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故鄉(xiāng)烙印

一、抹不去的陰影——災民的后裔

劉震云1958年出生在河南省北部的延津縣,一個靠近黃河故道、郵鄰古都開封、多鹽堿地的貧困縣。在劉震云的筆下,故鄉(xiāng)延津常常或虛或?qū)嵉爻洚斄诵≌f的發(fā)生地,而故鄉(xiāng)的人和事亦穿插在不同的作品中,彼此關聯(lián)呼應。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有名三自然災害時期,這場災難并不亞于劉震云所寫的《溫故一九四二》。在人口眾多的河南農(nóng)村,這場災難可以說在劉震云童年的記憶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甚至讓他在以后很長時間都感覺自己是"災民的后裔"。劫后余生的幸存感和悲憤感時不時地流露于筆端。"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九六0年",劉震云因為姥娘的庇護得以存活,因為"我從小是外婆撫養(yǎng)大的,我父母在縣城工作,是外婆把我從縣城背到村里,走了四十里的路,當時是困難時期,外婆說一路上許多人走著走著就一頭栽倒在地上,再也沒有起來,是餓死的"�？烧f關于災難、饑餓的痛苦記憶是劉震云成長經(jīng)驗和文學寫作中揮么不去的暗影,在創(chuàng)作之初劉震云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是作為"災民的后裔"去關注和"我"同樣命運的農(nóng)民們,也就是昔日災民后裔們在今天的生存狀態(tài)。劉震云曾動情地說:"但這些世界的軸必我將遠離,我要蓬頭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餓強的河南災區(qū)。這不能說明別的,只能說明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后裔"。河南農(nóng)村災荒之年的童年記憶和充滿饑餓的成長環(huán)境,使得"災民的后裔"的身份認同感,就這樣不可遙免地嵌入在他書寫的各個層面,影響他對貧困、饑餓和權力的過分焦灼,如影隨形,無法隱藏。

如果說,心理層面上的"災民后裔"身份是劉震云創(chuàng)作的一種原始沖動,那么,后來現(xiàn)實制度層面由鄉(xiāng)到城的身份轉(zhuǎn)變則直接決定了他的文學書寫方向。對于每一個農(nóng)村出身的作家來說,幾乎都會面臨一個身份轉(zhuǎn)變的問題,由農(nóng)村到城市的身份轉(zhuǎn)變?yōu)樗麄兊奈膶W才能提供了施展的機會,不至于煙沒進歷史的塵止中,但同時身份轉(zhuǎn)變作為一種文學癥候又無時無刻不體現(xiàn)在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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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力主導的現(xiàn)實

"權力"作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也是我們理解劉震云的一個關鍵詞,劉震云有著很深的權力情結。但與其說他熱衷于權力主題的書寫,不如說文震云更深刻地意識到:在極端艱苦的生存狀態(tài)下,擁有權力就意味著占有物質(zhì),更意味著比別人多了生存的機會,爭取權力往往是爭取生存的更多可能性。但這里的權為并不僅僅是指政治權力,劉震云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權力迷戀者,他之所窮追不舍地深入權力網(wǎng)絡的內(nèi)部,是因為作為災民的后裔,掙扎于生與死的底層生活中,我們都被一張看不見的網(wǎng)控制。是誰攫取了我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力是什么影響了底層農(nóng)民的生存狀態(tài)？劉震云一路追問,執(zhí)掏地、別有目的地書寫官場權力和鄉(xiāng)村歷史中的權力爭奪,因為權力背后意味著生存機會,而底層農(nóng)民的生存機會則被那些"官人們"掌控著。

