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及其均衡增長效應，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及其均衡增長效應 投稿：曾捖捗

一、提出問題中國過去30年的輝煌成就得益于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根據相關統計資料，1978年分權改革之前，中國年均GDP真實增長率僅為6.48%，1978年分權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實增長率高達9.9%。①雖然導致兩個時期GDP增長差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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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友沈玉平

中國社會科學 2011年03期

　　一、提出問題

　　中國過去30年的輝煌成就得益于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根據相關統計資料，1978年分權改革之前，中國年均GDP真實增長率僅為6.48%，1978年分權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實增長率高達9.9%。①雖然導致兩個時期GDP增長差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Oi，②Weingast，③Jin、Qian和Weingast④等諸多研究認為，基于分權的激勵結構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伴隨著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集權政治結構下的分權治理也造成了不斷擴大的地區(qū)間差距，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明顯。從反映人均收入差異的變異系數看，1991年之前，省域間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變異系數分別為0.177和0.337，1991年至2000年兩者分別上升至0.258和0.438，2001年至今兩者則進一步上升到0.273和0.445。⑤如何既能充分發(fā)揮分權治理的積極效應，又能在政治集權體制框架內平衡地區(qū)間經濟發(fā)展，成了中國政府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地區(qū)統籌發(fā)展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

　　根據Oates等有關第一代分權理論(FGFF)與Qian和Weingast、Oates、Weingast等有關第二代分權理論(SGFF)的研究，⑥分權治理主要是通過發(fā)揮下級政府的信息優(yōu)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然而，分權治理在硬化下級政府預算約束激勵結構的同時，也使地區(qū)經濟績效更多依賴于轄區(qū)內的財政能力。轄區(qū)間的財政能力并不完全相同，在有些國家，地區(qū)間的財政能力相差很大，在分權治理結構下，這必然造成地區(qū)間公共品和服務提供水平的不同，并進而影響地區(qū)的經濟增長表現。所以為了解決地區(qū)間財政能力差異，第一代分權理論強調轉移支付對減緩橫向不平衡的重要作用，第二代分權理論則進一步強調垂直財政關系的激勵結構對轉移支付公平效果的重要意義。從各國分權治理的實踐看，通過政府間轉移支付平衡地區(qū)間財政能力也是一種普遍做法，不僅如此，轉移支付對平衡區(qū)域發(fā)展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許多經驗支持。⑦理論和實踐似乎都說明，政府間轉移支付是實現分權治理結構下效率與公平的有效工具。然而，Barro認為，政府間轉移支付一般會扭曲經濟決策，降低私人部門的投資欲望，從而阻礙增長，所以轉移支付設計不當反而會造成地區(qū)間差距在分權自治下出現擴大趨勢。⑧Luigi Bonatti的研究也指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間財政轉移會阻止趨同假說中關鍵變量的調整過程。⑨Weingast同樣認為，轉移支付能否解決分權治理下區(qū)域平衡發(fā)展問題，取決于轉移支付本身的設計和相關制度條件。⑩在經驗上，Philippe和Michal，Boldrin和Canova，Marta和Ricardo，Cristina、Christiane和Philippe等研究表明，轉移支付并不能平衡區(qū)域發(fā)展或促進區(qū)域間發(fā)展趨同。(11)在中國，雖然關于政府間轉移支付與區(qū)域均衡增長的研究并不多，但從已有的幾篇文獻看，研究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Weingast等人的理論。(12)除此之外，郭慶旺和賈俊雪、袁飛等也曾討論過中央轉移支付的制度激勵問題，(13)結論也是部分支持了上述理論。

　　那么，作為分權治理下平衡區(qū)域均衡發(fā)展的重要機制，政府間收入轉移能否實現平衡區(qū)域發(fā)展的工具效果，已有研究并不能為我們提供十分確切的答案。實際上，按照經濟運行邏輯，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轉移支付能否通過收入轉移實現發(fā)展水平的跨區(qū)域收斂，關鍵在于轉移支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接受地產生更高的發(fā)展能力，而這又取決于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和使用。因為無論是資金分配還是使用，都會對下級政府形成某種激勵結構，正是這種激勵結構差異才使得轉移支付在不同國家或地區(qū)呈現出不同的平衡發(fā)展能力。這也是基于國別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的重要原因。上述分析意味著，判斷一國轉移支付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平衡地區(qū)間發(fā)展的工具效果，不能脫離對轉移支付制度背景及其激勵結構的分析。除此之外，有關轉移支付研究還存在另一個重要缺陷，就是只考慮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資金分配與使用，忽視自下而上的資金籌集對經濟增長可能產生的影響。實際上，從轉移支付的制度內涵看，轉移支付制度體現的是一種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在這個分配關系中，不僅包括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撥款，也包括上級政府通過財政收入劃分體制從下級政府籌集可供實施轉移支付財政資金的過程。(14)所以嚴格來說，考察轉移支付能否作為分權體制下平衡區(qū)域發(fā)展的有效工具，應該將轉移支付納入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或財政收入劃撥體制中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可能更真實地反映轉移支付的均衡發(fā)展能力，研究結論對制度建設也才更具指導意義。

