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培訓非貨幣收益的視角,依據(jù)蘇州市農民工的微觀調查數(shù)據(jù),實證分析了教育培訓對農民工犯罪傾向性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fā)現(xiàn):(1)教育培訓對農民工市民化具有正效應,即農民工市民化水平會隨著教育培訓水平的提高而提升;(2)教育培訓對農民工犯罪傾向性具有負效應,即農民工犯罪傾向性會隨著教育培訓水平的提高而降低;(3)農民工市民化部分中介了教育培訓對犯罪傾向性的負效應,即在控制教育培訓的情況下,農民工市民化水平越高,其犯罪傾向性越低;(4)在結構關系模型中,中介效應和直接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分別為41. 85%、58. 15%。在此基礎上闡明對農民工犯罪傾向性的抑制作用是教育培訓帶來非貨幣收益的重要表現(xiàn),發(fā)展農民工教育培訓以及聯(lián)合推進市民化有助于預防城市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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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教育培訓影響農民工犯罪傾向性的理論模型

H3:市民化對農民工犯罪傾向性具有負向影響。H4:市民化在教育培訓與農民工犯罪傾向性關系之間起中介作用。上述理論假設闡明的邏輯是(見圖1)，農民工教育培訓和市民化對其犯罪傾向性均有負向影響，通過教育培訓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水平，進而提高其市民化水平，教育培訓和市民化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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