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8-02-06 01:10

  本文關鍵詞： 桐城派 治生 義利 收入 圈子 流派　出處：《安徽師范大學》2015年博士論文　論文類型：學位論文

【摘要】：治生,即謀生。本文所言治生指獲取物質(zhì)財富的所有活動。人類勞動最首要的意義一直是:它是謀生的手段。讀書、科舉、做官、入幕、坐館,皆是首要為謀生。文人治生與文學、學術活動及流派的發(fā)展直接相關,流派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的治生活動來推動的。本文從文人治生行為出發(fā)考察桐城派,即從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研究文學流派,既深入探討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觀念、實踐和收入狀況,也探究治生與流派的形成、面貌及發(fā)展的內(nèi)在關系。作為文學社會學的一種研究,不僅是文學理論的一種形態(tài),回答文學從創(chuàng)作到流播的社會文化過程,也反映了文學流派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另一面真實面貌。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論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觀。論述古代儒家重義輕利的傳統(tǒng)和桐城派文人對古代義利觀的繼承和演變;桐城派文人治生觀在實際的家訓和治生實踐中的務實性特征。對桐城派文人治生觀踐行情況進行總體考察,論證歷史上對他們“假道學”的指責并不客觀,總體比其他文人并不更卑下;并以桐城派歷史上“假道學”名聲最甚的方宗誠為例,詳細考證指責多半不實。第二章論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實踐,包括治生方式及收入狀況。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與清代其他文人并無太大的不同,以做官、游幕、從教以及守田、醫(yī)賈等為主,此章有個別而至一般的意義,從桐城派文人群體的治生途徑見有清一代的文人生存之道。各節(jié)分職業(yè)而論,做官有科舉、捐納、恩蔭、薦舉之途。桐城派文人游幕人數(shù)和概況,游幕的特點、入幕方式及為幕之道。從教有官學和書院、私塾等不同體系,由于桐城派文人在各級書院影響最大,因以書院山長為重點討論從教方式,論證可得出山長之聘主要由書院的籌資方式?jīng)Q定。守田、醫(yī)賈、食稟餼皆為治生來源,一并簡述。第三章治生圈與桐城派的形成。桐城派可以劃分成前后相繼又互有交叉繼承關系的不同圈子。用圈子來描述桐城派的狀態(tài),可大致分為以官員為核心的圈子,以山長為核心的圈子,以地域宗親為核心的圈子。除梳理桐城派形成過程中各個圈子的狀況外,并舉桐城姚永樸、姚永概兄弟為例來論證圈子的復雜特征和交融情況。第四章治生對桐城派文學、學術的影響。治生對文學的影響有多方面,最典型的是幕僚代筆之作和治生需求下的應酬文字,體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單獨成集極少,署名權(quán)不明晰,代筆水平參差不齊。應酬文字數(shù)量大,格式雷同,諛詞較多。治生對學術的影響以經(jīng)學為最,用力最多,成就較高,歷史評價不一,爭議較大。其中以《漢學商兌》引起的爭議最為典型,考證方東樹的謀食術與此著關系。治生與流派的形成是本文最核心問題,論述了桐城派主要人物創(chuàng)作風格不一,文論也并不相同,甚至一些成員自身也并不認同的情況下被后代學者歸入桐城派的原因。流派成員劃分基本由圈子決定,同時產(chǎn)生了門派之見的弊端。以劉開和方宗誠的入幕自薦文為例,分析治生之需使得內(nèi)容相近,但文風是由個性決定的。第五章論述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財力與流派發(fā)展壯大的關系。一是通過財力支持宗族教育來培養(yǎng)人才,二是通過財力刊刻著述促進傳播和擴大影響。桐城派的官員對宗族公產(chǎn)的捐獻力度最大,各家族財力不一,對子弟的培養(yǎng)作用極大,都注重了對窮困子弟的扶助。在政策上傾向?qū)婆e人才的培養(yǎng),直至民國以后發(fā)生轉(zhuǎn)變。通過這些人才培養(yǎng)的手段使文脈有厚實的人才基礎,也使家族勢力長久不墮。正因為家族經(jīng)濟參與到人才培養(yǎng),才可看到桐城派中往往兄弟父子、族屬宗親相繼而學習古文,成為流派成員。桐城派的著述極豐,刊刻形式多樣,分自刻、他刻、家族與地方文獻及總集刊刻等不同狀況,各作論述,皆基于財力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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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5
【分類號】：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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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493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