　　二、中國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分權中的集權

　　大量研究表明，考察一項制度安排將會產生何種結果，僅討論制度與結果間的因果關系將會存在很大局限，甚至形成不合邏輯的錯誤認識，所以制度外生性研究方法存在較大缺陷。任何制度形成都內生于一定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并反作用于經濟社會活動。同時，任何制度出現都會對原有制度下的利益關系形成沖擊，從而產生某種程度的制度摩擦和耦合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演進既可以反映社會利益分配關系的變遷過程，也可以反映經濟運行效率。中國財政收入分配關系的確立是內生于中國經濟社會的治理結構的，其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方政府間治理結構的變化，所以評價中國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對區(qū)域均衡發(fā)展的影響不能脫離其內生的制度形成過程。

　　諸多研究用政治集權與經濟分權解釋中國1978年以來的增長之謎，例如Blanchard和Shleifer比較中國和俄羅斯分權績效后指出，有沒有政治集權是兩國分權改革績效差異的主要原因。(15)然而相關研究卻忽視了另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即中國經濟在1994年之后的增長更快且相對更加穩(wěn)定，但地區(qū)間經濟差距也相對更大。(16)為什么同樣的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在1994年前后會出現差異如此明顯的經濟績效？雖然這一過程與中國1994年之后更加明確的市場化改革有關，但這不是問題的全部，尤其對一個政府主導型經濟而言。通過一系列數據對比，本文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1994年重新確立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

　　

　　眾所周知，1978年至1993年，中國實行了高度分權的財政體制，表1的數據表明，1994年前中央財政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比重約為30%，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平均也約為30%。但收支分權路徑有所不同，從數據上看，收入分權程度在不斷上升，支出分權則相對穩(wěn)定，到1993年，收入分權程度最高，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僅為22%。收入高度分權的一個結果是，中央財政收入數量及其控制力下降，財政不得不依靠下級政府的收入上解來維持其向下的收入轉移能力。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下，出于政治與經濟因素的雙重考慮，重新調整財政分配關系成了集權政治體制下中央政府的占優(yōu)策略。由于中央政府財政能力的弱化主要源于收入控制力的下降，所以重構收入分配關系自然就成了新的財政分配關系核心。和1994年之前的財政分配關系相比，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表現出明顯的集權傾向。這種集權傾向不僅表現在收入分享制度的設計上，而且表現在收入籌集方式上。

　　在收入分享制度設計上，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將收入貢獻大且穩(wěn)定的部分劃為中央所有，(17)但為了取得下級政府的有效配合，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具有明顯妥協痕跡，即確定了出于維護既得利益的收入轉移辦法。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大大增強了中央財政的控制力。表1數據的對比說明，通過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中央從地方獲得了全部財政收入的55%。不僅如此，和1994年之前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相比，新的財政分配關系改變了中央財政依靠下級財政上解獲得財政控制力的現象，地方上解占中央財政比重由1990年近16%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0%，并隨時間變化，呈加速下降趨勢，到2007年，地方上解的重要性已下降到不足2%。相反中央轉移支付能力卻顯著增強，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之前的平均不到20%上升到近40%。對比的結果說明，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表現出強大的財政收入跨區(qū)域轉移能力，中央財政成了收入轉移的中樞。2001年為遏制地方政府重復建設和地方保護沖動，中央政府又頒布了所得稅分享辦法，從而使新財政收入分配關系的集權傾向更加明顯，中央財政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增強。

