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傳播視野下的胡適思想研究,主要是基于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系統(tǒng),從文藝與文化傳播視角切入開展以胡適的傳播思想為中心的研究工作。思想是對處境(包括歷史語境與生存情境)的回應；自然,胡適的傳播思想系其對所處的傳播處境的積極回應。因此,作為傳播者的胡適與其傳播處境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關(guān)系?這便是我們首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論文第一章“胡適：傳播者與‘媒介’文化人”關(guān)注胡適的“人內(nèi)傳播”活動,以“反向歸因”的方式,解決胡適作為傳播者與其歷史語境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拔逅摹毙挛幕\動中,甫一登上歷史舞臺就能暴得大名,二十六七歲的胡適處在“為人子”與“做人父”角色并構(gòu)的重要人生階段；他面對的歷史處境是中西碰撞、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于胡適而言,歷史處境與生存情境具有極強的相似性和同構(gòu)性。急迫的倫理困境,加快了“本為徒”的他向“國人導師”邁進的步伐。也正是在從“小我”向“不朽大我”、“他者”身份向“超越主體”的全面挺進過程中,胡適完成了他“受傳者、傳播者、把關(guān)人三位一體”的傳播者角色叢的精心營造。在驚急求變的時代急轉(zhuǎn)成型,胡適憑靠那自命不凡的超越意識和獨特的領(lǐng)悟能力,伴隨著傳播者能量的完美釋放；塑造了他那完美的跨文化傳播者形象,也同樣成為他從事文化傳播的最大動力源泉。第二章試圖通過考察胡適所從事的具體傳媒實踐和媒體行為來描繪和界定“新聞人胡適”的形象。在簡要的梳理之后,文章認為胡適與其積極參與的報刊雜志活動之間,是一種互相成就的關(guān)系。報刊雜志既是胡適敝精勞神生產(chǎn)的文化精品,同時又是其思想表達的平臺,既造就了他的影響,也鞏固了他的聲名。而考察胡適與亞東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這兩大出版社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他與汪孟鄒、張云濟等出版家之間的人際交往,又可發(fā)現(xiàn)胡適是思想文化界的“意見領(lǐng)袖”在傳媒世界則是一個受困于人情法則的“能人”�！耙庖婎I(lǐng)袖”的神采與獨特的“能人現(xiàn)象”,是胡適“新聞人形象”的一體兩面。第三、四章是論文的主體部分。在理解胡適的歷史處境與傳播語境的基礎上,論文對“傳播哲學家”胡適的文化選擇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文章認為,正統(tǒng)哲學觀、中心主義傾向、岔路思維等運思邏輯和思維方式,實用主義、科學方法論、自由主義等價值理念和思想內(nèi)核,共同構(gòu)成了胡適的文化哲學。于此基礎上,論文進一步指出：在文化傳播活動中堅守價值和理性的原則,闡揚質(zhì)樸、人性、泛化的媒介意識；高度強調(diào)新聞的客觀性,提倡追求的真理的職業(yè)理念,也不忘關(guān)注傳播媒介的社會責任和新聞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倫理道德；同時,在文化向度上秉承傳播的“有限效果論”,目的是為了追求社會向度傳播的強大效果,外加有意計劃的“他組織”的政治傳播觀,以及“情理交融的傳播倫理”與容忍自由的傳播準則；以上種種,便是胡適傳播思想面面觀。此外,胡適不僅深受現(xiàn)代傳播學奠基人的杜威思想的影響,更是終生服膺。胡適時刻跟蹤關(guān)注杜威思想動態(tài),自然受惠傳播學的風氣之先。文章認為,二十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之間的胡適傳播思想,與處于學科前沿的傳播經(jīng)驗功能學派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甚至有著共起伏的命運關(guān)聯(lián)。他的思想觀念有效地與世界上最先進的傳播思想同步。學理層面的優(yōu)勢資源,有助于解釋胡適產(chǎn)生的影響,也利于我們重新審定胡適傳播思想的獨特魅力。第五章對胡適、李大釗、梁漱溟三人的傳播思想進行比較研究,進一步突出胡適傳播思想的特殊價值意義以及存在的歷史局限。文章認為,這三種傳播思想之間存在著“西來”、“北來”、“南來”不同的傳播地理觀,同時也對應生成了護法師、試法者、托命人等三種不同類型的傳播者。論文指出,胡適的傳播思想受惠于他對“父子同構(gòu)”階段的倫理困境的獨特領(lǐng)悟,也受惠于他對留美博士的“他者”身份而建構(gòu)的超越主體。然而,因為胡適的直覺太過敏銳,人生處境太過順暢,促使他能適時把握時代趨勢；同時也導致他的傳播思想只是“順勢而為”的產(chǎn)物,較短時期看來并不具備李、梁二位先生的“逆向思考”所帶來的社會沖擊力。他所標榜的“責任倫理”與“人格想象”也往往受其傳媒實踐和傳播思想的影響和沖擊。而這些,造成了他“自由主義之累”,也作為其傳播思想的歷史局限——在二十世紀思想文化的發(fā)展進程中備受考驗。
【學位授予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5
【分類號】：G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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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589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