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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理論,方法論,詮釋學,理解與闡釋

　國際關系研究與詮釋學方法

位神的名字,即赫耳墨斯(Hermes)。赫耳墨斯的使命很多,其中之一是作為信使向人世間傳遞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語言與人的語言不同,因此這種傳達不是簡單的重復,還包括翻譯和解釋。在這個過程中,首先需要的是理解。沒有理解就不可能進行翻譯和解釋�；谶@樣一種來源而形成的“詮釋”概念,最初是指實踐與方法。這種實踐與方法系統(tǒng)化為一門學說之后,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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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主要是指對文獻進行理解、翻譯和解釋的技藝學。

就人類社會的學術活動而言,和文本,在古希臘,在中世紀,存在神學詮釋學和法學詮釋學。神學詮釋學是以《圣經》為詮釋對象,其目的是通過研討圣經的教義,回答人們關于宗教信仰和良心的問題。法學詮釋學的詮釋對象是羅馬法,其目的是通過研討法律條文的意義,按法律條文對個別案例進行裁決。這樣的詮釋活動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理解,即確定詞語、語句和文本的精確含義;二是應用,即找出這些符號形式中所包含的教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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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和指示,并把它們應用于實踐。

詮釋學由針對特定領域的經典文獻的解釋發(fā)展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是經由德國宗教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D.E.Schleiermacher)的闡釋而完成的。他把詮釋學發(fā)展成了一門關于理解與解釋的普遍的科學與藝術,即“一般的詮釋學”。這種詮釋學的目的就是,“首先像作者一樣好地理解文本,然后甚至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這種一般意義上的詮釋學,其對象已不再是特定的經典和神圣的著作,而包括了流傳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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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本和精神作品。

作為一種解釋文本的方法,詮釋學的詮釋含義在歷史進程中是有發(fā)展和變化的。這種技藝自產生之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指對于文本的詞語、語句進行解釋的活動。進行這樣的解釋,其前提就是認為文本原本就有清楚明了的意義,詮釋者所要做的就是準確地理解和解釋這樣的意義。

伴隨著人們詮釋實踐的進一步發(fā)展,一些人感到僅僅理解特定文本的語言學意義已經不夠了,還應該進一步解釋文本產生的社會和歷史環(huán)境,因為作為詮釋對象的文本乃是作者的思想、生活和歷史的表現。按照這樣的理念對文本進行解釋,詮釋者一方面要理解文本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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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意義,另一方面也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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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釋文本的詞語到解釋作者的心理,這是詮釋理念的一種發(fā)展。按照施萊爾馬赫的觀點,文本的意義就是作者的意圖。為了理解作者的意圖,應當把理解對象置于它們賴以形成的那個歷史環(huán)境之中。施萊爾馬赫主張重構作者的心態(tài),“設身處地”地體驗作者的原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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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詮釋語法解釋他認,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說得確切些,他認為詮釋者可以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重建作者本人的創(chuàng)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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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把握作者在創(chuàng)造時所沒有意識到的方方面面。

詮釋學在其后進一步的發(fā)展中又出現了解釋真理的理念。按照這樣一種理念,文獻的意義不是作者的意圖,而是文獻所闡述的事件本身,即它的真理內容。這種真理內容在不同的時代、就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因此,文獻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文獻本身,而在于它的不斷再現和對它的不斷解釋之中。對于詮釋者來說,理解作品的意義僅僅發(fā)現是不夠的,還需要發(fā)明。對作品意義的理解永遠具有一種不斷向未來開放的結構。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伽達默爾認為,理解不只是一種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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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行為。

從詮釋學發(fā)展中所出現的這些不同的理念來看,詮釋者解釋文本實際上存在兩種認識論的視角。一種視角是把文本視為某種外在于詮釋者的東西,強調必須把詮釋者與詮釋對象分開。按照這樣的理念進行詮釋,是假定在文本中存在一個不以理解主體的意志為轉移的“作者原意”,文本的意義就是作者的原意。對文獻進行詮釋,就是理解并解釋作者賦予文本的既定意義。詮釋

①參見洪漢鼎主編:《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北京:東

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第475頁。據該書介紹,對于詮釋學在詞源上來自赫耳墨斯的說法,也有少數人提出了不同意見。

②洪漢鼎主編:《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fā)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頁。

③洪漢鼎主編:《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fā)展》,第23～24頁。④參閱[德]弗里德里希 阿斯特著:《詮釋學》的節(jié)選,載洪漢鼎主編:《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第14頁。

⑤洪漢鼎主編:《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fā)展》,第74～75頁。⑥參閱劉放桐等編著:《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頁。

⑦[德]漢斯-格奧爾格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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