tǒng)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在那個地方的一切歷史里，是連一段表現(xiàn)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極端的奴役而外，我們將永遠看不見任何其他東西�！盵②]他對東方專制社會持批判態(tài)度，將專制等同于極權和奴役，從而加以否定。絕對服從、恐怖統(tǒng)治、隨意性和專斷性是專制國家的重要特征。

　　十七、八世紀是西方精神領域異�；钴S的時期，也是“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發(fā)展的“節(jié)點”�！肮�(jié)點”之一是隨著新興的資產階級力量的崛起，作為一種主張和理念的“主義”開始出現(xiàn)�！爸髁x”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如果說物質生產者生產的是物質形態(tài)的世界，那么，精神生產者生產的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世界�！爸髁x”既是知識生產者對客觀世界的描述，同時又是一種超越客觀世界的理想主張�！爸髁x”的出現(xiàn)是世界思想發(fā)展歷史的轉折點。至此，思想開始具有獨立性，引導客觀世界的發(fā)展，并規(guī)制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皷|方專制”作為一種“主義”而形成“東方專制主義”的認識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1758年，“東方專制主義”這一名詞出現(xiàn)在愛爾維修的《精神論》一書中，此后擴展開來�！肮�(jié)點”之二是伴隨新興的生產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崛起，自由、平等、人權等現(xiàn)代性理念成為思想主流，并形成自由主義學說體系。在具有現(xiàn)代性的自由主義看來，違背自由的專制主義是落后的、停滯的，因此也是要否定的�！皷|方專制主義”因此成為一個具有否定性的概念。

　　黑格爾是精神生產的大師。他認為世界歷史是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皷|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一個”是自由的;希臘和羅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體”是自由的。所以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的第一種形式是專制政體;第二種是民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第三種是君主政體�！盵③]更重要的是，黑格爾使用“專制主義”的概念來描述東方，特別是中國。他說：“中國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沒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專制主義�！盵④]

　　韋伯是現(xiàn)代社會科學大師，并長于東西方不同體制和文化的歷史比較。他撰寫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古代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多部著作，在一些具體問題分析方面很有見地。但從總體上看，他將東方社會視為專制的、奴役的、停滯的，只有自由的西方才創(chuàng)造了主動進取、勤奮克儉的個人主義精神，從而產生了現(xiàn)代性的資本主義。

　　在19世紀以前，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還主要流行于思想領域。進入20世紀以后，東方專制主義進一步理論化、系統(tǒng)化并擴展到社會。集大成者是德國學者魏特夫。他于1957年出版了《東方專制主義》一書。該書不僅直接以《東方專制主義》命名，而且內容繁雜，從篇幅看可以說是一部巨著。其理論基礎是“治水社會”，認為大型水利建設和管理必然導致專制主義。在強大的專制政體下，人民沒有自由，只有“恐怖”、“屈從”和“孤獨”。只要治水社會不變，專制主義就會永遠存在。他是以嚴厲批判和否定態(tài)度看待東方專制主義的。他視野的“東方”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東方”，而且是非西方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下的“東方”。

　　從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看，其基本思想包括：專制主義作為一種政體，具有非自由性、強制性、奴役性和專斷性;正因為專制主義壓制人的自由天性，因此專制主義社會具有內在的停滯性，只有空間而沒有時間(黑格爾)，而要打破這一停滯性只有借助于外力。

　　理論和學說是對事實的概括。反過來，歷史事實也只有通過概念化的理論和學說才能加以提煉和概括。應該說，西方學者運用“東方專制主義”的概念來描述非西方的東方社會，一定程度揭示了東方社會的特點，也有一定認知價值。但東方專制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其認知限度是顯而易見的，其歷史和政治偏見更十分明顯，用意也非常復雜�！皷|方專制主義”既是對事實的概括，更是對事實的建構。

　　首先是認同產生偏見。人們在認識世界時，很容易從自我出發(fā)，特別是當面臨有“他者”的世界時，更多是從“我者”的立場出發(fā)去描述世界，因此不可避免地有傾向性。正如中國曾經有過“中國中心主義”一樣，西方歐洲自然也有“歐洲中心主義”。亞里士多德對東方專制社會的描述便得到希臘學者的普遍認同。孟德斯鳩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恐怖描述，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當時法國絕對專制主義的間接否定，以此建立新的民主政治認同。黑格爾貶抑東方專制主義，但推崇的則是君主政體。這與他對自由的政治認同明確相關。

　　其次是無知產生偏見。盡管西方商業(yè)文明和宗教文明傳統(tǒng)，使得西方學者能夠較早地認識和了解有他國文明存在的世界，建立起“世界觀”。但是這種“世界觀”的建立更多的是“想象中的世界”或者“表象的世界”。他們當時了解世界的渠道主要是通過游記、傳說等方式�？梢哉f，提出“東方專制主義”學說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到過他們所謂的東方，更不可能深入了解東方社會。他們接觸到的是東方國家的上層建筑部分，而對上層建筑之下的經濟社會基礎缺乏了解。知識的限度制約了他們去了解和認識一個真實、客觀的東方世界。正如費正清所說：在東方，“歐洲游客所看到的是貧苦的老百姓和豪富專制的統(tǒng)治者，后者聲稱他們擁有所屬的土地和各族人民。于是歐洲作家就創(chuàng)造出一個‘東方式社會’的形象來，而這個形象，正如勞倫斯·克拉德所說的，‘只存在于這些思想家的心目之中，其他地方根本沒有，’”。[⑤]

