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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國義：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

作者： 文章來源：文匯報 點擊數(shù)： 更新時間：2014年07月14日

原題：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 ——鄔國義在華東師范大學的講演

核心觀點

從鴉片戰(zhàn)爭前夕傳教士最早提及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到1913年第一個《游記》中文譯本的出現(xiàn)，期間經(jīng)歷了約近七八十年的歷程。

在這一過程中，隨著讀者層面與社會影響的擴大，其人其事愈來愈廣為人知，從而成為傳媒中的一種公共知識。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是一位先驅(qū)者。其所著《馬可波羅游記》問世后，在歐洲廣為流傳，被稱為“世界一大奇書”�！队斡洝肥状蜗蛭鞣酱蜷_了神秘的東方世界的大門，第一次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物質(zhì)和精神文明。然而直到19世紀30年代，這部“奇書”才漸為國人所知曉。

傳教士掀起紹介的序幕

馬可波羅及其《游記》最初傳入中國，是通過傳教士的譯介而知的。在傳教士到達中國之前，契丹和中國到底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是長期困擾歐洲人的一個問題，利瑪竇來華后在對這一問題的調(diào)查過程中就說起過馬可波羅及其《游記》之事，但這在中國的典籍中至今未能找到相關的記載。

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中文文獻中介紹馬可波羅和他的《游記》，約始于鴉片戰(zhàn)爭前夕。1853年的《遐邇貫珍》中文月刊中《西國通商溯源》一文論述了中西交通和通商互市的歷史。其中比較詳細地講述了馬可波羅來華的事跡及所著《游記》之事，可以說是最值得注意的詳細記載。

眾所周知，《馬可波羅游記》一書發(fā)表后，立即在歐洲引起轟動。但在當時缺乏東方常識的歐洲人看來，《游記》所敘述的簡直像是“天方夜譚”，因而既使他們感到震驚與向往，同時卻又懷疑其真實性。后來馬可波羅以及不少傳教士都力圖證實《游記》所言不虛。

經(jīng)過西方傳教士的介紹，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始為中國人所知。從最初的傳播來看，《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遐邇貫珍》及慕維廉《地理全志》等傳媒均有相當?shù)妮椛淞Α?/p>

至19世紀70年代以后,馬可波羅及《游記》的傳播有了新的進展。這一時期，具有標志性的則是有關專文的出現(xiàn)。據(jù)向達先生考證，中國第一篇介紹馬可波羅的文章是《元代西人入中國述》。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作者一直是一個謎。

近年經(jīng)學者的研究，關于馬可波羅及其《游記》早期傳入中國的情況有了一些新進展。如《元代西人入中國述》專門論述了馬可波羅父子來華的詳細經(jīng)過及事跡。

1880年之后，在傳教士編的歷史教科書及所撰著述中，則已較普遍地論及馬可波羅入華及其《游記》之事。同時，在教會人士創(chuàng)辦的早期報刊中，也開始有文談到。作為上海創(chuàng)辦的第一份中國天主教報紙《益聞錄》，于1880年第47號起刊載《天主教入華紀略》。

從上述傳教士及教會報刊上有關情況來看，可以說，正是傳教士掀起了紹介馬可波羅及《游記》的序幕。其初始的介紹，無疑引起了國人的注意，從而在中國開始出現(xiàn)了最初的回響。

1874年的兩篇報刊文章推動傳播

以上所說，尤其是在早期的中文文獻中，都是西方傳教士和在華外籍人士的介紹，這實際上反映出《游記》在中國早期傳入的初始狀況。那么，國人對馬可波羅及《游記》的反饋和最早介紹又始于何時呢？

學界一般認為，《元代西人入中國述》和《詢意國馬君事》，是目前已知我國最早介紹馬可波羅其人其書的文章。二說均認為始于1874年。

其實國人論述到馬可波羅恐怕比這要早得多。事實上，在傳教士最初的介紹下，馬可波羅及其《游記》之事已漸為國人所知曉，并在社會上有一定流傳。1855年底，曾國藩的幕僚周騰虎在論述景教歷史時，就曾提到過，但又把他和《圣經(jīng)》中早期教會人物馬可約翰混為一談。這正反映出早期馬可波羅在中國流傳的混亂狀況。