　　收入集中與大規(guī)模轉移支付使中央政府在分權體制下獲得了對地方控制的巨大杠桿效應。(18)然而，在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下，中央財政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能力主要取決于從各地籌集的增值稅、消費稅和所得稅。如圖1所示，自1994年新財政收入分配關系確立，中央稅收收入對上述三類稅的依賴程度高達近80%，2002年進一步上升至近90%，而這三類稅又與地方經濟基礎直接相關。這種籌集途徑必然導致不同地區(qū)對中央財政的貢獻度因地區(qū)經濟基礎不同而有所差異。從轉移支付資金分配情況看，轉移支付資金已成為地方財政支出的主要源泉，基本上占到了近50%，有些地區(qū)甚至超過了80%。不僅如此，轉移支付在地區(qū)間分布也因制度設計問題與中央宏觀調控呈現不平衡態(tài)勢。上述情況在圖2中得到直觀說明，圖2根據《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數據描述了所有地區(qū)經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財政收入的兩次分配情況。計算結果表明，在財政收入初次分配環(huán)節(jié)，地方分成比例平均約為50%，最高的天津在初次分配中有63.2%流向了中央，其次是上海為62%，接著是北京為60%。最低是的海南，只有36%的財政資源流出，次低是江西為39%。初次分配的結果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成為中央財政收入的主要貢獻地。在財政收入再分配環(huán)節(jié)，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貴州等少數民族集居地區(qū)和貧困地區(qū)，財政資源相對流入量較高，其中西藏、青海等地，在財政收入再分配環(huán)節(jié)，獲得的財政資源是其初始財政收入的1倍多，成為財政收入再分配收益最多地區(qū)，相比較，上海、北京、天津等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從財政收入再分配環(huán)節(jié)獲得的財政資源平均僅占其初始財政資源不到20%，最低的上海僅有8.2%。

　　經過財政收入的垂直再分配，各地財政資金凈流動情況出現了明顯差異。圖3計算結果表明，經濟發(fā)達的東部基本上都是財政資金的凈流出地區(qū)，而不發(fā)達的西部，尤其是少數民族分布較廣的新疆、青海、西藏等成為財政資金的凈流入地區(qū)。相比較，中部地區(qū)因內部差異較大，各省財政資金凈流動情況比較復雜。從上述分析情況可以看出，1994年分稅體制下確立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財政資金的跨區(qū)域配置，經濟越發(fā)達，資金凈流出量越大，經濟越不發(fā)達，資金凈流入量越大。圖4對財政收入垂直分配前后地區(qū)間人均財政能力差異進行了描述。從對比結果看，僅就平衡地區(qū)間財政能力而言，1994年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確發(fā)揮了一定作用。這一結論與國內單純分析轉移支付均等化地區(qū)間財政能力的研究結論完全不同，后者普遍認為，1994年之后確立的轉移支付不是均等化而是擴大了地區(qū)間財政能力差異。(19)

　　

　　圖1 財政資金的垂直分配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財政年鑒》數據計算得到。

　　

　　圖2 兩次財政收入分配財政資金流入流出比重

　　注：由于西藏地區(qū)在財政收入再分配中過于特殊，中央對西藏的再分配收入是西藏初始財政收入的8倍多。為了不影響直觀效果，圖中沒有將西藏列入。直方圖表示為兩次分配分別占初始財政收入的比重，其中因數據統計不全問題，初始財政收入僅指財政和稅務部門在該地區(qū)籌集的各種預算內資金。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財政年鑒》數據計算得到。

　　

　　圖3 1994-2007年各地人均財政收入年均凈流出

　　注：在統計財政部門征收非稅收入時，實際上包含了由財政部門征收的相關稅收，比如契稅、耕地占用稅等，但這里并不包括未納入預算內管理的政府收入。各地財政資金流入計算公式為：財政部門征收的非稅收入+稅務部門征收的收入（國稅和地稅）－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上繳中央支出，流入即為中央補助收入，凈流量為流出減去流入，其中稅務部門征收的收入僅指《中國稅務年鑒》中統計的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由于《中國稅務年鑒》中年度數據統計口徑不一致，所以稅收收入并不包括出口退稅。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

　　

　　圖4 財政收入垂直分配前后人均財政收入區(qū)間差異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財政年鑒》數據計算得到。

　　作為中國分權體制下平衡區(qū)域協調發(fā)展的重要機制，平衡區(qū)域財政能力僅是手段，并非制度設計的終極目標，相比較，對新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我們更關心其在中國分權治理過程中對平衡區(qū)域發(fā)展到底發(fā)揮了何種作用。然而現有的經驗證據還相當有限。從已有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看，基本上都是集中于中央對地方的單向轉移支付。例如，Martin Raiser在研究1978年至1992年間中國省域人均收入趨同情況時，考察了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作用效果，(20)馬拴友和于紅霞在研究地區(qū)經濟收斂時也考察了中央轉移支付對經濟收斂的影響，(21)郭慶旺等也對中央轉移支付的長期增長效應進行過實證考察。(22)而Jin和Zou研究認為，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的設計，近50%是為了維持地方既得利益，并不體現中央調控意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轉移支付的區(qū)域平衡效應進行研究得到上述結論也是必然的。(23)然而由于沒有考慮地方向中央的收入轉移，上述研究結論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為了真實科學地反映中國1994年分稅體制下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對平衡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所發(fā)揮的作用，本文在已有文獻基礎上將研究拓展到財政收入分配的全過程，更多考察財政收入垂直分配對平衡區(qū)域發(fā)展的貢獻及其作用機理。本文所指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既包括中央通過體制安排從各地籌集的財政資金，也包括中央對各地的支出補助。