關于當下現(xiàn)實生活中權力的書寫是通過"我"在一個個"場"一一高考場、新兵連部隊、單位和官場中的掙扎奮斗來表達"我"心中對權力的"大蔑視、大義憤。

《塔鋪》寫的是高考場上的故事。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給一群有志向的農(nóng)村青年帶來了改變命運的化會,他們在扼住命運咽喉的同時也顯示出人性中爭奪機會和權力時的卑微、自私。在這場憑借知識改變命運的競爭中,幾乎沒有任何崇高感可言,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傾化和小也提防,每個人都在拼命為高考準備著,都希望別人鼓勵自己,獲得更多的信心卻都不愿去幫助他人,因為這是一場名額有限的機會爭奪戰(zhàn)。值得注意的是,《塔鋪》僅比路遙的《人生》晚發(fā)表五年但其灰暗的筆調(diào)和《人生》的抒情性格調(diào)完全不同。《人生》中更多的是理想化的抒情,是純凈的同窗情誼,但在《塔鋪》中,劉震云己經(jīng)理所當然地將其處理為類似"官場權力"的爭奪模式,雖然小說中"我"和李愛蓮之間的互相幫助和萌生的朦賊愛意沖淡了那些灰暗、卑微的人性。不過可以看出,在高揚文學抒情性的大時代背景下,很多人都還為時代洪流內(nèi)心激蕩、充滿批判激情時,劉震云己開始認清生活遠沒有想象中的那般浪漫,取代崇高和激情的是殘酷人生,是每個普通人都要應對的嚴酷現(xiàn)實,可以說《塔鋪》的意義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它一反當時詩意的抒情和單面的道德批判,勇敢地直面了人性在權力的照射下呈現(xiàn)出的自私、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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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流浪城市

―、進城的"小林"

當生存的空間由農(nóng)村轉(zhuǎn)為城市,劉震云所執(zhí)著的農(nóng)民生存之困的書寫則變?yōu)檫M城農(nóng)村青年在城市艱難生存的圖像展示,所謂新的城市人只不過是身披城市身份外衣的農(nóng)民,即是當代文學史中講述的進城農(nóng)村青年這種獨特的文學形象。在劉震云筆下,農(nóng)村青年"小林"從新兵連、從農(nóng)村的塔鋪中學走進城市,在競爭中轉(zhuǎn)變心性,開始應對城市生存之困的挑戰(zhàn)。

一群天真的農(nóng)村少年被征兵進入新兵連,老肥、李勝、王滴、元首和"我"都是同一個地方的農(nóng)村兵,但進入新兵連之后卻立刻成為競爭對手,開始較勁、比先進、比積極、比大家在排長屯、目中的印象。其實,新兵連并不單純是一個訓練±兵的場地。大家都也知肚明,如果在新兵連表現(xiàn)優(yōu)秀,就能通過新兵連從農(nóng)村走進城市。事實上,新兵連就是架在農(nóng)村和城市之間的橋梁,如果饒幸能在千軍萬馬中通過這座橋,就能實現(xiàn)在城市生活的夢想。所以老肥和王滴才爭相早起,為打掃廁所而動武;班長李上進才會因多次不能入黨而夜逃境外,開槍傷人;王滴也才會接受伺候軍長痛痕老爹的屈辱安排。有了新兵連的鍛煉,農(nóng)村青年饒幸成了進城的"小林"或者"小李",新兵連給他們上了進城前的第一課,也改變了農(nóng)村青年淳樸的質(zhì)地,在城市狹小擁擠的生存空間里開始對抗新的生存困境。

除了新兵連之外,"塔鋪中學"也是進城"小李"的出發(fā)站。但無一例外,塔鋪和新兵連都是進城路上的一座橋梁,它們都有著相同的意義:一方面給農(nóng)村青年提供了進城的可能性,一方面也迫使他們改變了內(nèi)心質(zhì)地。在塔鋪中學里,同學之間的關系己經(jīng)不夠融洽,而是變得十分冷漠,相互之間充滿了競爭。因為高考的名額有限,進城改變命運的機會太少,他們不得不磨滅淳樸善良的本性,藏起對高考至關重要的參考資料,拒絕分享。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為何劉震云筆下的農(nóng)村青年形象迴異于路遙筆下的"孫少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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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地雞毛的煩惱

