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特點是以理念創(chuàng)新帶動概念創(chuàng)新，再以概念創(chuàng)新指引政策創(chuàng)新。這使得中國外交出現(xiàn)了自內而外、自上而下的思想支撐，為從守御應對轉向積極作為提供了邏輯基礎。因而，不理解中國外交的新理念，就不能正確理解當前中國外交的一系列新舉措。其中，“正確義利觀”是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外交理念創(chuàng)新。早在十八大之前，習近平就在外訪中提出了相關概念的雛形。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職以后，習近平先后多次在會議和訪問場合中做出了相關論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歡迎搭車”等，并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轉化為政策行動，融入周邊外交、對非外交、“一帶一路”戰(zhàn)略、對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論和輿論界對于相關政策的解讀已經大量展開，但對正確義利觀本身的研究尚且不多。然而，正確義利觀并非簡單的、天經地義的政治宣言，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對既有觀念的揚棄和超越，同時其背后的誤解和爭議仍然存在。解決這些誤解和爭議的過程，是新一屆政府深化改革、與時俱進的方針在外交領域的體現(xiàn)，代表著中國外交的新思維。

    守變合一：全球化時代的合和國際觀

    國際政治講道義嗎？這是關于國際關系的一道永恒之問。中國古哲就這個問題有法家和儒、墨之辯。西方對這個問題也有長期的爭論。其中樂觀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相信國家可以像個人一樣學習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馬基雅維利則代表著另一派的觀點。他認為國際政治中不能講人在社會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說政治家有道德的話，那就是竭盡所能維護和擴大國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于一般性的道義，無疑是對本國人民的犯罪。

    近代以來中國人看待國際問題大多數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這是西方思想輸入的結果。秦以后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法家的國際觀從來沒有占據主流。但是近代歐洲的國際關系，卻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天堂。數百年間，西方國家圍繞著領土、資源和利益進行殘酷的叢林競爭，并通過殖民統(tǒng)治把這一套國際關系規(guī)則擴展到全世界。清末以后，中國被迫在殖民列強的炮火中“開眼看世界”，切身體會到的就是弱肉強食、落后就要挨打，反復聽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諱的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強權即真理”，深深植入腦海中的就是一幅列強環(huán)伺、魚肉中華的“時局圖”。因而，作為國際關系中的弱勢國家，一百多年來，中國外交的核心主題就是“維權”“護利”。在國際道義的問題上，中國人的看法普遍比較悲觀。只有在“意識形態(tài)掛帥”的特殊時期，中國一度用革命的國際主義過度壓倒了國家利益，還曾經走過一段彎路，經歷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亂。國家利益至上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歷史教訓。

    “正確義利觀”的提出，實際上再次拋出了這個重要理論命題：當今世界還跟過去一樣，是一個赤裸裸的強權即真理的世界嗎？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將長期進行。但大多數的理論家有一個基本共識：當代國際政治處在新老交替的變革階段。這種變革不僅是新興力量崛起引發(fā)的格局變化，也包括國際規(guī)則和文化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一是國際和平初現(xiàn)曙光。如果說康德的預言被其后幾百年的歐洲歷史無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戰(zhàn)以后的歐洲國際關系中獲得了初次的證明。看看今天歐洲國家間的關系，很難想象其一百年前的樣子。人類社會在戰(zhàn)爭問題上似乎確實在向前進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戰(zhàn)爭是國家間的常態(tài)，和平是非常態(tài)。而對于今天的大多數國家來說，和平是常態(tài)，戰(zhàn)爭是非常態(tài)。當然，我們不可能立刻從馬基雅維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間還有許多曲折反復，對和平的威脅可能長期存在。正如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說，“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斗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在以和平為主題的國際關系中，國際道義就有了重新認識和估值的前提。

    二是國際合作成為主流。即便是對國際關系看法悲觀的人，也承認今天的國際關系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們能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找出一百條領土糾紛、政治矛盾、利益摩擦，但也總能找出一千條每天都在推進、不斷拓展的對外合作。在當今時代，國家間的合作不只是一種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動的客觀結果，有時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為轉移。從普遍的哲學意義上說，合作為道義提供了基礎。合作性的國際關系，必然導致國際道義。比如，如果國家不講基本信義，那么國家間的合作怎么能夠持久進行呢？沒有基本的國際道德規(guī)則，一切為國際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國際組織、國際法、貿易和金融機制都將無以為繼。國際合作性的增強，必定意味著國際道義性的增強。