　　再次是解釋產生偏見。由于對東方世界的了解程度不夠，西方學者更多的是通過解釋來建構東方專制主義理論，且解釋很難使人信服。如亞里士多德從人性的角度分析東方專制社會的產生，認為東方人天生具有奴性。孟德斯鳩從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的角度解釋東方專制社會。黑格爾從絕對精神的角度論述東方專制主義。魏特夫則將東方專制主義歸結為治水社會。這些解釋都經不起進一步的追問。從實證的角度看，完全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加以反證。而東方專制主義論者將形成某種政體的原因視之為一種必然性，從而將其絕對化。

　　第四是傲慢產生偏見。理論和學說是一種話語權。這種權力與其他權力一樣，也會隨著實體地位的提升而膨脹。應該說，早期西方學者對東方專制社會的描述更多的還是一種客觀性認識，是知識性的概念，而沒有太多的價值偏好的因素。但是，隨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興起，特別是根據(jù)這一理論建構的實體世界地位的提升，西方文明的優(yōu)越性油然而生，與此相伴隨的是西方文明的傲慢，認為人類都應該以西方世界為模式加以改造，因此對與西方不同的東方專制社會極盡貶抑。如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問世，就受到西方世界的熱捧。這與該書對蘇聯(lián)模式“極權主義”恐怖景象的描述有關。連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這樣的“中國通”也借用“東方式的”社會的概念來描述早期中國。[⑥]他建構的著名的“沖擊-回應”分析范式，也受其影響。[⑦]

　　應該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論述過東方專制制度。他們認為東方社會不同于西歐，一是生產資料國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二是政治上的專制制度。與其他人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生產方式的角度來論述東方專制制度的，專制制度是由地理、氣候等多因素影響下的生產方式決定的，自然也不會一成不變。停滯性并不是東方社會特有，而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共同社會現(xiàn)象。他們既對專制制度造成的人的壓抑和社會停滯持批判態(tài)度，同時對在這一制度壓制下的人持同情態(tài)度，更認為東方社會也有可能在汲取人類文明成果基礎上超越資本主義痛苦進入更高類型的社會。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東方社會的論述大大超越了西方固有的偏見。但是，由于歷史條件所限，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東方社會的了解也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間接的，甚至是失實的材料。特別是他所論述的東方社會主要是俄國和印度，專制主義與這兩個國家的農村公社(村社)基礎密切相關。恩格斯認為：“各個公社相互間這種完全隔絕的狀態(tài)，在全國造成雖然相同但絕非共同的利益，這就是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礎。從印度到俄國，凡是這種社會形式占優(yōu)勢的地方，它總是產生這種專制制度，總是在這種專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補充�！盵⑧]其實，東方社會的國家狀況很不一樣。特別是處于表象政治體制之下的基礎性社會結構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如同時處于東方世界的中國，就與俄國和印度大不相同。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東方世界的不同的經濟社會基礎卻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也就難以建立一種全新的認識框架。[⑨]

　　總體上看，在數(shù)千年西方思想界的描述下，“東方專制主義”已成為東方世界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圖景”。正如常保國先生所說：“在西方人的潛意識當中，專制就是屬于東方的，自己卻是自由的�！盵⑩]西方因為自由而獲得了世界，東方因為奴役而造成了停滯，因此需要西方解救東方。這一“千古傳奇”和“歷史定論”只有到了21世紀才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在一個因所謂東方專制主義而停滯不前的傳統(tǒng)國度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何以迅速崛起，并正在走向、獲得和引領世界?這是當今東西方學術界都需要回答的問題。問題的答案之一就在于在中國還長期潛藏著一個重要傳統(tǒng)，這就是東方自由主義。只是這一傳統(tǒng)被長期遮蔽了!

　　

　　二、被遮蔽的東方自由主義

　　

　　作為主義，有兩種理解：一是對事實狀態(tài)的概括和描述，具有解釋性和描述性;一是對理想狀態(tài)的追求和向往，具有建構性和愿景性。西方學者運用東方專制主義來描述他們認識的東方社會。與此相應，我們同樣也要從描述的角度來闡述東方自由主義。否則我們就會掉進“東方無自由”的現(xiàn)代性自由主義的陷阱。因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幾乎都是近代以來產生的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論述自由主義，并由此得出“東方無自由”結論的。

　　其實，自由是一個歷史的、相對性的概念。在古代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自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約束。如“汝豈得自由”。[11]自主與自由是相同的含義。根據(jù)張鳳陽的考察，在漢語解釋中，“自”指“自我”，“由”指“順隨”。順隨自己的意志，自我決斷、自主行動，即為自由。[12]自由是在社會關系中實現(xiàn)的。通過否定性的角度更能明了自由的含義。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集大成者哈耶克有一句經典的名言：“自由的反面是奴役”。自由是一種生存狀態(tài)，在此狀態(tài)下，“一些人對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強制，在社會中被減至最小可能之限度�！盵13]無論中外，早期自由都是相對于人身依附和奴役關系而言的。在古希臘，不同于奴隸的人稱之為“自由民”，其最大特點就是享有人身自由。這是自由主義的根基。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自由的含義才愈益豐富。簡言之，自由主義是對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一種概括和向往。

　　一切生存和思想狀態(tài)都需要從特定的生產方式尋求其根源。在告別原始社會的過程中，人類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分別出現(xiàn)了三種文明形態(tài)，即游牧文明、商業(yè)文明和農業(yè)文明。游牧文明社會剛從原始部落社會脫胎而來，惡劣的環(huán)境更需要部落整體的相互依賴，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較少。商業(yè)文明以交換為手段，人處于不斷的流動狀態(tài)，因此更多的具有人身獨立和自主性。這是古希臘最早出現(xiàn)“自由民”及其自由思想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源泉。近代西方商業(yè)文明崛起后的一個重要口號就是“文藝復興”，即對古希臘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發(fā)掘�？梢哉f，西方自由主義的根基是西方商業(yè)文明傳統(tǒng)。商業(yè)文明要求人身自由、財產權以其相應的公民權。如果從人的主體性看，西方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商人自由主義。

