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笑 蔡壽松 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

摘要：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幾年里經濟總額已趕超俄、意、英法、德等發(fā)達國家成為世界的第三大經濟體。特別是在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世界各國的經濟都遭受重創(chuàng)，然而中國的經濟卻逆風而上，仍然保持著高速增長的勢頭。如此大的成就引起了全球各國包括中國的經濟學家對其成功原因的探究，其探究的結果可謂百家爭鳴，呈一時之盛。然而無論是國外的學者還是國內學者都只在一定的程度上研究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我認為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里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的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就是：國家對社會與經濟的集權控制。

關鍵詞： 國家 ；集權 ；經濟增長

一、文獻綜述

探索一國的經濟增長機制一直是經濟史學家研究的重要課題。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表現另世界驚訝，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原因有許多，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國家對社會與經濟的集權。道格拉斯:C諾思(1994)認為,在現有的技術和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形成、界定和保護的代價極為高昂。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地提供產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便應運而生，籍以維護經濟增長同時國家在產權形成、界定和實施以降低交易費用方面具有規(guī)模經濟。因此國家作為一個影響甚至決定了經濟制度的基本因素對經濟的增長起著主要作用。在莫瑞和奧爾森看來治理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少數國家最高領導人手中且長期任職,為治國者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使之能夠格外關心本國的經濟成長,有足夠長遠的眼光進行長期投資(何帆,2003)。安斯姆哥盧和詹姆斯﹒羅賓森提出:經濟增長決定于統(tǒng)治者的選擇和決策。由于技術進步和制度創(chuàng)新通常會帶來社會的不穩(wěn)定,侵蝕或危害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地位,所以他們總會漠視或阻止技術進步和制度創(chuàng)新。因此將制度變遷乃至經濟增長的原因歸結于統(tǒng)治集團的主動性。19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發(fā)生的經濟危機嚴重威脅到人民的基本溫飽甚至足以威脅到政治穩(wěn)定，因此以鄧小平為首的一屆領導人決定采取市場取向的市場經濟，并且鼓勵技術進步和制度創(chuàng)新。根據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關系，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集權統(tǒng)治并且市場不發(fā)達的國家來說，強制性制度變遷將起主要作用。在我國中央政府是改革的倡導者和組織者，政府的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和意愿是決定制度變遷方向的主導因素，許多制度變遷都要中央統(tǒng)一實施才能進行。改革的方向、程度、形式和時間安排基本程度上取決于擁有最高決策權的核心領導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它的偏好及效用最大化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本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大了極大的提高。

二、中央集權模式與經濟增長

（一）歷史上的中央集權與經濟績效表現

自從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后，我國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制度，歷朝歷代也都十分重視對中央集權的加強。封建時期我國一直是小農經濟統(tǒng)領社會，國家通過收取田賦來維持其運轉，同時國家為農民提供一個穩(wěn)定的生存環(huán)境使其免受社會內部其他成員的侵害和異族入侵。中央集權模式為小農經濟的正常運作提供了保障，并使之不斷接近并最終達到這種生產方式的限度內所能達到的最高繁榮。盡管中央集權模式使中國的小農經濟發(fā)揮到了極致并且產生了對世界有著重要影響的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文明�？墒呛髞黼S著經濟的發(fā)展人們越來越需要與之配套的制度，然而統(tǒng)治者擔心制度改革會危害其自身利益因此極力阻止制度改革和技術進步。1840年西方列強對中國發(fā)動的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直至新中國成立中國均處于分裂和內戰(zhàn)中。中央政府實際上相當于不存在，那么它也就喪失了對整個社會和經濟實行集權統(tǒng)治的能力，中國的經濟在此期間也處于停滯狀態(tài)。

（二）1949-1978年的中央集權與經濟績效

1949年后中國成立了一個具有強凝聚力以及威信力的中央政府，它不僅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也擁有極強的社會整合能力。當時的社會變革激發(fā)了全國人民普遍的愛國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因此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道義上具備了強大的基礎。這一條件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更好地動員和利用全社會的各種資源來為特定的工業(yè)化目標服務，極大地加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羅斯托把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歷史分為六個階段：傳統(tǒng)社會、作為起飛前提的階段、起飛、成熟、大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1949年-1978年的這個階段恰恰是我國作為起飛前提的階段。羅斯托認為這一階段必須實行國家中央集權，統(tǒng)一生產市場和財政賦稅，以積累起飛階段所需要的資本。中國在建國時期經歷了革命戰(zhàn)爭和社會結構的的劇烈變動，各種社會利益已經在此過程中被清洗了，因此不存在各利益集團對經濟增長的干擾，并且國家的監(jiān)督成本也下降了。根據國內國際形勢，國家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統(tǒng)一生產市場和財政賦稅，并且動員全社會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實現社會一體化水平。在集中制的體制下中國迅速建立了一個獨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為國家的獨立自主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保障。

（三）1978-至今的中央集權與經濟增長

諾思認為，一個國家政體決定著我們經濟結構和經濟發(fā)展。從短期看，權利集中的政府可以取得高經濟增長率。計劃經濟體制為當時中國的經濟增長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由于國家壟斷了產權，取消了市場交易，政府由此完全掌握了經濟的發(fā)展命脈，形成了一種壟斷型的控制模式，這樣就抑制了經濟的發(fā)展并且?guī)缀鯇е铝私洕辣P的局面。這時的中國如果不從根本上改革舊的經濟模式，就不會有經濟的發(fā)展，那么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永遠不會實現。此時中國只有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依靠權力中心作為制度變遷方向的主導因素對國家進行制度改革和技術創(chuàng)新才能取得經濟的高速增長。

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國內的政治穩(wěn)定，這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中國的市場化轉型有一個明顯不同的重要特征就是政治體制的連續(xù)性。在轉型過程中,基本社會體制框架,尤其是政治制度以及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不發(fā)生變化，這種漸進式的改革基本保持了整個經濟體的穩(wěn)定、有序，避免了過于劇烈的震蕩和沖擊。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在改革的30多年里國家為了發(fā)展經濟，一直堅持產權界定寸步不移，并且一直把握著改革的方向、程度、形式及其時間。1982年確立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1984年比較系統(tǒng)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地商品經濟。1980年鄧小平發(fā)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為新時期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國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1982年確立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比較系統(tǒng)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地商品經濟，1980年鄧小平發(fā)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為新時期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國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我國的對外開放也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在1979年，中共中央進行的試辦特區(qū)，打開了我國封閉大門的一角。在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了對外開放的制度基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時我國的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制度性開放。

三、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借鑒之處

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齊澤克，也認為“中國之所以發(fā)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tǒng)治，相反，而是由于這種威權主義統(tǒng)治所帶來的�！逼渌l(fā)展中國家要可以成立一個有威望且有凝聚力的集權政府，這樣政府能保證不被各種利益集團所綁架，也保證其政策的長期實施。集權政府也可以保證國內的穩(wěn)定，使經濟在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內運行，當今世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依然處在內戰(zhàn)時常爆發(fā)的狀態(tài)中，這樣人民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證何談經濟的發(fā)展。

如果國家的政府是一個有威望且有凝聚力的政府，那么政府需要界定和行使有效率的產權，并且提供足夠的激勵為經濟方面的創(chuàng)新活動，同時保證創(chuàng)新活動的行為主體得到應得的最低限度的報償或好處，這樣才能保證經濟的高速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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