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題：國學 + 國故學��； 參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6期

【摘要】：在民初趨新學者的認知中 ,2 0世紀 2 0年代的國學機構有三類 ,即賽先生的“國學”、冬烘先生的“國學”和神怪先生的“國學” ,分別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無錫國學專修館和上海同善社的國學專修館為代表 ,前者總試圖區(qū)分于后二者。但當時還有一些較難納入這三類的國學機構 ,比如東南大學的國學研究院就與北大國學研究所異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連北大派國學也不予承認 ,他們認為治國學者皆不“科學”。與趨新學人意愿相反的是 ,由于各類國學機構研究的對象接近 ,整理國故客觀上多少起到了溝通新舊的作用 ;但新派對舊派有意識的排拒遠勝于基本是無意識的溝通 ,“國學”一名終于不立 ,不得不在反對聲中逐漸淡出
[Abstract]: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the early 1920s, namely, the "Chinese studies" of Mr. Sai, the "national studies" of Mr. Dongwei and the "Chinese studies" of Mr. Shenwei, respectivel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xi Guoxue Special School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hanghai Tongshan Society, the former always tries to distinguish the latter two.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ome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difficult to incorporate into these three groups. For example,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was different from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Even the younger Chinese did not even recognize the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which said that governing scholars were not "scientific." Contrary to the will of the scholars, becaus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various kinds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sorting out the country's reasons objectively plays a role in communicating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but the conscious rejec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parties is far better than the basic un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One of the "Chinese Studies" finally failed to stand up and had to fade out in opposition.
【作者單位】：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分類號】：K09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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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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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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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81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