　　從世界范圍看，中國是農業(yè)文明最為發(fā)達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得以使中華文明長期延續(xù)。因為與游牧、商業(yè)相比，農業(yè)生產收獲相對穩(wěn)定，并能不斷重復再生產。而支撐農業(yè)文明的主體是農民。在工業(yè)革命崛起之前，中國農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農民比較，最大的特點是“自由”。

　　馬克思從主體性和自由的角度將人的發(fā)展劃分為三大歷史形態(tài)：“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fā)生的) ，是最初的社會形態(tài)，在這種形態(tài)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fā)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tài)，在這種形態(tài)下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chuàng)造條件�！盵14]“人的依賴關系”屬于前資本主義時期。我們可以以此為座標來考察東西方的自由形態(tài)。

　　在古代農業(yè)社會，西歐盛行的是莊園制和農奴制(在古英語中Peasant可作動詞用，意為“附庸、奴役”)。 農奴(serf)一詞源自羅馬人對奴隸的稱呼——servus，是人身屬于主人的農業(yè)勞動者，社會地位低下，受到封建莊園主的奴役。農奴是不自由人，人身屬于主人，且世代相傳。其耕種的土地屬于主人，土地不得買賣。農奴對封建莊園及其莊園主有高度的人身依附關系，相互之間具有完全不對等的法律關系。地理上屬于東方的俄國實行的是村社制和農奴制，印度實行的是村社制和種姓制。這兩種制度均與莊園制和農奴制有共同之處。因此，在古代世界，大多數(shù)國家的農民還停留在對自然和群體的高度依賴之中。

　　而中國自告別原始社會，幾乎沒有經歷過奴隸制時代。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使農民成為獨立的生產經營主體。自由的個體家戶農民更是一種久遠的理想形態(tài)。唐堯時的古歌謠《擊壤歌》描述道：“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秦始皇的偉大功績不在于修建萬里長城，而在于形成了一個能夠不斷再生產億萬自由家戶小農的制度。與農奴相比，中國的農民屬于自由小農。其特點表現(xiàn)為：

　　其一，人身自由。人的自由首先表現(xiàn)為人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支配。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期間實行軍功地主制，弱化人身依附關系，家戶成為主要生產單位�！白郧厥蓟式y(tǒng)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15]政府為獲取稅賦，編制戶口，使所有人都成為同一的“編戶齊民”，無論是地主，還是農民，都是國家的子民。在國家共同體內，“士農工商”，農民與其他人一樣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村莊共同體和日常生活之中，農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具有自主性。即使是租佃地主土地的佃農，與地主的關系也屬于交換關系，地主只能根據(jù)契約獲得收租，而不得占有佃農的人身�！暗刂鳌钡暮x很清楚，只是“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地主只擁有經濟權力。作為農民主體的自耕農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更強。而西歐封建農奴社會則不同�！邦I主”不僅是“地”的主人，還是“人”的主人。領主除了擁有經濟權力以外，還擁有政治權力和司法權力;不僅終生和世代占有土地，而且終生和世代占有農奴。由此建立起農奴對領主的高度人身依附關系。

　　其二，經濟自主。人的自由體現(xiàn)在社會關系之中，并以經濟自主為基礎。經濟自主可以說是東方中國農民自由主義的核心部分。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關系根源于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我們可以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的自主性。從生產資料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是自由的�！懊竦觅I賣土地”。“中國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時期，土地屬于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盵16]在費正清看來：“中世紀的農奴是束縛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離開也不能出賣土地，而中國農民則無論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可自由出賣或購進土地”。[17]土地不僅可買賣，還可繼承、轉讓。除了土地以外，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農，生產工具都是自己的。他們可以憑借生產工具獨立從事勞動。因此，從生產過程看，農民獨立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很少，甚至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監(jiān)督和強制。這與依靠外部力量監(jiān)督的奴隸制勞動完全不同。從生產產品看，農民有獲得和支配自己產品的自由。中世紀西歐實行勞動地租，古代中國則以產品地租為主。貨幣地租的出現(xiàn)則進一步弱化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依賴關系。除了地租和稅賦外，農民完全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并可以以自己的產品對外進行自由交換。因此，中國農村社會又是一個集市社會，一個個集市相嵌在大小不一的農業(yè)村莊中。在生產力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古代中國的農民不僅可以自由活動，而且可以自由流動。在中世紀的歐洲，“農民是半農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極少數(shù)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盵18]正如著名經濟史學家胡如雷先生所指出的：“西方的農奴是終生被束縛在領主領地上的，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合法地離開領地;中國的佃農雖然長期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但這種束縛卻不是終生的，在一定條件下，佃農可以改佃，地主也可以撤佃�！薄爸袊柁r基本上沒有終生束縛在某個地主的固定田莊之中，比西方終生固定于某一莊園的農奴有較多的人身自由�！盵19]不僅如此，農民還可以離開家鄉(xiāng)，進入城市務工，只要有機會。