這一時期，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韜恰在墨海書館工作，與傳教士慕威廉、艾約瑟、偉烈亞力等均有密切聯(lián)系，這些傳教士均談起過馬可波羅及《游記》。所以王韜在與傳教士的接觸中，應該有所知曉。雖說他頗遺憾未能得讀《游記》原著，但最早將眼光注意到《游記》的史料價值，并第一個提出了輯譯《游記》輸入中國之事，以補元史的缺略。

盡管如上所說，國人論述馬可波羅并非始于1874年，但1874年仍可認為是馬可波羅及《游記》傳播史上的重要年頭。此年1月和4月，《申報》與《中西聞見錄》分別刊載了求知子《詢意國馬君事》和映堂居士《元代西人入中國述》兩文。以上兩種均是當時有影響的報刊，無疑會引發(fā)讀者進一步了解和探尋的興趣。

應當指出，當時中國報刊上出現(xiàn)有關馬可波羅及《游記》的專文，也與1871年之后英國人亨利·玉爾的英譯本《游記》的出版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此書在來華傳教士與學者中引起轟動。

如果說，，此前略知馬可波羅及《游記》還僅限于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話，那么，隨著兩文在報刊上的發(fā)表，通過報刊的傳媒，知曉此事的隨之就多了起來。而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一部分外交人士直接走出國門，則使他們對此有了更為直接的感受。

中國人最早獲得《游記》原著的是近代第一個駐歐使臣郭嵩燾。他出使歐洲所撰《倫敦巴黎日記》中就曾七次提到馬可波羅及其《游記》，還記下了有關外國人的反映。但是受限于時代歷史的因素，郭氏在《日記》中雖有關于馬可波羅及《游記》的記錄，實際上卻沒有產(chǎn)生任何影響，并未在社會上激起漣漪。

最早將《游記》作為文獻資料，利用它來考證史事的則是光緒年間的洪鈞。洪鈞開創(chuàng)了以《游記》參證《元史》的先例。但洪鈞與郭嵩燾同樣不懂外文，他所引用的外文資料靠的是使館譯員的翻譯，在其列出的《引用西域書目》中，也并無《游記》之名，可知其只是轉(zhuǎn)引。盡管如此，洪鈞為此后元史的研究者開辟了先路，其功績還是值得肯定的。

從總體上看，自鴉片戰(zhàn)爭前夕到19世紀中期，關于馬可波羅及《游記》的最初傳播還是比較零星散狀的，而且國人的認識也較模糊，更談不上研究了。由于傳播渠道不暢，其傳播的地域、范圍受到相當?shù)南拗�，在社會上影響不大。這種狀況，只是到了1890年之后才有了較大的改觀。

廣為人知、初步研究和翻譯

1890年之后，國內(nèi)書刊報章中提到馬可波羅及《游記》的明顯增多，同時在傳播渠道與媒體方面，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變化與特點。

這一時期，西方傳教士在其著作和報刊中續(xù)有介紹和解說，對晚清的知識界仍有相當?shù)挠绊懥Α．敃r，一些教會人士及學者最先利用馬可波羅之事來論證景教及基督教入華的史事。在一些報刊雜志中，引其為例加以論說的也逐漸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除來自傳教士的訊息之外，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新的傳播渠道和信息資源。當時，有眾多日本歷史教科書被譯介到了中國，還包括一些西文譯著，其中有不少均論述了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雖如伯希和所說：“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年翻譯歐洲書以前，從未知有此人。”但此事在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教科書中，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一種公共知識。由此，通過這些教科書與譯著，使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日本傳入的歷史教科書中，最早要數(shù)岡本監(jiān)輔1879年用漢文編寫的《萬國史記》。該書在日本出版后，很快便傳入中國。該書后又于1895年重刊，有多種翻印本，更擴大了其影響。在卷八《意大利記》中提到了馬可波羅的事跡。

此后還有1902年日本著名漢學家重野安繹用漢文撰寫的《萬國史綱目》，在1295年記載有“馬哥波羅還自元”條。這些用漢文寫就的著作，由于沒有語言上的隔閡，對中國的著述起著直接的影響。

