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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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的人們大概都會承認，《新青年》雜志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批判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報刊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后影響最大的刊物�？墒窃谒鼊偝霭娴臅r候，反應卻是頗為冷落的。就是魯迅，起初也沒有怎么重視它。

　　大可一駁的新雜志

　　魯迅和陳獨秀都屬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們都一度在北京大學任教，卻并不同時。陳獨秀是1917年1月應蔡元培之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1919年3月底因受到反改革輿論的攻擊而去職。魯迅是1920年8月6日接了北大的聘書，前去講授中國小說史，這時陳獨秀早已不在北大了。他們兩人并不曾在北京大學同事。

　　魯迅是因為《新青年》雜志才和陳獨秀交往的。陳獨秀編輯的《新青年》雜志是“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期刊。第一卷名《青年雜志》，1915年9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第二卷發(fā)刊已經(jīng)是在袁世凱死后，就改刊名為《新青年》了。

　　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回憶說：

　　魯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注：1917年)4月我到北京，魯迅就拿幾本《新青年》給我看，說是許壽裳告訴的，近來有這么一種雜志，頗多謬論，大可一駁，所以買了來的。

　　周作人這一段回憶與事實有一點出入。并不是他到北京以后魯迅才拿《新青年》給他看的。在這以前，魯迅就已經(jīng)寄它到紹興家中給他看了。1917年1月19日魯迅日記：“上午寄二弟《教育公報》二本，《青年雜志》十本，作一包。”《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之初，魯迅并不寄給周作人去看，現(xiàn)在一大包十本寄去，大約是看法變得好一點了。

　　許壽裳于1917年9月調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魯迅寫給他的信里多次談到《新青年》。1918年1月4日的信：“《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xù)刊，定于本月十五日出版云�！币驗殇N路不好，第三卷出完之后，群益書社不想出下去了。幾經(jīng)交涉，才答應續(xù)刊。第四卷第一號于1918年1月15日發(fā)行的時候，距第三卷第六號(1917年8月1日發(fā)行)已經(jīng)間隔四個半月了。第四卷第二號出了(1918年2月15日)，魯迅給許壽裳寄去，同時在給他的信(3月10日)中說：“《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別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見貽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見返耳。”反正是銷路不好，出版者就多送人，擴大影響。從魯迅日記中看，他不僅寄贈許壽裳，還分贈齊壽山、錢鈞夫(名家治，物理學家錢學森的父親)等人，以及通俗圖書館。

　　批駁者進入編輯部

　　錢玄同，1918年，《新青年》編輯、主要撰稿人。

　　不久，魯迅開始給《新青年》寫稿。敦促最力的是新青年社同仁錢玄同和劉半農。這件事，后來錢玄同回憶說：民國六年(按即1917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復)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shù)一數(shù)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錢玄同：《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魯迅在《吶喊·自序》里生動地記下了他同前來勸駕的錢玄同(用的是林琴南影射小說《荊生》里面攻擊他的名字“金心異”)的交談，大家都很熟悉。這里就不引用了。極力敦促的還有劉半農。

　　錢玄同劉半農他們這樣極力敦促魯迅兄弟為《新青年》寫稿，應該說是也反映了主編者陳獨秀的態(tài)度吧。魯迅想：他們正辦《新青年》，這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而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于是拿起了筆來。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魯迅發(fā)表了小說《狂人日記》和三首新詩《夢》、《愛之神》和《桃花》。正如他在《自選集·自序》里說的：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那時革命的前驅者”，落實到具體的人，當然就是陳獨秀了。

　　魯迅不只是為《新青年》寫小說，寫新詩，還寫了《我之節(jié)烈觀》、《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這樣的批判舊道德觀念的論文，特別是在《隨感錄》專欄里發(fā)表了好些篇針對性極強的論戰(zhàn)文章。后來他在《熱風·題記》中說：“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fā)的；有的是對于所謂‘保存國粹’而發(fā)的；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jīng)驗自豪而發(fā)的；有的是對于上�！稌r報》的諷刺畫而發(fā)的�！�

　　就這樣，魯迅、作人兄弟也就成為《新青年》雜志的同人了。

　　周作人，(1885-1967年)現(xiàn)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

　　編輯的武器與魯迅的詩意

　　魯迅的《憶劉半農君》(收《且介亭雜文》)一文中有這樣一段回憶往事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藏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边@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這里，拿“武庫”之有無來表現(xiàn)陳、胡、劉的差異，比喻確是精彩。可是周作人對此說是否可信提出了質疑。他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說：