　　其三，社會自治。人生活在群體社會里。群體社會的自治性反映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活動領域。在小農經濟基礎上，農村社會按照鄉(xiāng)土規(guī)則運行，實行鄉(xiāng)村社會自治�！凹沂隆�、“村事”和“鄉(xiāng)事”主要依靠家長、家族和鄉(xiāng)紳自我管理。政府管理未能進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管理之中。由此發(fā)育出一個介于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鄉(xiāng)紳這一中間階層。鄉(xiāng)村社會成員從社會自治中獲得自由活動的空間。正如韋伯所說，在中國，“‘城市’是沒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鄉(xiāng)村’則是沒有品官的自治區(qū)!”[20]在中國的鄉(xiāng)村，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二元分離，地主不能憑借經濟權力為所欲為，反而得借助家族社會力量共同治理村莊。村民在社會地位上是平等的，地主沒有治理上的特權。而在中世紀的西歐，由于領主在領地內的“特恩權”，即征稅權、司法權和軍事權，是毫無限制的統(tǒng)治者，因此以“棍子和鞭子統(tǒng)治著農村�！盵21]自治性的鄉(xiāng)村莊園實際上是領主統(tǒng)治的“土圍子”，沒有自由可言。

　　其四，思想自在。人是有思想意識的。思想自由表現(xiàn)為不同思想意識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中國農民以土為生，具有實踐和效用理性。他們有神鬼意識、信仰觀念，但其思想意識具有極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處于無拘無束的自在狀態(tài)。不同的思想、觀念、信仰、意識可以相互并存，相互包容，甚至集于一人之身。在中國，沒有歐洲、西亞、南亞那樣的宗教極端意識，也沒有因為信仰而導致的戰(zhàn)爭。各種基于日常生活的民間文化異�；钴S，并與官方文化相對獨立。

　　其五，政治自力。政治自由反映個人與政府的關系。中國農民的政治自由表現(xiàn)為依靠自我和自然成長的力量的自力狀態(tài)。一是消極的行動自由，希望政府不要過多干預和介入農民的生活�！凹{完糧，自在王”。理想的政府行為是“無為而治”。因為政府的積極作為往往是建立在沉重的農民負擔基礎上的。農民也不愿意與官府打交道，具有“無訟”意識。因為政府判案往往是各打三十大板，不僅難以分辨是非，更重要的是破壞了親情和鄉(xiāng)親關系。二是積極的行動自由。與印度種姓制不同，中國農民沒有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的限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農民有盡已之力反抗暴政的合法性，即“替天行道”、“官逼民反”，要求“均田地，等貴賤”�！爸袊鴼v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zhàn)爭的規(guī)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22]

　　因此，與中世紀西歐的“城里空氣使人自由”不同，古代中國是“地里空氣使人自由”。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產生于城市商業(yè)社會，那么，東方中國的自由主義則產生于鄉(xiāng)村農業(yè)社會;西方自由主義是商人自由主義，那么，東方中國的自由主義則是農民自由主義。所謂東方自由主義，是在東方中國自由小農經濟社會基礎上產生的農民的自由狀態(tài)和追求。其核心要素就是自主性和積極性。自主性是前提，積極性是結果。只有自主的人才有來自人自身內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因此，農民的自由狀態(tài)和追求，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是創(chuàng)造了農業(yè)文明奇跡。世界文明發(fā)源地都來自于農業(yè)文明，唯一保存并傳承下來的是中國。中國創(chuàng)造了世界獨一無二的農業(yè)文明奇跡。這一奇跡的創(chuàng)造者正是廣大農民。農民得以創(chuàng)造出文明奇跡便在于處于自由狀態(tài)的他們有較高的生產積極性。不可否認，在古代中國也存在著剝削，且剝削率較高，使農民不得不通過高強度的勞動來維持生存;另一方面，自由的經濟社會關系，又使農民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多一點的收獲，從而自我改善生活狀況，甚至人生命運。土地的自由買賣可以打破僵化的土地特權關系，使一部分人有上升的機會�！坝刑锓綖楦�，蓋‘�！謴奶��！盵23]“先世佃仆，今以富強。”[24]生產過程完全由農民自我完成，根本沒有偷懶的可能。因為產品的自我占有使偷懶成為對自己的犯罪。而“佃戶一般能訂立固定租金的長期合同，這就能促進他們的事業(yè)心并提高生產率�！盵25]由此就錘煉出中國農民特有的勤勞品質：“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盵26]中國農民的勤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連孟德斯鳩也承認中國人的勤勞精神。韋伯更是對中國人的勤勞給予極高評價，他說：“中國人的勤奮與勞動能力一直被認為無與倫比�！盵27]但他們并沒有深度揭示中國人為何勤勞的原因。這是因為中國農民的勞動是為了自己的勞動，是為了自己能夠過上自己理想的生活。哪怕這種理想現(xiàn)在看起來是多么的低級。農民勞有所獲的自由勞動與勞無所獲的農奴式勞動完全不能同日而語。自由勞動與奴役勞動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勞動在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也可以使自己的命運有所改善，哪怕是稍許的改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tài)說明，只有自給，努力勞動才能自足;相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是可以自足，不斷刺激著農民努力自給。由此也才有了自覺自愿的刻苦耐勞，才有了勞動無限投入的精耕細作，才有了滿足自我需要的耕織結合。這正是中國得以創(chuàng)造農業(yè)文明奇跡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是推動著歷史的進步。中國古代農業(yè)社會并不是完全處于停滯狀態(tài)，只是相對于工業(yè)文明的跨越發(fā)展來講較為緩慢而已。不可否認，中國農民在專制壓迫下的沉重賦役是世界上最為深重的之一。他們除了要受到經濟剝削以外，還要受到超經濟強制。但是，自由、自主、自在和自足的生活始終是農民的夢想。當他們的理想狀態(tài)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時，他們并不是完全屈服于命運的擺布，而是奮起反抗，從而迫使統(tǒng)治者讓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改變土地占有關系，“均分土地”，由此或多或少地推動著社會的進步�！耙驗槊恳淮屋^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zhàn)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盵28]為此，費正清認為：“近代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紀毫無變化的世界早期帝國的殘存實例。事實恰恰相反�！盵29]而中國的變化動力來自于自身內部，特別是作為財富創(chuàng)造者的農民。否則就無法解釋在西方還未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何以有世界最為持久和燦爛的農業(yè)文明了!