至19、20世紀之交，日本的教科書被大量翻譯進來，形成了一個持續(xù)的高潮。當時幾部比較出名的譯作，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記載了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如1899年東文學社出版的日本桑原騭藏著、樊炳清譯《東洋史要》；1901年金粟齋譯書局出版的日本小川銀次郎著、東文學社譯《西洋史要》；還有同年東亞譯書會出版的日本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著，徐有成、胡景伊等譯《歐羅巴通史》。

此后出版的一些世界史著作，也多有這方面的記載。同年作新社出版的《萬國歷史》，1903年上海通社出版的德國布列著、特社譯本《世界通史》，此書除特社譯本之外，還有鏡今書局譯本，由葉瀚重譯自日本和田萬吉譯本。

至于一些中西交通史與文明史方面的譯著，其中更不乏其例。如1903年出版的日本人齋藤奧治所撰《西力東侵史》，出版界評價此書“為最新最完備之東西交涉史”。譯本之一的林譯本第七章中談到：“西洋人記錄日本事者，始于馬爾克撲勞之《東洋聞見錄》”云云。同年黑風氏所譯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中國文明發(fā)達史》也談到馬可波羅促進了歐亞交流。

受上述譯著的影響，與此相應，當時國人自撰的一些世界史與中西交通史著述，有不少均述及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如1897年出版的鄒弢《萬國近政考略》，在卷二《地輿考》中便指出：“考中國元代始初，有意大利國佛尼斯人馬穀保仕中國，為揚州總管，曾奉命出使。后告歸回國，在南洋望見奧洲，歸述于人，始有歐人來探是地。”卷七《沿革考》論述意大利時也專門論及此事。1899年出版的龔柴、許彬編譯的《五洲圖考》，在《澳削尼亞洲》“總論”中說道：西人在元代之前不知道有澳洲的存在，等馬可波羅回國后，他們才知道除了亞洲之外還有別的島嶼�？梢娺@些著述在論述五洲萬國歷史時，均已注意及此，而不忘寫上這一內(nèi)容，以闡明其重要意義。

嚴復的譯著也值得一提。戊戌時期他以翻譯《天演論》名動天下，紙貴洛陽。他所譯的亞當斯密《原富》，1901年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原富》中認為，中國盡管一向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國家，但現(xiàn)在卻處于停滯狀態(tài)之下，與五百年前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似乎沒有什么區(qū)別。原書中此段文字并不很長，但它直接與中國的現(xiàn)狀相比較，以此來說明中國社會進步之緩慢，再經(jīng)嚴復的譯介，在清末險象環(huán)生之際，不免令人看了觸目驚心，因而其所造成的影響也就非同一般。如吳汝綸在讀嚴復譯稿時，《桐城吳先生日記》上卷《西學》第九中，便摘錄了嚴譯之文，指出“今其國富庶不加益也，其編戶齊民顛連窮厄，則歐洲極貧之國未嘗聞也”。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中，引嚴譯《原富》中“瑪可波羅游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之語，說道：“吾以為豈惟瑪氏之作，即《史記》、《漢書》二千年舊籍，其所記載，與今日相去能幾何哉？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以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對此表示了十分沉痛的心情。

由于上述歷史教科書包括嚴復的譯作等，均是一般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讀物，其受眾及影響的層面自然遠較此前擴大，也是以往所不能比擬的。由此，國人獲知此事就較前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新的學術資源。至于當時不少的報刊傳媒，在這方面同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查閱有關的報刊資料，一些文章在論述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時，提及馬可波羅之事，也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現(xiàn)象。值得提出的是，1903年2月在福州出版的《閩報》上，連載有黃乃裳所撰《歐人東來考》一篇長文，詳考有關中西交通及歐人東來的歷史。其中論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又有意大利人姓保羅名恪路者，與其弟麻標來”，以及此后攜其子馬可再次來華，馬可在華事跡和返意大利后寫《游記》的情況，遠較一般譯著的教科書為詳。