　　三、理論分析

　　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能否作為分權治理結構下平衡區(qū)域經濟協調發(fā)展的有效工具，關鍵需要理清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是否有利于促進區(qū)域經濟收斂。為此，本節(jié)將從理論層面對此進行分析。在一個分權體制下，地方有了一定自治權，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自由進行財政決策。然而即使在一個聯邦制國家，地方擁有的自治權也不是完全的。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中央政府總會通過某種財政手段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決策。中國1994年的分稅體制沿襲了1970年代開始的分權路徑，繼續(xù)賦予地方政府較為獨立的財政支出權，但吸取了分灶吃飯體制的教訓，實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集權。支出高度自治與收入相對集中，使各地政府對中央的依賴程度大大提高。為了解決地方財政收支問題，中央政府提高了對地方的收入轉移力度，然而中央對地方的收入轉移在不同地區(qū)分布有所差異。各地方政府根據與中央雙向收入轉移后的凈財政資源進行財政決策。

　　顯然小于等于0。這說明，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的程度越高，地方降低稅率的動機就越強，這一結論與已有的經驗證據基本一致。(31)α對τ的影響則比較復雜，這種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希望達到的目的。

　　

　　從式(6)可以看出地區(qū)間經濟的收斂與兩地采取的財政收入決策有極大關系，當兩地的財政收入決策完全相同時，經濟能否收斂就與轉移支付水平有關。而在式(5)中我們就已經得到各地財政收入決策又受財政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影響。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一國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設計對區(qū)域經濟收斂的作用可以通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決策進行傳遞。除了這種間接影響外，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對地區(qū)經濟收斂還會產生直接影響。從式(6)看，財政收入初始分配與再分配的相對強度對收斂有重要影響，α越小，θ越大，財政收入再分配關系就越有利于地區(qū)經濟收斂，反之地區(qū)經濟就會趨于發(fā)散。不過兩者相對強度對地區(qū)經濟收斂趨勢的影響與兩地之間財政決策的差異程度有關，兩地的財政決策越一致，則相對較弱的財政初始分配與相對較強的財政再分配，更有利于地區(qū)經濟收斂。

　　為了進一步分析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影響區(qū)域經濟收斂的機制，我們繼續(xù)考察財政分配關系對地區(qū)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因為根據收斂條件，在存在初始差異的情況下，地區(qū)間趨同必須要求落后地區(qū)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為此，先根據代表性當事人最大化問題的歐拉方程得到其最優(yōu)消費路徑

　　為了能夠考察財政收入垂直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我們在模型中增加了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相關變量的二次項。除此之外，考慮到中國自下而上的大規(guī)模收入集中對地方政府依賴非稅收入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在實證分析財政收入初次分配關系的增長效應時，增加了非稅收入依賴程度與財政收入初次分配關系的交互項分析。同時為了捕捉中國自上而下不同轉移支付形式對財政收入再分配關系增長效應的可能影響，我們在分析中增加了轉移支付結構與財政收入再分配關系的交互項。另外，2002年中國中央政府重新調整了所得稅分成辦法，同時，2002年中國也進行了政府換屆，上述兩件大事的出現可能對數據結構產生影響，進而造成2002年前后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增長效應出現結構性變化。為了考察這種情況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明顯影響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增長效應，在實證分析模型中，我們進一步增加了關鍵解釋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其中時間虛擬變量的設置為2002年之前t＝0，2002年及之后t＝1。當然，中國地區(qū)間的巨大差異也會使同一項制度在不同地區(qū)產生不同效應，為此，我們也增加了地區(qū)虛擬變量的交互分析，地區(qū)虛擬變量的設置i為發(fā)達地區(qū)時，dq＝0，i為欠發(fā)達地區(qū)時，dq＝1，i為不發(fā)達地區(qū)時，dq=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式(10)基礎上將實證分析模型進一步設定為式(11)和式(12)。其中frlc、fsy、frlr、zzb、dq分別表示財政收入初次分配中地方財政資金的流出、地方財政對非稅收入依賴程度（用非稅收入除以財政預算內外支出）、(34)財政收入再分配中地方得到的財政資金、轉移支付中專項補助所占比重（用各地中央補助中專項補助占比表示）、地區(qū)虛擬變量。