　　那么，為什么東方自由主義長期被歷史所遮蔽，不為人所重視，甚至不為人所知?在西方流傳已久的是東方專制主義，即使在中國，也無人論及本土之上的自由主義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中國特有的上下雙層社會結構所影響。中國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的社會結構呈上下雙層結構。如果說上層政治是專制主義，那么下層社會則是自由主義。在西方學者眼里所看到的是矗立于下層經濟社會基礎之上的統(tǒng)治政體及其專制主義，沒有也很難了解和關注上層統(tǒng)治政體之下的下層農民社會及其隱藏之中的農民自由主義。而到過中國內地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對中國的認識就更為準確。他說：“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中為數(shù)極多從事農業(yè)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林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jù)原有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zhèn)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薄爸袊匀皇莻�農民的國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上�！盵30]這兩部分人有不同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但是，任何一種思想都要經過知識分子的加工、提煉并上升為理論體系。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處于上層。其思想體系總體是為上層統(tǒng)治服務的，對下層農民社會的思想并沒有加以關注，更沒有整理、加工和提煉。即使是有一些知識分子有對自由的追求，但與農民大眾的生活相隔離。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有東方自由主義的意蘊，但主要還是一種以統(tǒng)治者為主體的治國之道，而不是以民眾為主體的思想訴求。連胡適這樣的現(xiàn)代自由主義大家也沒有注意到深藏于古代下層農民社會中的自由主義形態(tài)，從而建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連接。因此，以胡適為代表的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始終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泉，從而只是飄浮于社會上層，未能進入下層民間社會之中。

　　其二是中國農民自由主義屬于日常生活形態(tài)及其意識。農民自由主義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呈現(xiàn)為原始的粗陋的生活狀態(tài)，而沒有精加工，進入經典文獻之中并為他人所知，為后人所學。西方學者根本不可能接觸農民日常生活，他們主要依靠文獻了解中國，所接觸到的經典文獻中并沒有自由主義的點滴記錄，相反大量的是為專制主義論證的學說。而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依附于官府。他們中的許多人盡管出自農家，但嚴格的國家考試使他們埋頭于經典文獻中，并沒有實際感受和體驗農民的生活。而農民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生活形態(tài)的自由主義，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才能領悟其實質和精妙之處。正因為如此，只有那些在官場失意的文人才想到歸隱田野，在回歸自然中尋求一份城市上層社會難得的自由和恬淡。但是，這些失意的文人只是將田野作為一種對現(xiàn)實上層政治的逃避，始終未能去發(fā)現(xiàn)和挖掘農民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并將其提煉為理論形態(tài)，使之成為和進入文獻經典。孟德斯鳩因此得出“連一段表現(xiàn)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的”的結論。

　　其三是中國農民自由主義具有自然法的特性。古代農業(yè)經濟屬于自然經濟。人受制于自然并為自然所限。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獨立生產、自主經營、自由交換，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受他人支配的自由經濟。正是這種自由經濟蘊含著自由主義精神。只是在農民眼中，這種自由來自于自然，是“天理”所然，而不是人為所構。農民是沒有自由意識的自由主義者。而自由如同空氣，只有在失去時才感受其存在和可貴。因此，農民及其他們的代表不可能建構起一套系統(tǒng)的學說，將其追求和向往理論性、系統(tǒng)化，并提升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tài)。他們在反抗暴政統(tǒng)治時的理論是“替天行道”，因為暴政“天理難容”，至于“天”和“天理”是何物，并沒有明確的理論定義。這也屬于許多西方人不可理喻的所謂“東方神秘主義”。至于追求“道”的中國文人，從未思考過“變天”，自然也不會“尋道”，從本土社會中提煉精神學說，將自然的自由主義加工成理論形態(tài)的自由主義。因此，東方中國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農民式的“草根自由”。這種自由是一種不言自明的自然狀態(tài)。

　　其四，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建構社會秩序。任何一種學說都是專門從事知識生產的人創(chuàng)造的。在西方，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能夠成為一種系統(tǒng)的學說，主要在于有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而在東方中國，自由主義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但這種狀態(tài)并不是自然的和諧狀態(tài)。因為，中國的自由農業(yè)社會同時充滿著沖突根由。不僅家族內部有男女之別、上下之分，家庭之間也會經常因為地、水、林、房、路等原因產生“邊界”糾紛。既然自由是一種不言自明的自然狀態(tài)但又伴隨著沖突，那么，文人的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在自然自由狀態(tài)下的社會建構秩序，以達到社會和諧�！叭酥荒軣o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盵31]建構以“名分”順序為核心的秩序成為中國思想經典的主要內容。無論儒家、法家，還是道家，都是一種秩序主義思想。而種思想恰恰是為專制主義所利用的思想資源。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東方自由主義長期被遮蔽，不為人知，也未進入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但是，被遮蔽并不意味著不存在。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為什么在強大的專制主義政體之下能夠存在或者潛藏著一股強大的自由主義源流呢?