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關于馬可波羅的專題演講活動，也是值得關注的動向。據(jù)當時《申報》載，1906年3月，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在上海尚賢堂作了題為《意大利名人馬克博羅》的演說。此后又連續(xù)二天，大幅登載這次演講的情況。當時如盛宣懷等一批上海官員和士紳均參加，可說是中外同人共聚的重要活動。

上述報刊對馬可波羅及《游記》的介紹與論述，說明它已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并成為當時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在知識分子、士紳和普通民眾中間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曾任清廷大臣、1904年逝世的文廷式，在其《純常子枝語》卷四十中也引：“西人馬留哥波羅嘗仕元，世祖時巡視各地。其紀行書有曰”云云。很有意思的是，1907年11月，在唐景嵩、寶熙為光緒帝講授《西史講義》的講稿中，論述“新航路之發(fā)明”、“新大陸之發(fā)見”時，也講到“葡人之尋新地于非洲也，意大利有哥侖布者，素操航海業(yè)，嘗讀馬可波羅書，頗悉亞東事”�？梢哉f，這一時期，經(jīng)報刊媒體的傳播與宣傳，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的知識分子，有關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已經(jīng)廣為人知，成為社會上一種普泛的常識。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出現(xiàn)了對馬可波羅及《游記》的初步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單士厘。她是清末最早走出國門的知識婦女之一。1908、1909年間曾隨出任清廷駐意大利公使的丈夫錢恂旅居羅馬。著有《癸卯旅行記》和《歸潛記》�！稓w潛記》記載了她在意大利羅馬等地游歷的情況，其中有專文《馬哥博羅事》詳細地介紹了馬可波羅及其《游記》。

單士厘認為《游記》“凡所聞見，多可與《元史》相參證”。引人注目的是，文中她還對若干問題進行了初步的研究與考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一是關于馬可波羅其人的問題。她通過查閱有關元史的資料，對西方學者認為元樞密副使孛羅即馬可波羅之說提出了質(zhì)疑。二是《游記》所載馬可父子襄陽獻炮一事的真實性問題。馬可波羅在《游記》中宣稱，元朝攻陷南宋襄陽城，得力于使用一種新式武器拋石炮，獻新炮法的是其父親、叔父和他本人。她據(jù)《元史》的記載揭示出史傳所載“與馬哥言亦不合”。此外，她和其丈夫還依據(jù)《游記》的內(nèi)容，說明猶太教、基督教等在中國傳播的情況。

這一時期，在介紹馬可波羅及《游記》方面，《東方雜志》上刊登的兩篇文章也值得注意。1910年6月《東方雜志》第8卷第5期上，刊登了杜亞泉所撰的《馬可波羅事略》，該文稱“馬可波羅為歐亞最初之介紹人，本志屢引用其故事，茲撮其事略及遺像”，介紹了其生平事略，同時還刊登了一幅馬可波羅遺像。第6期上即刊登了史久潤所撰《馬可波羅游記書后》一文。史氏認為，古今獨具只眼、周游列國的只有五人：一為希羅多德，一為安思北，一為馬高，一為北爾撤石，第五人即為馬可波羅。指出在此之前，歐洲人至東方者，僅至君士坦丁堡與黑海之濱而止，故稱道他是“灌輸亞洲事情以入歐洲者之第一人”，同時“成吉斯汗一生之豐功偉烈，賴馬可波羅之書而后千載萬載傳于世界”，因而又是“成吉斯汗之恩人”。兩文發(fā)表在當時全國影響最大的刊物《東方雜志》上，其作用顯然不能低估。

從史久潤稱“近方著手”翻譯《游記》之語來看，說明此時國內(nèi)直接接觸、閱讀到《游記》原著的人已逐漸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910年11月出版的《地學雜志》第10期“紹介圖書”欄中，還刊登了一則介紹英文版《馬可孛羅游記》的廣告，廣告作者還結合當時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出了愛國主義精神。

