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祀孔之禮起于春秋,成制于兩漢,展于魏晉,盛在隋唐,宋明因故損益,延至清代兩千余年,是儒家尊師傳道的重要傳統(tǒng),漢武帝尊儒后亦為王朝政治中舉足輕重的政治儀式,其典制變遷既有統(tǒng)治權術的政治考量,亦包含著深刻的文化信仰因素。清代祀孔典制變遷繼承了這一趨勢。清廷于肇興之初,基于“治統(tǒng)”合法性的考慮,采取祀孔尊儒之策略,與之相應,繼承明制而“無制作”——不僅在祀典體系上,甚至在祀典的細微之處也模仿明制而不加更改。盛世之時,清代帝王們則“參漢酌金”——圣祖仿漢制巡視闕里,親祀先師之時還以臣禮祀先師,三跪九叩,創(chuàng)東巡祀孔之制,開變革之始;世宗一朝全面提升,先有皇帝親祀,開清代帝王丁祭親祀之制度,后又改“幸學”為“詣學”,并追封先師五代王爵,再定“圣誕致齋,圣諱敬避”之制;高宗效法圣祖,先后八次巡視闕里親祀先師,并在巡視熱河等處時詣文廟釋奠,另仿古制,修建辟雍,開視學新制,更定儀節(jié),“崇德保功,超軼前代”,使清代祀孔典制全面革新,形成了不同于前朝的清代祀孔新禮,其規(guī)格、儀式“決非祠官之故事,曲臺之舊文所可同年而語矣”“已隱寓升大祀之意”。而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制、更定不僅是基于維護“治統(tǒng)”的權術所為,同樣是由于清廷統(tǒng)治日久,漢化日深,儒家文化信仰逐漸確立,是清廷崇奉先師、尊奉“圣教”的結果,為信仰所系。1840年以后,隨著西學東漸和中國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遷,祀孔典制面臨巨大挑戰(zhàn)。祀孔之禮雖于典制上未有更迭,但施行漸廢——親祀舉行的頻率和所遣官員的級別上均無法與盛世等同,與此同時,儀節(jié)荒廢、新制停止,各地文廟也年久失修、日漸殘破。1905年廢除科舉,實際上是將學統(tǒng)之祀從制度上一并廢除。但在此“天變道衰”之中,清廷仍力圖以祀孔之禮來“昌明理學、發(fā)揮圣道”,1906年,清廷升格祀孔,使之終成大祀。其不僅是試圖以“道統(tǒng)”拯救“治統(tǒng)”,亦有維護儒家信仰,抵御西學之意。但結果卻是迫于國力衰馳與“道統(tǒng)”衰微,祀孔升格在人心失散之中飽受質疑,其效果甚至適得其反。透過清代祀孔典制的變遷歷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清代祀孔典制之變遷延續(xù)歷朝典制變遷之趨勢,是權術與信仰雙重作用下的結果,我們既要看到清廷基于政治考量去祀孔尊儒的一面,也不可忽略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漢化日深的清廷所逐漸確立的儒家信仰。這種儒家信仰的確立是滿族與中原漢族不斷接觸、交流乃至1644年入主中原以后置身于漢族文化之中的必然結果。通過祀孔典制的變遷,我們可以切實的感受到儒家文化對清廷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清廷在長期統(tǒng)治過程中逐漸確立的對于儒家文化的高度認同。
【學位授予單位】：曲阜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K24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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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豐宗國;;明清孔廟釋奠禮儀及其特征比對[J];濟寧學院學報;2015年01期

2 孔U

本文編號：277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