在西方存在主義者的理論關照下,新寫實小說所講述的生存之困又可以概括為存在的困境,如"'新寫實小說’雖然寫的是人人都曾體驗過的生活現(xiàn)象,然而它指向的卻是抽象的人的存在的問題"。"存在的問題"落實到"小林"們的城市生存困境中就是指生活中的貧困和由貧困造成的一地雞毛般煩腦的生活狀態(tài),這包括日常的家庭、工作的單位,及權力網(wǎng)交織的官場。

馬斯洛的"五種需要"學說概括了人存活于世的五種層面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xiàn)需求。而新寫實小說"在精神探索的中途停頓下來,將一切煩惱全都歸因到工資、交通、住房等物質(zhì)的層面",即家庭中經(jīng)濟的緊張是進城的"小林"要面對的第一生存困境。但需要辨析的是,這里的生存困境還不能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因為生活追求的是生命質(zhì)量,而生存則是呈現(xiàn)生命本能,它意味著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20世紀來的中國文學中并不缺少對貧困的敘事,尤其是在革命文學中,但貧困"要么被作為民族國家生存圖景的縮影而成為激發(fā)國人爭取民族獨立或國家富強的巨大動力,如《生死場》,如《李順大造屋》;要么被認為是階級壓迫的結果而喚起人們階級斗爭的無邊熱惰,如《白毛女》",這與"新寫實"小說中對貧困的書寫都不相同,它們敘述的重心。并不是在于貧困本身,"貧困只是作為一種工具、一個號召服務于或啟蒙或批判的相待性期許。當貧困最終指向于可以期待的解放時,貧困的悲劇性也就化成了正劇的崇高感"。

但是,劉震石筆下生存的貧困是作為日常生活狀態(tài)被真實地呈現(xiàn)的,它仿佛就像一道赤裸的風景那么明白無誤地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這里的貧困不僅僅是經(jīng)濟學意文上的概念,它更多的是社會學、文化學和必理學意義上的綜合概念,它附帶著被壓抑的屈辱、自卑和怨憤,并時刻消磨著人的也性。就像《一地雞毛》里面說的"大家都奮斗過,發(fā)憤過,挑燈夜讀過,有過一番宏偉的理想",但是后來呢？還是"很快淹沒到黑鴉鴉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

一地雞毛的煩惱遠遠不止于經(jīng)濟的緊張,家庭之外,"小襪"們工作單位里的權力斗爭才是困境的直接源頭。"分到單位己經(jīng)四年了,小林覺得四年單位,比四年大學學的東西要多"。單位是權力網(wǎng)絡中最小的組成部分,而"小林"是權為網(wǎng)絡中最底層的人,所學的東西當然就是關于權為的法則。只有在單位混的好了,才能給生活帶來實惠和方便。"小林因為職務太低,結婚后只能和另外一家合居一套房子,不要提合居,合居就是法西斯"。單位人員職務的高低和人際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了家庭生活的和諧,也決定了城市生存困境能否順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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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言說之困.............27

一、費勁心思"說"..............27

二、被擰巴的"理"...........30

第四章現(xiàn)實和解與自我安頓............38

一、別有意味的結構.............38

二、辯證地批判..........40

第四章現(xiàn)實和解與自我安頓

一、別有意味的結構

劉震云的小說敘述中極少抒情和想象,但是,真正徹底的寫實性是建立在日常邏輯和常識基礎之上的,而在劉震云的寫實性敘述中,基本上不樂意遵循日常邏輯的因果關系,并且對人們平時習以為常的敘事邏揖提出嚴肅的質(zhì)疑,新世紀來劉震舌的小說敘事都是在這種質(zhì)疑的基礎上展開。在2012年新作《我不是潘金蓮》中,對日常說話邏輯的質(zhì)疑直接體現(xiàn)在小說別有意味的體例上,劉震云筆下的"說話"不再僅僅是內(nèi)容,它己經(jīng)影響了小說的形式安排。

