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財政類型是對某國家政權汲取和使用社會資源方式的理論化表述，而財政轉型則意味著國家政權對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的變更，也即國家類型在某種意義上發(fā)生了轉變。本文選擇明代浙江地方財政結構的變遷為題，意在為分析一條鞭法改革提供一種地方經驗，試圖在此基礎上，分析賦役財政體系下明代地方財政結構的運行模式，進而重新解讀一條鞭法改革的財政史意義，為深入分析明代財政體系轉型提供一種可能。既有研究成果多從社會經濟發(fā)展對原有實物財政體系造成沖擊的角度描述明代地方財政轉型的過程。雖然有學者對此種理論描述提出質疑，然而相應的實證分析成果甚少。本文對浙江地區(qū)財政收支的研究則表明，賦役財政體系的運作思路自明初至嘉靖年間一直都在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真正對該體系造成沖擊的是發(fā)生在嘉靖中后期的抗倭戰(zhàn)爭，軍事動員體制的變更，雇傭兵的大量使用，軍餉數(shù)目的激增，促使政府對貨幣白銀產生大量的需求，最終催生了貨幣化財政體系的誕生。這樣一個變遷過程足以引起我們對賦役財政體系的運行原理，一條鞭法改革的財政史意義進行重新思考。 本文第一章討論了正項錢糧的收支結構與改折問題，主要關注賦役財政體系中的“賦”，研究中可以發(fā)現(xiàn)正項田賦直到嘉靖中期以前都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折銀的現(xiàn)象，只有京庫折糧銀、漕運輕赍銀和派剩米麥等幾個項目出現(xiàn)改折情況，作為財政開支的主體部分始終保持著實物收支的方式。而對于地方存留糧，中央政府自明初就已經對其各項用途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除官俸、師生廩糧和孤鐸口糧支出外，其余存留部分只作備用，地方政府不能擅自改折或動支。就此而言，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和白銀存量的增大只能成為田賦銀納化的必要前提，但并非直接促因。從本文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嘉靖中后期出現(xiàn)的田賦開始大量改折白銀現(xiàn)象，是抗倭戰(zhàn)爭對白銀的大量需求和衛(wèi)所軍俸支出結構改變造成的。從這個角度講，國家需求是田賦銀納化的直接動因，沒有中央政府的統(tǒng)一指令，地方政府并不能單獨完成田賦的銀納化改革。由此可見，賦役財政結構中的“賦”體現(xiàn)了“現(xiàn)物主義”財政的基本思路，國家必須在整個財政構成中存有相當數(shù)量的實物，尤其是備用糧食，以確保國家政權的戰(zhàn)略安全。只是這種思路，在明中前期的財政運行中被推向了極致，只是在外部環(huán)境的強力推動下，這種思路才發(fā)生方向性的轉變。 對明代均徭役銀力差的研究表明，銀差主要作為地方官員的養(yǎng)廉銀兩和儒學師生的補貼銀兩使用，雖然在其后的發(fā)展中銀差的項目中增入了織造銀兩等并不屬于徭役范疇之內的內容，但是總體而言這些銀兩并不被用作雇傭差役使用。銀差的出現(xiàn)并不能被視為徭役系統(tǒng)貨幣化的開端，因為大量用于地方政府行政所需的人員仍然以“力役親充”或“雇人代當”的力差方式征發(fā)。在理解明代均徭役問題之時，需要區(qū)別“貨幣化審編”和徭役僉派兩個過程。地方政府在僉派徭役的過程中，逐漸發(fā)展出來一套量化的審編系統(tǒng)。徭役的負擔被量化成白銀，人戶的資產被換算成丁田，兩者相較可以確保一定資產的人戶負擔相應等級的徭役，但決不能將這個過程誤認為徭役的銀納化，因為被僉派的民戶并不交納白銀，大多情況是花錢雇人替自己去服役，政府的最終需求依然是役，而不是白銀。均徭法體系中的審編和應役方式的完善只能看做系統(tǒng)內部的自我調節(jié)，而非對原有體系的突破。東南抗倭戰(zhàn)爭所引發(fā)的軍事動員體制的變更才是引發(fā)徭役全面銀納化的直接動力，均徭提編徹底打破了原有體系的運行方式，迫使地方通過僉役獲取財政收入的思路發(fā)生轉變。 地方行政所需各項公費銀收支結構的變遷也有同樣的軌跡可循。公費開支本由地方存留寶鈔負擔，但隨著寶鈔的持續(xù)惡性貶值，這部分稅收完全流失，地方公費負擔開始轉嫁給現(xiàn)役里甲負擔。