　　早期西方學者將東方專制主義作為對東方社會的唯一概括，在于他們沒有辦法了解東方中國社會的復雜性。進入20世紀以后，西方學者又是從現(xiàn)代國家無所不能的專制全能政體來理解東方社會的。這其中遺漏了一個重要且是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這就是國家統(tǒng)治能力。

　　不可否認，中國自秦始皇建立了強大的帝國專制政權。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輻員遼闊、人口眾多，特別是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度里，專制統(tǒng)治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更不可能深入滲透和支配農民的日常生活。這就使得在表象的國家政權統(tǒng)治之下，留下一個個村落自治的空間和一塊塊農民自由耕作的土地。國家統(tǒng)治的專制主義與農民社會的自由主義恰恰是相輔相成的。這正是西方學者有意無意所忽略的要害問題。我們可以以東方專制主義思想集大成者――魏特夫的觀點為例。

　　在魏特夫看來，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水利社會”，由于水利工程巨大，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管理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巨大的水利工程。但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源恰恰在于自由小農經濟的分散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lián)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zhí)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盵32]為保證征調民力，國家不斷弱化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保持其“自由民”狀態(tài)。

　　魏特夫認為，正是因為治水社會的高度集中性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只要治水社會不改變，專制主義就不會變。不可否認，專制主義政體對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確有成效。但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并不是一種生活常態(tài)，往往只是在水患成災時才注重修建。對于作為常態(tài)的小農經濟日常生活，國家并不介入，也不可能干預。正因為如此才有“皇權止于縣政”。孫中山說：“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系很小。人民對于皇帝只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有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余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盵33]這也就意味著，在農民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是專制主義所支配和控制。在這方面，就連魏特夫本人也不否認，即使是所謂治水社會里“仍然存在著真正的自由因素”。雖然他強調這種自由因素是“和政治無關的自由”[34]。但是，日常生活自由不能不說也是一種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比現(xiàn)代國家無所不在的強監(jiān)控下的“政治自由”更為真實。

　　在魏特夫看來，權力集中的君主制造成土地等生產資料完全歸皇帝所有，不可能有真正的土地私有，自然也不可能民眾的自由。馬克思有過類似的說法，主要說東方社會沒有西方法權意義的私有制。但在東方中國，土地所有制具有自然法的意義。在農民眼里，自己耕種的土地就屬于自己所有或經契約獲得自由經營權。帝國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去管制土地及其變動。否則就不會出現(xiàn)土地的自由買賣和兼并。

　　魏特夫認為，土地國有必然導致國家對經濟的壟斷。事實上，國家不可能壟斷農業(yè)經濟，日常農業(yè)經濟生活完全是農民自由支配的。只有在分散的個人小農無法自我滿足的部分產品，如鹽、鐵等才實行國家專營。如費孝通所說：“鄉(xiāng)土社會是個小農經濟，在經濟上每個農家，除了鹽鐵之外，必要時很可關門自給�！盵35]正是經濟生活的自給自足性才使農民的日常生活處于自由狀態(tài)。

　　在魏特夫看來，專制主義唯皇帝之命是從，君主意志就是法律。事實上，在古代中國，法律很少進入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支配農民日常生活更多的是包括習俗、慣例在內的地方性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內化于農民日常生活之中，為農民所認同并從中獲得自由。相反，農民并不希望訴諸法律，即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無訟意識”。

　　由此可見，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只看到了東方中國社會的專制政體一極，并將這一極無限夸大，而忽視了東方中國社會的自由主義另一極，并以東方專制主義將這一極完全遮蔽，使之陷入歷史和理論的“黑洞”之中。中國知識界也因此長期處于蒙蔽狀態(tài)，缺乏對本土文明的自覺，并將自由這一人類最寶貴的價值奉獻給他人!

　　當然，與西方自由主義相比，東方自由主義也有自己的特點。其一，西方自由主義是以作為自然人的個人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始終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根基。而東方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的關聯(lián)，“仁者，人也”。族群(家戶)主義是東方自由主義的根基。其二，，西方自由主義從抽象的人性中論證人的自由屬性�！叭松杂伞笔俏鞣阶杂芍髁x的基本原則。東方自由主義則強調在人倫關系和社會秩序中獲得個人自由，即“從心所欲不逾矩”。兩種自由主義的不同特性根源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不同。西方自由主義產生于商業(yè)文明傳統(tǒng)。商業(yè)交換是以單個人為基礎進行的。自然人是商業(yè)活動的出發(fā)點。在商業(yè)交換活動中每個人都具有自由人屬性。東方自由主義產生于農業(yè)文明傳統(tǒng)。特別是中國的農業(yè)長期以一家一戶的方式進行。家戶是農業(yè)活動的組織基礎�！吧鐣䥺卧羌彝ザ皇莻�人，家庭才是當?shù)卣紊钪胸撠煹某煞��！盵36]單個人只有融入在家戶群體中才能獲得自由活動的空間�！八幸环N安全感，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給他的那部分職責，他可指望這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反過來也對他履行就盡的職責�！盵37]此外是宗教傳統(tǒng)的影響。西方自由主義受宗教意識影響很深。西方宗教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原罪”，在世俗社會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人。而東方自由主義沒有“上帝造人”的意識，在東方中國人看來，人的生命來源于自己長輩。沒有長輩就沒有自己。因此，人一出生都處于各種人倫關系及其相應的秩序當中。只有在人倫關系秩序中才能獲得自由。這種秩序中心主義又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并形成巨大的歷史慣性，支配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費正清的評論較為客觀，他說：“傳統(tǒng)的中國并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靜止或毫無生氣。相反，中國有不斷的變化和千差萬別的情況，但總不脫離其文化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這個總的格局頑強地持續(xù)存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中國的各種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文化制度――曾在它的國土范圍內促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給自足、平衡和穩(wěn)定的局面�？傊�，制度和文化的持續(xù)曾經產生了體現(xiàn)為氣勢澎湃和堅守既定方針的慣性，而并非不動的惰性�！盵38]注重有秩序的自由的“慣性”而不是無自由的“惰性”的評價比“東方專制主義”的“停滯性”結論更為精當和客觀得多。它肯定了中國社會內部有自己的發(fā)展動力。這就是億萬農民對自給自足和自由自在生活秩序的向往和追求。

　　東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點只是說明由不同的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系構成的生成基礎之別，而沒有價值高低之分，更不能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尺度否認東方自由主義的存在!