隨著馬可波羅及《游記》影響逐漸擴大，也有了獲得《游記》原著的途徑，翻譯《游記》原著便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國《馬可波羅游記》的第一個譯本，是清末魏易翻譯的《元代客卿馬哥博羅游記》。魏易曾經(jīng)留學法國，與林紓合作翻譯過《湯姆叔叔的小屋》、《迦因小傳》等外國小說。他于1909年開始翻譯《游記》，所依據(jù)的底本是刊于1818年的馬斯敦英文譯本，僅在個別地方參考了“地學本”。譯文逐日登載在北京汪康年主辦的《京報》上。雖說所刊登的僅是部分章節(jié)，但它的刊出，無疑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游記》的真實面目，因而引起了頗大的反響。

辛亥革命以后，魏易又將全書譯完，1913年7月由正蒙印書局出版，由梁啟超題簽封面書名。書分二冊三卷，計二百零五章。在翻譯中，魏易對前譯中人名、地名的訛誤脫漏，以及道里方向與今世輿圖所載不相符合的地方，參考有關文獻作了較詳?shù)淖⑨�，對�?zhàn)事的敘述則作了刪冗精簡的工作。

不過，這一譯本也有較大的弊病。其所據(jù)底本不佳，魏易所譯對原文又多所刪節(jié)，實際上只是一個節(jié)譯本，這和當時翻譯外國作品多為節(jié)譯的風氣是相關的。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因受西方學者鮑梯、馬斯敦等的影響，誤將元樞密副使孛羅與馬可波羅混為一人，由此造成重大的失誤。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學者如李季、張星烺等也多誤從此說，直到1920年代以后，伯希和、馮承鈞才糾正了這一錯誤。譯者不諳元代史事，對譯文中的人名、地名，均未與《元史》加以對證考釋，故頗多訛誤，因而為學者所詬病。不過此譯本盡管有眾多的缺憾，但作為我國翻譯的第一部《游記》，國人由原先只知其名而未見原著，到正式看到譯作，無疑擴大了其在中國的讀者層面和社會影響。這一譯作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此版《游記》現(xiàn)已很少得見，以具有版本上的價值。

在魏易譯本出版以后，國內(nèi)學者也隨之對其作了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對其地名、史實的研究。1915年，史地學家丁謙在《地學雜志》發(fā)表了《元代客卿馬哥博羅游記地理考訂》，序言中聲稱，在讀了魏易的譯本后發(fā)現(xiàn)書中附注今地名頗多舛誤，因此詳細考核，以正其誤。此后他又在前文的基礎上，寫了《馬哥博羅游記補注改訂》的長文，主要依據(jù)魏易譯文的體例和順序，對魏譯《游記》中的地名和史實作了考訂。改正了魏譯的不少錯誤，對全書大部分作了注釋并附以今名，使其事得以互證明確。同時又頗有見地的指出，《元史》之孛羅系蒙古人，魏譯乃以元世祖時之樞密副使孛羅為馬可波羅之誤。實際上表明中國人對《馬可波羅游記》應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后來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丁謙給予高度評價。

從鴉片戰(zhàn)爭前夕傳教士最早提及馬可波羅及《游記》之事，到1913年第一個《游記》中文譯本的出現(xiàn)，期間經(jīng)歷了約近七八十年的歷程�；厮菁韧�，從傳教士最初簡單的介紹，至國人的初步反應，進而至日本教科書大規(guī)模的引入，報刊傳媒的宣傳，在這一過程中，隨著讀者層面與社會影響的擴大，其人其事愈來愈廣為人知，從而成為傳媒中的一種公共知識，無疑展示了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接受及逐漸擴展的過程。它既反映出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反響，也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鋪墊。

通過對馬可波羅這一個案的分析，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進程，這對于我們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有某種啟示意義。當然，至于真正對馬可波羅及《游記》作比較深入的研究，那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這一時期，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展開，先后有張星烺、李季、馮承鈞等人譯本的出現(xiàn)，有呂思勉、向達、季子、楊志玖等人對馬可波羅及《游記》的考證與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

主講人簡介

鄔國義，1951年4月生，浙江奉化人。1978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F(xiàn)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史學史、歷史文獻學、二十世紀學術史等。主要著作有《國語譯注》、《資治通鑒》（附考異）(校點)，撰有《史學通論四種合刊》、《國語譯注》、《南朝五史辭典》（副主編）等，承擔國家九五重點出版規(guī)劃項目《王國維全集》的點校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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