    三是國際輿論力量的增強。斯諾登事件代表了當今國際政治的一種典型特征：在現(xiàn)有的技術條件下，外交事務的秘密性和隔絕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難被封閉，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會價值的檢驗和丈量。兩百年前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瘋狂掠奪、草菅人命，歐洲人只看到殖民統(tǒng)治給本國帶來的好處，而對具體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聞暴露，還可以買通媒體、控制輿論。今天，跨國企業(yè)稍有不慎，一張圖片傳到網上，就可能產生輿論的風暴，甚至被本國人民所拋棄，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今天再要把所謂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開是難以實行的。不能展現(xiàn)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家，根本就當不了政治家。

    上述國際關系的和平與合作特征，正好可以合為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合和”二字。正確義利觀的背后，實際上體現(xiàn)的是合和的世界觀。在新的世界規(guī)則中，道義是必須，也是力量。而中國在這方面面臨的形勢尤其特殊。義利合一：中國傳統(tǒng)的戰(zhàn)略智慧在中國古代的話語體系中，“義”的含義非常廣闊，甚至在英文中很難找到足以對應的翻譯。一般翻譯的“justice”只包含了“正義”的概念，“信義”“情義”“道義”等含義都沒有被涵蓋。但總體來說，“義者循理”“義者宜也”，是以“應該怎么辦”而不是“需要怎么辦”為核心�！墩撜Z》所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明確把“義”“利”分立起來的。但儒家的義、利分立，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對立。因為對于在儒家觀念中處于上層統(tǒng)治地位的“君子”來說，“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是大大的不利，因而實際上是大利和小利的區(qū)別。而墨子則干脆說“義，利也”，把義利明確統(tǒng)一起來。習近平指出：“義，反映的是我們的一個理念，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過得很好，一部分人過得很不好，不是個好現(xiàn)象。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fā)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加快發(fā)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xiàn)雙贏。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惟利是圖、斤斤計較。”在這個表述中，義是共同之利，利則包含應有之義。這種辯證統(tǒng)一的義利觀，是對由西方發(fā)展起來的、以簡單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xiàn)代外交思想的補充和發(fā)展。

    要理解義利合一的辯證外交思想，根本上要理解的是國家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宏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統(tǒng)一。在這方面，中國外交面臨一些特殊的形勢，包括：

    首先，從宏觀上來看是硬實力增長的同時軟實力滯后。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階段。一方面由于國家間競爭繼續(xù)存在，中國硬實力的增長必然引發(fā)一部分國家的猜疑、嫉妒甚至反制。但另一方面，由于軟實力的缺失，中國尚不能充分把上升的實力轉化為領導力，在周邊、非洲等重要外交舞臺上被西方妖魔化，矛盾多發(fā)、并發(fā)。中國要提升軟實力，就必須在外交上超越“精致的利己主義”，多融利、分利、讓利，才能交到更多的真朋友、獲取深入的理解和尊重。習近平多次提到“親誠惠容”“國之交在于民相親”的“親”字，體現(xiàn)了中國的思想特色：對于宏觀“關系”格局的重視要大于對眼前微觀利益的關注。“重情義”就意味著關系決定利益，而不是利益決定關系。這是中國式的處世哲學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映。

    其次，從中觀上來看是國際領導力和話語權的缺失。這集中體現(xiàn)在國際組織和國際規(guī)則制定過程中。當前中國外交的一大特征是高度重視多邊外交、積極推動國際創(chuàng)制。然而，任何一個國際組織背后都有一套價值觀在支撐；任何一種國際規(guī)則，都是對國際上現(xiàn)存問題的看法和相應解決方案。美國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領導創(chuàng)建了戰(zhàn)后國際秩序。中國要推動國際秩序變革，不但要指出現(xiàn)存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之處，還要系統(tǒng)性地闡明當代“國際正義”的內涵，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其他國家能夠普遍接受、共同獲利的解決方案。中國外交要有價值觀，才有話語權。“揚正義”“樹道義”的過程，就是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的過程。