　　當然，如果說西方否定東方自由主義是一種偏見，那么，為何東方中國思想界也極力回避，甚至對東方自由主義視而不見呢?其重要因素就是，“自由”這兩個字作為一種學說是伴隨西方國家的“炮艦”而進入東方中國的。這種歷史“悲情”使東方中國人對“自由”持有極強的警惕性和敏感性。愈是物質實力弱就愈是如此。但這一狀況反過來卻是不利的。我們盡可以從政治和學術上批判“東方專制主義”，但卻忽視了自己的寶貴的傳統(tǒng)資源，從而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隨著國家實力的強大，我們大可不必回避自由，并用其概括東方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回避自由的崇高價值，并將理想社會視之為“自由人聯(lián)合體”。

　　

　　三、被提升的東方自由主義

　　

　　發(fā)掘東方自由主義是為了恢復歷史，并不是簡單地頌揚。任何一種思想都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在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有由于其生產方式決定的局限性，并始終未能進入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

　　其一，東方自由主義是一種缺乏選擇和保障的自由。自由意味著人面對環(huán)境的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及其實現(xiàn)這種可能的保障。但對于以土地為生的農民而言，他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生命活動領域十分有限，也很少有改變命運的選擇。費孝通先生因此將中國視之為“被土地束縛的中國。”農民的自由只是在自己生產經營的“一畝三分地”上的自由，空間極其有限。特別是在沉重的地租和賦稅雙重盤剝下，農民的自由成效極其有限。他們的勞動剩余相當少且處在自然和社會的雙重風險之中，很容易陷入貧困破產的境地�！爸袊牡柁r比西方的農奴在經濟上缺乏保障，”[39]地主階級政權極易“濫用民力”、“搜刮民財”。盡管自由勞動可以調動積極性，形成勤勞品質。但這種“勤勞”往往是貧困的勤勞，更多的是貧困壓力下的勤勞。[40]絕大多數(shù)人僅僅依靠勤奮勞動是難以改變貧困命運的。因此，農民的自由往往伴隨著貧困，甚至是“自由”得一無所有。正因為如此，東方式的“宿命論”或者“命定論”極具支配性�！绊樚烀蓖蔀槿松闹匾瓌t。

　　其二，東方自由主義是一種缺乏國家制度保護的自由。在強大的上層專制主義的壓迫下，農民自由主義始終局限于日常生活形態(tài)之中。盡管農民有私有財產或者獨立經營，但他們處于無組織的分散狀態(tài)，“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lián)系，形成政治組織，”“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薄八麄儾荒艽碜约�，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xiàn)為行政權支配社會�！盵41]馬克思的這段話雖然是評價法國小農的，但也適應于中國的小農。在專斷性的行政權力支配下，農民的自由范圍和層次都是十分有限的，沒有，也不可能上升到權利這一制度正當性的層面，從而得到國家制度的保護。自由而分散的小農無力自我保護僅有的自由，他們的自由狀態(tài)很容易受侵犯。

　　其三，東方自由主義是一種具有放任和極端傾向的自由。以農民為主要載體的東方自由主義是一種日常生活形態(tài)的自由。這種自由往往局限于“在自己一畝三分地上隨心所欲”，因此具有天生的隨意性、散漫性和放任性�！坝伞笔恰绊橂S”，引申開來就是“隨意”、“隨便”，想怎樣就怎樣。這種自由主義曾經為毛澤東所專門批判，是自由主義的消極形態(tài)。在專制主義壓制下，作為自由主義主體的自由小農處于極其弱勢的地位，他們通常只能極度忍耐，一旦超出極限，又會鋌而走險，以“以暴易暴”的方式反抗暴政，由此將農民自由主義推向“無法無天”的極端化，“表現(xiàn)為一種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42]這種極端化的農民自由主義與極權化的專制主義不僅使政治斗爭成為“零和博弈”，而且兩極相通，從而形成暴政與暴民的循環(huán)。這也是每一次農民起義在或多或少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或多或少的社會破壞的重要原因。

　　其四，東方自由主義是一種具有秩序之上傾向的自由。東方自由主義強調在秩序中獲得自由，這種思想很容易造成秩序至上和秩序優(yōu)先的傾向，甚至為了秩序可以犧牲自由和剝奪個人自由，乃至生命。如家長可以運用家法懲罰“不聽話”的子女，家族力量可以將違反族規(guī)的族人沉塘。而秩序至上與專制政體又是相互銜接的，不可避免具有隨意性和專斷性，甚至“不由分說”，被懲罰者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盡管農民自由主義有其歷史局限性，且未能進入國家意識形態(tài)主流，但它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群體――農民的一種向往和追求始終存在并綿延不絕，深深影響著中國歷史進程。毛澤東曾經說過：“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tǒng)的民族。”[43]這就是說，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一樣也是酷愛自由的民族，且在一定歷史階段是最為自由的民族之一，而不是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所說的天生的“奴性民族”。中華民族的主體是農民。相對于上層統(tǒng)治者而言，下層農民又是最酷愛自由的。是自由引導著下層人民掀起一次次對暴政的反抗。