劉震云在目錄上把前兩章分別表述為"第一章序言:那一年"和"第二章序言:二十年后",把占全書不到十頁的第三章表述為"第三章正文:玩呢"。就這樣,史上￣篇序言最長正文最短的小說被構造出來了。劉震云所謂的"正文"講述的就是"序言"中一個跑龍?zhí)椎慕巧灰划斈暌蚶钛┥徤显L而遭撤職的縣長史為民,他做不成縣長之后回老家開了"又一村"飯店,精屯、打造出品牌菜名"連骨熟肉",得到食客的追捧,成為當?shù)匦∮谐删偷睦习濉?正文"中,史為民因到兩千里之外的江陽吊唁姨媽,在北京轉(zhuǎn)車,年關人多買不著回程車票又急著要與約好的老友們捨一場麻將,于是急中生智以上訪戶身份在車站打出了"我要申冤"四個大字后,結果"沒等一分鐘,四個警察沖上來,把老史當上訪者擦到了地上",由兩位協(xié)警遣送回鄉(xiāng),一路上優(yōu)待照顧,將其遣返回家。當整個事件真相大白時,劉震舌借史為民之口說了一句"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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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趙園在《地之子》中說"同在大文化籠蓋下的知識者和農(nóng)民,其命運是如此息息相關,被限定了必得糾纏一處難分難舍。命定地負擔文化批判任務的知識者無文逃脫一下悍論:審視者自己在某種既定視野之中,批判著本身的農(nóng)民意識"。劉震云不是一個閉口書齋經(jīng)營文學小世界的作家,他從黃河邊的窮苦鄉(xiāng)村走來,身上打著災民后裔的身份與精神烙印。劉震云的創(chuàng)作著力揭示農(nóng)民的生存之困,為底層農(nóng)民們的權力巧喊呼告。于此同時,他也把自己作為農(nóng)民作家的生存掙扎、權力認知與身份惶惑疊印了上去。

當劉震云走出鄉(xiāng)村后,他的視野打開了,生活改善了,但也碰到了新的問題。一方面,大學教育的熏陶,時代哲學風尚的感染讓他對故鄉(xiāng)、農(nóng)民有了更深刻的認知,這體現(xiàn)在"故鄉(xiāng)系列"的狂歡化書寫中。在他筆下,故鄉(xiāng)是灰色而殘酷的,那里的歷史是一部清一色的權力爭奪史。上至帝王,下至村長,無不對權力孜孜以求。受奴役的永遠是底層農(nóng)民,權力與他們無干,生存成為原始正義的唯一大事;一方面,劉震云開始經(jīng)受城市的考驗,包括生活方式、人際糾葛、價值倫理等。這著重體現(xiàn)在《一地雞毛》、《新兵連》等新寫實的作品中。身份的轉(zhuǎn)型,生活的煎迫,讓"小林們"疲于應付。鄉(xiāng)王的牽系與災民的記憶不時涌上也頭,他們在城市顯得格格不入。雖然邑擁有了城市戶口,但內(nèi)也卻無法升起真正的城市認同。魯迅在《燈下漫筆》中說:"中國人向來都沒有爭到'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小林們亦像城市的"奴隸",只是還沒有完全坐穩(wěn)"奴隸"的位子......

作為當代文壇的重要作家,劉震云對農(nóng)民的生存狀態(tài)作了全方位的掃描。尤其是對農(nóng)民言說之困的分析頗具新意,這反映在《一句頂一萬句》(2009)的書寫里。作品突破了關于農(nóng)民的范型認知,筆鋒直指農(nóng)民的千年孤獨與精神荒漠。這多少有些知識分子氣。孤獨的感知與囚禁與其說是屬于吳摩西、牛愛國等人的困惑,不如說是劉震云自己的�；蛘邞撨@么講,劉震云把對農(nóng)民生存狀態(tài)的認知哲學化了。這是對他之前"新寫實"及"新歷史"寫法的超越與升華。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