到弘治、正德年間，規(guī)范的公費銀收支制度，也即雜辦銀制度逐漸形成，應付地方政府主要的行政開支。雜辦銀實際存在兩種支辦方式，其中祭祀、科舉、撫恤等有國家明確規(guī)定的項目直接交納白銀，由地方政府統(tǒng)一支銷，這部分基本是因寶鈔貶值轉化而來的。另外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日常辦公與生活的費用、往來人員的接待費用、交際費用等項目，這些被稱為“支應銀”，該部分并不直接征收白銀，而是由現(xiàn)役里甲人戶買辦供送，屬性上與均徭役相同，屬于附有財政負擔的“役”。不管是直接交納白銀，還是買辦供送，雜辦銀的開支并非出于毫無監(jiān)管制度的無序狀態(tài)之中，中央政府或者布政司對各項開支的具體辦法都作出了比較明確的規(guī)定。其中祭祀、科舉等費用基本屬于定額開支，支應銀的買辦的靈活性比較大，地方政府可根據(jù)自己的實際需求來支配，但每年支出的總量也是定額的。地方財政規(guī)模的膨脹給“買辦供送”的里甲應役人戶帶來了比較沉重的負擔，地方政府雖屢有銀納化改革的措施或提議，均因預算額度過低，不得不重新回到里甲買辦供送的“役”的方式上來。龐尚鵬的均平法改革延續(xù)了地方政府既有的銀納化改革思路，不同的是，提高了雜辦銀的預算額度，將一大部分“合理不合法”的項目列入地方財政的開支項目之中，最終完成了里甲役的銀納化改革，而“提編里甲”役補充東南抗倭的軍費依然是推動支應銀收支銀納化改革的最直接動因。 對浙江地區(qū)上供物料用量情況的統(tǒng)計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對上供物料的使用基本上呈增長的態(tài)勢，其中成弘之際和嘉靖中后期是兩個用量增長高峰，龐尚鵬改革以后則有所節(jié)制。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成弘以后，各地物料征收越來越多的出現(xiàn)了變通的做法，即收頭從民戶手中先征收白銀，然后再去市場采購。在這種情況下，“分收分解”制度被“總征類解”制度所取代，物料負擔被統(tǒng)一改折成白銀，按丁田數(shù)量均攤給應役里甲的全體人戶，成為里甲役的財政負擔之一。物料折銀反映出明代中期以后出現(xiàn)了比較良好的金融環(huán)境，市場中白銀存量的增加可以讓基層民戶更加便利的獲得白銀，有效降低實物運輸中消耗的人力、物力成本。物料折銀征收不代表該部分實物財政已經實現(xiàn)了市場化運作，在造辦和解運的環(huán)節(jié)上，實物主義財政色彩依舊很濃。各物料的具體解運方式需要遵循中央各部的指令，或運納實物或直接交納白銀。無論何種方式，都延續(xù)著物料對口解運的舊有方式。 驛站在明代的財政系統(tǒng)中屬于比較特殊的部分，服役于驛站的人員只在一個相對固定的人戶范圍內僉點，但基本的應役方式和均徭雜役則是相同的，都需要人戶親身去驛站服役，所不同的是服役于驛站的人戶一開始就要負擔驛站運行的財政支出。驛傳役的銀納化改革發(fā)生在正德、嘉靖年間，此次改革后，驛站財政基本實現(xiàn)了貨幣化，各類水馬夫役由驛站自行雇傭。驛站“征銀除役”改革以后，大部分服役人員都實現(xiàn)了雇傭，但供役于驛站的館夫等役則本由均徭僉派，在均徭役沒有實現(xiàn)征銀除役改革之前，尚有部分供役于驛站的人員在民戶中僉派。驛傳役的征銀改革同時也意味著驛傳銀被定額化，隨著驛站財政的膨脹，尤其抗倭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驛站的財政壓力驟增，定額收入漸不敷使用，多余的負擔則被轉嫁給尚那些尚需親身服役的均徭人戶身上。因此，驛傳役的運作非常完整的反映出了明代地方財政運行的基本特點，即在役法體系沒有徹底改變的情況下，正額外的財政支出總要轉嫁給應役人戶負擔，形成負擔連帶財政責任的“役”。 逐漸繁榮的市場經濟和良好的金融環(huán)境并沒有促進賦與役的漸次銀納化進程，而是與既有財政體系相結合，形成了一種變體運行方式，即將地方財政額外的負擔轉嫁給民戶，由應役人員買辦完成，并不斷完善審編制度，確保民戶資產與財政負擔相適應，本文將這種財政運行原理描述為Y（財政結構）=AF(定額，徭役，審編)，并對公式中各因素的具體內涵進行了界定和分析。該結構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和自我調適功能，其并沒有因為貨幣經濟的沖擊而解體，國家財政思路的變化才是該體系發(fā)生方向性的轉變。