　　特別是東方自由主義深深植根于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有小農經濟社會存在，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就會延續(xù)。東方中國的農民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草根自由”，盡管沒有系統(tǒng)化、理論化、成文化，但它有賴于生存的深厚土壤，有生存之根;盡管在專制政治的壓制下，它十分脆弱，但它仍然會頑強的生存，一有機會就會蓬勃生長。正是這種基于自由激發(fā)的農民積極性創(chuàng)造并支撐著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yè)文明。

　　社會發(fā)展具有極大的歷史慣性。當人類進入工業(yè)文明，就進入到一個建構性時代。人類理性被放大和強化到極致，從而很容易將主觀意志凌駕于歷史規(guī)律之上。但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慣性不會因為人類意志而簡單消滅或者被“消滅”。換言之，人類只有遵循歷史規(guī)律及其慣性，才能獲得自由。東方自由主義是與小農經濟社會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反映了農民的意愿。只有正視它、尊重它、順應它，甚至敬畏它的存在，才能獲得社會發(fā)展的真知，并有效駕馭社會發(fā)展。

　　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結構猶如一只雞蛋，自由自主的經濟社會處于流淌狀態(tài)，但其外層卻包裹著專制主義政體。蛋殼和蛋心雖為一體，但相互隔離。專制主義政體一方面保護著國土和國土生存的民眾，另一方面因為其權力不受制約的腐敗而不斷弱化其國家能力，從而受到外部力量的入侵，直到近代由于西方工業(yè)文明的崛起將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完全打碎。

　　近代中國的主題是對外反外部侵略，對內反專制壓迫。目的都是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底層人民的自由。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專制主義政治失去合法性，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民眾獲得了形式上的自由權，使自由不再只是一種自然法則，而成為國家制度保護的公民權利。1949年革命則是一場底層革命。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滿足了農民對財產的要求。因為沒有財產權，自由權就難以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種實體狀態(tài)。土地改革實則是為農民自由提供財產基礎的社會改革，它極大地激發(fā)了農民個體生產的積極性。

　　但是，土地改革之后，中國迅速進入到一個工業(yè)化導向的時代。傳統(tǒng)小農經濟及其相應的意識被認為是落后的，應該被摒棄。由此中國進入到一個集體化時代。在集體化過程中建立的人民公社體制借鑒了蘇聯(lián)集體農莊制，國家權力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度介入到農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之中。公社體制在實現(xiàn)國家整合方面發(fā)揮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農業(yè)生產方式的傳統(tǒng)性，農民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像“國家職工”一樣的“國家農民”。農民仍然得依靠自己生產的產品生活。但是在公社體制下，農民缺乏自主支配土地的自由，缺乏自主支配自己人身活動的自由，缺乏自主支配勞動過程的自由，更缺乏自主支配勞動產品的自由，因此也缺乏生產勞動積極性。農民一方面以“偷懶”、“瞞產私分”等方式加以消極抵制(消極自由)，另一方面，農民不斷嘗試突破體制，實行包產到戶，以獲得生產經營自主權(積極自由)。后來，農民的主張被部分中央領導人提升為“三自一包”的政策主張。[44]雖然這一政策主張受到壓制，但是農民仍然以其不屈不撓的意志尋求對體制的突破。這一突破最終在1980年代為中央所認可和肯定。鄧小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人，在改革開放之初，談論最多的是“自主權”。鄧小平經濟改革思想的主要內容就是擴大自主權。早在1978年，他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就指出：“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fā)揮主動創(chuàng)造精神。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yǎng)殖業(yè)，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yè)，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45]他認為，“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內容。我們農村改革之所以見效，就是因為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并強調“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46]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面貌就改變了�！盵47] 不斷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體制，調動最廣大人民各方面的積極性，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髓，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發(fā)展的基本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歷屆黨代會報告都將調動積極性和增加活力作為一項基本方針。中共十六大報告強調：“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fā)，讓一切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盵48]十七大報告則指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薄斑@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xiàn)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49]

　　由此可見，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源于對中國數(shù)千年以自主性和積極性為核心的農民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尊重，它是中國文明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的邏輯延伸和提升，而不是源于西方自由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后的農村改革的許多做法與歷史上的農民自由主義傳統(tǒng)是相銜接的。如家庭自主經營、勞動力流動、土地流轉、農產品自由流通、村民自治、鄉(xiāng)村工業(yè)、民間文化的活躍等都可以從農民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找到歷史依據(jù)。特別是農民自由主義傳統(tǒng)蘊含的勤勞、勤儉、互助等農民理性的擴張對于中國的崛起發(fā)揮了重要作用。[50]

　　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從農村向城市擴大，從經濟向政治社會的擴大，從對內向世界的擴大，中國也吸收和借鑒了包括西方自由主義在內的思想。但是這種借鑒也是出于對本國歷史及其思想資源欠缺的反思。

　　中國的改革開放基于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鄧小平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并沒有將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之于一個人，而是著重于制度性分析。他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tǒng)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tǒng)很少�！盵51]專制制度的特點是給統(tǒng)治者以充分做好事的平臺，卻缺乏控制其做壞事的體制性力量，因此容易濫用權力。這正是中國歷史上大凡有偉大作為的皇帝往往又淪為“暴君”的重要原因。而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未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體制，因此自1950年代后期以來，“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xiàn)象，不斷滋長”[52]，直至發(fā)生“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認為，類似于斯大林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在英美這樣的西方國家難以發(fā)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化�！爸贫群每梢允箟娜藷o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币虼耍贫葐栴}“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本文關鍵詞：西方歷史語境中的“東方專制主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236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