    最后，從微觀來看還存在誠信不足和信譽缺口。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整體，在遵守國際信譽方面幾乎無可挑剔。但微觀上，中國企業(yè)、中國人在對外關系中，確實存在自身原因引發(fā)的聲譽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這是把國內的誠信缺失帶到了國外。另外也包括一些只顧自身利益、缺乏宏觀和長遠考慮的狹隘利己主義思維影響。在正確義利觀中，講信義是排在第一位的。沒有信義，情義、道義、正義都難以取信于人。同時，信義也是一切合作的基石。中國外交要積極推進對外合作，深度參與全球競爭，講信義不是為他人，而是為自己。

    在上述三個層次上，義與利在中國外交的客觀形勢和發(fā)展需求下實現(xiàn)統(tǒng)一。從長遠和宏觀來看，義、利不存在得失的分別。只有在具體和微觀問題上，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資源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中國外交要超越過度精打細算、狹隘的國家利益思想。對于強者來說，吃虧是福，甚至有時候“傻”一點，才更可親可愛，是大國的風范和氣度。

    言行合一：國家形象的多維建構

    中國的國家形象，不只是面子問題，更是活生生的利益問題。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糾紛，可能最終不取決于軍事對抗，而要靠法理之爭，背后是國家實力和話語權的比拼；中國在海外的投資，最大的障礙可能不是國家間的政治矛盾，而是當地社會的接納和認同，中國企業(yè)才能擺脫“政府爪牙”偏見和產品賣不起價的困局；中美之間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兩國政府即便達成了基本共識，社會之間還需要提升戰(zhàn)略互信。近年來，中國大力提倡公共外交，領導人身體力行，希望加深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但不能把公共外交狹義地理解為宣傳和傳播工作。正確義利觀實際上指明：中國要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尊重，不止要靠“講好中國故事”，還要靠“做好中國實事”，把言與行結合起來。十八大以來，相關的政策實踐已廣泛開展，主要包括：

    第一是擴大和深化對外援助。根據2014年最新發(fā)布的中國對外援助白皮書，中國在2010年至2012年對外援助資金893.4億人民幣。2012年十八大以后，隨著新義利觀的提出，中國的對外援助在規(guī)模和質量上都進一步擴展。從援助方式看，從政府間援助向民間援助、多邊組織援助擴展，更加重視深入國外基層，直接服務于國外民眾和社區(qū)發(fā)展。援助的內容也從基礎設施建設向農業(yè)、民生、教育等多方面發(fā)展�？梢哉f，在正確義利觀的指導下，中國的對外援助迎來了思想統(tǒng)一和戰(zhàn)略協(xié)調的新時期。“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外交方針通過援助工作貫徹執(zhí)行。隨著一帶一路戰(zhàn)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措施的深入開展，中國的對外援助工作還將繼續(xù)邁向更加成熟的階段。

    第二是維護國際正義、提供公共產品。十八大以后，中國在與本國利益相關不大的國際熱點問題上開始更積極地作為，以維護國際正義和安全。敘利亞內戰(zhàn)爆發(fā)以后，中國在第一時間派出特使，對沖突各方進行調解，并積極承擔敘利亞化武的護航責任。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的護航常態(tài)化，與其他國家共同維護海洋秩序和航道安全。國家領導人在亞信峰會、博鰲論壇、APEC峰會等場合積極發(fā)出帶有中國思想的和平和發(fā)展倡議。通過亞投行、金磚國家金融機制等方面的慷慨出資，中國竭力為世界經濟復蘇和金融安全提供公共產品。

    第三是規(guī)范中國企業(yè)在海外的行為，要求企業(yè)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中國企業(yè)的人員派駐全球各地，產品深入千家萬戶，是中國國際責任的重要承載者，也是中國形象和文化的代表者。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首次出訪，就在非洲國家領導人早餐會上提出中國企業(yè)在海外的社會責任問題，并在安哥拉專門宴請中資企業(yè)代表，要求企業(yè)維護中非友好、樹立良好形象。此后，從政府主管部門到駐外使領館，再到中資企業(yè)自身，對國際社會責任的重視都大大加強。政府和企業(yè)、政治和經濟雙管齊下，為正確義利觀的貫徹落實插上了雙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