因而，我們必須對龐尚鵬改革和一條鞭法改革的財政史意義做出重新解讀。本文的研究認為，龐尚鵬改革推動了徭役全面銀納化和地方財政的市場化運行。均平法改革重新核算地方財政公費的預算，將徭役的財政負擔全部吸收進去，變成合法項目，并在此基礎之上，完成了徭役的全面銀納化。在這個過程中，龐尚鵬，或者說巡按御史龐尚鵬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所起到的絕不是簡單的“總結式”或“收尾式”的作用，而是為地方財政轉型掃清了制度障礙。從里甲、均徭和驛傳三役的變遷路徑可以看出，在沒有中央政府的許可或推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無法單獨完成財政結構的轉變。隨著市場化財政結構的建立，龐尚鵬也對原有的財政管理體系進行了改革，建立起一套基于“公共財政”的財政管理體制。一條鞭法的改革則是繼承了龐尚鵬改革的既定思路，進一步整合了財政征解體制，簡化稅收程序，減輕民戶的解送負擔。 貨幣化財政體制的建立雖然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但從財政史的研究角度，筆者更傾向于從國家汲取和使用資源的有效性來看待該體制優(yōu)劣，抑或從國家控制社會的能力角度考察財政體制的功效。貨幣化財政雖然在短時期內有效的解決了明王朝面臨的軍事壓力，但使用高度市場化的財政體系供給軍事資源是存在風險的，極容易導致整個財政體系的崩潰。
【學位授予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4
【分類號】：F812.9;K248
【圖文】：

a. 由于筆者沒有找到白糧運費的折銀時間，因此沒有標注出。根據(jù)圖 1-1 所示，可把嘉靖中期作為分界點，將浙江布政司正項田賦的銀納化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除金花銀是正項田賦改折產生之外，只有漕運運費和派剩米麥有另外的稅糧改折。正項田賦在整個財政結構中，基本以實物收支為主，就存田賦而言，情況更是如此。我們固然可以認為漕糧改折增大了田賦的折征比非制度性折納，而且漕折也沒有帶動更多的田賦項目折銀。嘉靖中期以后的起運項目中，漕糧的結構沒有發(fā)生制度性的變化，白糧也只有分改折，但其余部分的改折幅度則大幅度提升。緣由之一是南京衛(wèi)所軍俸制度由完全的實物放支變?yōu)楸菊奂嬷В俪闪似疬\南京衛(wèi)倉米麥的部分改折。而抗籌集則對地方存留糧改折的完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折色銀兩全部用于軍另一半本色部分也在萬歷初年基本完成改折。在筆者對浙江杭、嘉、衢三府田賦各項目的構成和銀納化歷程的梳理過程中金花銀改折雖然是明代田賦銀納化的開端，但在隨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正項田發(fā)生制度性的改折，只有漕運耗糧和派剩米麥發(fā)生了改折。田賦大幅度改折的

以致破家。如庫子一役“凡公堂百費及私衙日用莫更相效尤，無復顧忌，甚有不忍言者，而胥吏門皂尤百計苦之奇貨，家累千金，敗不旋踵矣。”①甫至浙江就已經對三役進行了改革，將館夫、庫子改為銀差，規(guī)該題本雖然提出將這三項全部轉入銀差，其時館夫、庫子兩項已代當，除以上三項外，其余各項均為“雇人代當”。這些項目均即原編徭戶不能親自充當，被“棍徒”包攬，結果往往被這些人尚鵬的改革辦法就是將這些力差轉化為銀差，由各機構自行雇的奏疏反映了兩方面的內容：第一、龐氏來浙江做巡按御史之時總體上還保持著“力役親充”和“雇人代當”兩種辦法。需要充還是雇人代當，從官府和民戶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說，是沒有直接征發(fā)。第二、均徭役的改革方向是力差納銀，由官府自行變化，則如下圖：圖 2-4 均徭役應役方式變遷示意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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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3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