　　世無圣人，所以人總難免有缺點。魯迅寫文態(tài)度本是嚴肅，緊張，有時戲劇性的，所說不免有小說化之處，即是失實—多有歌德自傳《詩與真實》中之詩的成分。例如《新青年》編輯會議好像是參加過的樣子，其實只有某一年中由六個人分編，每人擔任一期，我們均不在內。會議可能是有的，我們是“客師”的地位，向來不參加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11-12頁)

　　周作人把他自己以及魯迅同《新青年》的關系定位于“平常寫點稿子”的“客員”，從來沒有參加過編輯會議，更不用說獨力分擔某一期的編輯了。在魯迅日記里所記同陳獨秀的交往，都是些書信往來，那些“來訪”“往訪”的見面的記載一次也沒有，更沒有參加《新青年》編輯會的記載了。或問：是不是在已經(jīng)失掉的1922年的日記本上有此一類記載呢？這很容易回答：1922年陳獨秀是在廣州，下半年，《新青年》出滿九卷也就�？恕．斎�，日記中沒有見面的記載，只表明他們沒有單獨會見過，并不能排除多人聚會(例如共同赴宴之類)時候的相見。這樣的見面想來總是有過的吧。

　　撲朔迷離的編輯會

　　是不是出席過《新青年》編輯會的事情可以存疑。但是陳獨秀極力催促魯迅寫稿卻是千真萬確的。周作人保存了一批陳獨秀給他的信件可以作證。

　　周作人的《實庵的尺牘》一文(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第608-613頁)匯錄了陳獨秀寫給他的16封信。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二卷里只選入了其中3封。下面據(jù)周作人文引用。

　　1918年12月14日信：“文藝時評一欄，望先生有一實物批評之文，豫才先生處，亦求先生轉達�！�

　　1920年2月19日信：

　　啟明兄：五號報(注：指第七卷第五號)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須齊稿，《一個青年的夢》望豫才先生速將全稿譯了，交洛聲兄寄滬。六號報刊打算做勞動節(jié)紀念號，，所以不便雜登它種文章，《青年夢》是四幕，大約五號報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同年3月11日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chuàng)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

　　同年7月9日信中說：“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周作人當即將陳獨秀催稿的意思轉告魯迅了。魯迅很快作出了反應。1920年8月5日魯迅日記：“小說一篇至夜寫訖�！�7日：“上午寄陳仲甫說一篇�！庇浀木褪前褎倢懗傻男≌f《風波》寄給陳獨秀了。

　　同年8月13日陳獨秀致周作人信：“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在這號報上(注：第八卷第一號)印出，先生譯的那篇(注：科羅連珂作《瑪加爾的夢》)，打算印在第二號報上，一是因印刷來不及，二是因為節(jié)省一點，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寫文章。倘兩位先生高興要再做一篇在二號報上發(fā)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

　　同年8月22日信：“《風波》在一號報上登出，九月一號準能出版……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同年9月28日信：

　　二號報準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說在這里，大概另外沒有文章了，不曉得豫才兄怎么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xiàn)在為我一人獨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

　　陳獨秀，(1879-1942年)， 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起人和旗幟，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一大至五大黨的最高領袖。

　　感謝在押的政治犯

　　陳獨秀對魯迅小說的評價，可見他鑒賞的眼光。只是他建議魯迅將所作小說結集出版，時間還稍早了一點。這時，他還沒有寫他最重要的小說作品《阿Q正傳》。三年之后，魯迅的小說集《吶喊》才出版了。

　　這以后陳獨秀忙于政治活動，他和魯迅作人的文字之交也就中斷了。

　　1933年3月，魯迅為天馬書店出版的《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一書寫了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說來》(收《南腔北調集》)，其中回憶往事，說：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地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須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幾個月之前，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捕。魯迅對這樣一位在押的政治犯公開表示感謝，也有向當局表示一點反對的意思吧。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陳獨秀正在獄中。幾個月之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不久陳獨秀也就獲釋出獄，在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宇宙風》散文十日刊第52期上發(fā)表了《我對于魯迅之認識》一文，我猜想是應《宇宙風》編者為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約稿。文章很短，只有三段。

　　第一段講魯迅同《新青年》的關系，指出他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但“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他這樣說，正好印證了周作人所說的“客員”身份。

　　第二段講魯迅同共產黨人的關系：“在民國十六七年(注：1927、1928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注：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先生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第三段談魯迅1936年對共產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態(tài)度，認為他“并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于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lián)合”。文章最后說：“這位老文學家終于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于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五卷，第215頁)這也就是他對亡友魯迅最后的評定和懷念，也是最中肯的評價，魯迅最可寶貴的遺產正是獨立思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