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紅利——從勞動參與率到勞動生產率:人口紅利轉型的實現路徑
發(fā)布時間:2021-01-02 20:51
人口轉變是長周期的動態(tài)過程,伴隨人口轉變不同時期的規(guī)律性結果,人口機會窗口的表現形態(tài)呈動態(tài)變化,人口紅利形態(tài)也隨之動態(tài)轉型。第一次人口紅利是數量型人口優(yōu)勢與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結構及轉型過程中生產要素需求的有機結合,積極的就業(yè)政策和高勞動參與率是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路徑。后人口轉變時期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撫養(yǎng)比升高,導致第一次人口紅利的人口基礎發(fā)生轉型,第一次人口紅利積累雄厚的人力資本后,成為促進經濟增長轉型的積極因素。從勞動參與率向勞動生產率轉型,是繼續(xù)收獲人口紅利和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求,而進一步推進深化改革開放、實現創(chuàng)新驅動高質量發(fā)展和促進產業(yè)內部高級化轉型,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路徑。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 2020年02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10 頁
【部分圖文】:
人口紅利轉型的理論分析框架
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處于典型的年輕型,在此期間,兩次“嬰兒潮”伴隨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導致少年兒童人口比重始終維持在40%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5%。改革開放至世紀之交,前兩次“嬰兒潮”出生隊列漸次進入勞動年齡階段,相互疊加形成“勞動力潮”,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快于總人口,其占比從60%升至70%以上;少年兒童人口數量伴隨生育率下降而減少,占比降至22.9%,形成成年型人口結構。2010年以來,第一次“嬰兒潮”出生隊列人口相繼進入老年期,演變?yōu)椤袄夏瓿薄,人口老齡化加速,2018年老齡化水平為11.9%;與此同時,第三次“嬰兒潮”出生隊列人口步入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處于10億左右的峰值期,比重始終在70%以上;少年兒童人口規(guī)模繼續(xù)減少,比重降至16.9%,形成老年型人口結構的初期階段。伴隨人口年齡結構轉型,人口總撫養(yǎng)比降至低水平,從1960年代的80以上(15~64歲人口=100,下同)開始下降,1978年降至73.2,1994年進一步降至50以下,開啟人口機會窗口,2010年跌至最低點34.2,然后開始回升,2018年為40.5。其中,前期總撫養(yǎng)比的下降主要歸因于少兒撫養(yǎng)比迅速減輕,后期的總撫養(yǎng)比回升則主要歸因于人口老齡化。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J]. 劉偉,范欣.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03)
[2]中國如何通過經濟改革兌現人口紅利[J]. 蔡昉. 經濟學動態(tài). 2018(06)
[3]勞動供給與經濟增長[J]. 都陽,賈朋. 勞動經濟研究. 2018(03)
[4]增長跨越:經濟結構服務化、知識過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袁富華,張平,劉霞輝,楠玉. 經濟研究. 2016(10)
[5]“單獨二孩”政策的人口紅利效應分析——以湖北省為例[J]. 楊云彥,向華麗,黃瑞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4(05)
[6]長期增長過程的“結構性加速”與“結構性減速”:一種解釋[J]. 袁富華. 經濟研究. 2012(03)
[7]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J]. 鐘水映,李魁. 管理世界. 2010(04)
本文編號:2953621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 2020年02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10 頁
【部分圖文】:
人口紅利轉型的理論分析框架
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處于典型的年輕型,在此期間,兩次“嬰兒潮”伴隨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導致少年兒童人口比重始終維持在40%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5%。改革開放至世紀之交,前兩次“嬰兒潮”出生隊列漸次進入勞動年齡階段,相互疊加形成“勞動力潮”,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快于總人口,其占比從60%升至70%以上;少年兒童人口數量伴隨生育率下降而減少,占比降至22.9%,形成成年型人口結構。2010年以來,第一次“嬰兒潮”出生隊列人口相繼進入老年期,演變?yōu)椤袄夏瓿薄,人口老齡化加速,2018年老齡化水平為11.9%;與此同時,第三次“嬰兒潮”出生隊列人口步入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處于10億左右的峰值期,比重始終在70%以上;少年兒童人口規(guī)模繼續(xù)減少,比重降至16.9%,形成老年型人口結構的初期階段。伴隨人口年齡結構轉型,人口總撫養(yǎng)比降至低水平,從1960年代的80以上(15~64歲人口=100,下同)開始下降,1978年降至73.2,1994年進一步降至50以下,開啟人口機會窗口,2010年跌至最低點34.2,然后開始回升,2018年為40.5。其中,前期總撫養(yǎng)比的下降主要歸因于少兒撫養(yǎng)比迅速減輕,后期的總撫養(yǎng)比回升則主要歸因于人口老齡化。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J]. 劉偉,范欣.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03)
[2]中國如何通過經濟改革兌現人口紅利[J]. 蔡昉. 經濟學動態(tài). 2018(06)
[3]勞動供給與經濟增長[J]. 都陽,賈朋. 勞動經濟研究. 2018(03)
[4]增長跨越:經濟結構服務化、知識過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袁富華,張平,劉霞輝,楠玉. 經濟研究. 2016(10)
[5]“單獨二孩”政策的人口紅利效應分析——以湖北省為例[J]. 楊云彥,向華麗,黃瑞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4(05)
[6]長期增長過程的“結構性加速”與“結構性減速”:一種解釋[J]. 袁富華. 經濟研究. 2012(03)
[7]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J]. 鐘水映,李魁. 管理世界. 2010(04)
本文編號:295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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