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南宅”一詞是明清以來沂水地方社會形成的“文化符號”,最初只有“建筑空間”的涵義,專指當?shù)赝鍎⑹系募艺鞍素哉�。隨著家族發(fā)展和社會聲望的不斷擴大,“劉南宅”又漸漸成為沂水望族劉氏的家族代號。綜觀劉氏歷史,從晚明到清末,“劉南宅”相繼經(jīng)歷了“移民”“商人”“士人”“貳臣”“望族”的身份轉變,其中“貳臣”與“望族”是清代以來“劉南宅”最典型的身份特征。受家族遷徙、政局動蕩、皇權更迭、輿論轉向、社會流動等諸因素影響,在向“望族”身份衍進的過程中,“劉南宅”的生存、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始終面臨“身份認同”的困擾。尤其以明清易代之際,四世劉應賓從“明臣”到“清臣”的身份轉變所造成的影響最為深刻。通過政治身份的轉變,“劉南宅”重要人物劉應賓確保了亂世之中家族的生存、延續(xù),但也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身仕兩朝的特殊經(jīng)歷成為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對其家族的后續(xù)發(fā)展造成了困擾。從某種意義來說,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籠罩下,“貳臣”后裔一直背負著較為沉重的社會輿論壓力。因此,除了采取投身舉業(yè)、樂善好施等一般性生存策略之外,劉氏精英也在不斷進行身份調(diào)適和形象建構,以緩和這種相對緊張的社會關系。劉氏并非當?shù)赝林?移民身份使其先祖?zhèn)涫艿胤狡缫�。盡管二世劉志仁經(jīng)商致富、累致千金,但依然被當?shù)赝林醋魍忄l(xiāng)人,沒有得到地方社會的身份認同。在晚明士商互動頻繁的社會環(huán)境下,為了提高社會地位,劉志仁及其子劉勵鼓勵子弟投身舉業(yè),以實現(xiàn)由商入士的身份轉換。四世劉應賓舉業(yè)成功、步入仕途后,劉家得以躋身仕宦階層。伴隨家庭身份的轉變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劉氏開始出現(xiàn)禮佛施捐、營建書齋、望族聯(lián)姻、邀請名人題寫墓志銘等文化活動,這使其在當?shù)刂饾u聲名鵲起,從而為清代的望族之路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在晚明黨爭不斷、貪瀆成風的政治亂局中,劉氏也一度遭受著政治風險和挑戰(zhàn):吏部文選司郎中劉應賓屢因官員銓選與閹黨、權貴、時論發(fā)生沖突,備受詬議,成為清代南明史家筆下的“貪官”。明清易代之際,中國社會在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等方面都發(fā)生著劇烈變動。在不同時段,不同區(qū)域內(nèi),士大夫的政治思想和實踐往往呈現(xiàn)不同的狀態(tài),出處選擇成為當時士大夫群體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受晚明以來“陽明心學”“泰州學派”“李贄邪說”以及佛道思想的影響,劉應賓并沒有“死社稷”,而是順應時勢、明哲保身,對滿清統(tǒng)治者采取了合作態(tài)度。這既是出于保全身家、恢復社會秩序的現(xiàn)實需要,也與劉應賓仕途蹭蹬的個人經(jīng)歷和聽天由命的宿命論思想有密切的關聯(lián)。順治二三年間,劉應賓曾任安徽巡撫要職。蒞任后,劉應賓在政治上采取了曉諭徽民、解散鄉(xiāng)兵、革除雜稅等有效措施,在軍事上協(xié)調(diào)諸軍迅速平定了“土寇”“湖賊”以及殘明政權的抗清運動,為清軍平定皖省之亂做出了巨大貢獻。盡管劉應賓撫皖期間卓有政績,但滿清統(tǒng)治者對其始終懷有疑慮。這與清初滿清政權對待漢人知識分子的政策有關。一方面,清廷對漢族知識分子在奪取天下過程中的作用極為重視,不斷吸納漢族士人進入新政權;另一方面,清廷對擔任巡撫要職的漢族士人并非十分信任。隨著軍事形勢的好轉,清廷大量任命漢軍旗人擔任地方督撫,取代了漢族士人的位置。在這一背景下,因“次子劉珙抗清”“濫給武職R劯丁鋇仁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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