　　

　　當然，在實證分析中，我們不僅關心財政收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分配的增長效應，我們更關心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凈效應。因此，在上述兩步分析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分析兩次分配后的財政資金凈流量與地區(qū)經濟增長的關系。但由于各地財政收入垂直分配后的財政資金凈流量并不都是為正或負，有的地區(qū)表現為資金凈流入，有的地區(qū)表現為資金凈流出。即使是同一個地區(qū)，在不同年份，財政資金的凈流動情況也有差異，為了避免上述情況對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我們設置了一個狀態(tài)變量n，當財政資金凈流量小于等于0時，n＝0，否則n＝1。除此之外，和式(11)、式(12)一樣，我們也在分析中增加了時間和地區(qū)虛擬變量的交互分析，以考察2002年前后以及不同地區(qū)影響是否有差異。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將財政資金凈流量實證分析模型設定為式(13)。

　　為第i類勞動者人數。物質資本采用張軍、吳桂英和張吉鵬的方法進行核算。(36)經濟開放程度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地區(qū)GDP比重表示。政府支出規(guī)模采用政府預算內外支出占地區(qū)GDP比重表示。所有數據都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估計方法上，根據中國的財政制度安排，無論是財政收入自下而上的初次分配還是自上而下的再分配，現行的制度安排都使其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內生關系，這樣OLS方法會造成參數估計的非一致性。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估計選擇了動態(tài)面板模型的廣義矩(GMM)方法，其中，動態(tài)面板模型中因變量的滯后階數根據Arellano-Bond AR檢驗結果確定為一階滯后，工具變量采用Eviews6.0中默認的方法確定。

　　

　　注：第一欄中的zzl(-1)、frlc、rl、wl、kf、zc、fsy、t、dq分別表示人均真實增長的一階滯后項、財政收入初次分配中財政資金流出、人力資本、物質資本、開放程度、政府支出、非稅收入依賴程度、時間和地區(qū)虛擬變量。J為Sargent工具變量過度識別檢驗統計量。*、**、***分別表示在10%、5%和1%水平顯著。表中所定義的發(fā)達地區(qū)、欠發(fā)達地區(qū)和不發(fā)達地區(qū)主要依據人均GDP水平，其中發(fā)達地區(qū)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江蘇、山東、廣東，欠發(fā)達地區(qū)包括河北、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海南，其余為不發(fā)達地區(qū)。

　　從估計結果看，經濟增長滯后項的估計系數雖然不顯著，但都為負值，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并不具有累積效應，同時也說明地區(qū)間經濟增長有一種內在的收斂趨勢。從區(qū)域分塊情況看，經濟滯后影響在區(qū)域間存在明顯差異，發(fā)達的東部地區(qū)和欠發(fā)達的中部地區(qū)，滯后影響相對更為顯著，說明組內收斂趨勢相對更明顯。從經濟增長動力看，估計結果表明，傳統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大部分估計模型中都非常顯著，但兩類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地區(qū)間存在很大差異，發(fā)達地區(qū)，不僅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顯著，而且人力資本的增長貢獻更大，而在欠發(fā)達地區(qū)和不發(fā)達地區(qū)，物質資本的增長效應非常強，但人力資本的增長效應較弱。兩類要素增長效應的地區(qū)差異說明，中國推動中西部欠發(fā)達和不發(fā)達地區(qū)經濟增長，促進人力資本的增長貢獻非常重要，這不僅是因為人力資本的邊際增長效應更強，而且通過人力資本可以推動中西部地區(qū)發(fā)展方式轉型。從經濟開放程度的增長效應看，其結論并不非常明確。從財政支出的增長效應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不明顯，甚至在部分估計模型中，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不利影響。造成財政支出經濟增長效應不顯著甚至為負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從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看，研究普遍認為，支出結構不太合理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所有估計模型中，我們最關心的是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增長效應。從表2的估計結果看，初次分配中的財政收入大規(guī)模集中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負面影響。從全國樣本看，財政資金集中程度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下降近0.1個百分點。從分地區(qū)情況看，影響在地區(qū)間存在一定差異，發(fā)達地區(qū)的影響雖然顯著程度有所下降，但程度更大。相比較，西部的不發(fā)達地區(qū)，影響雖然也為負，但并不顯著，欠發(fā)達的中部地區(qū)，雖然影響同樣不顯著，但影響系數不再為負。之所以出現上述地區(qū)間差異，主要與地區(qū)間財政初次分配中的資金集中度不同有關，東部發(fā)達地區(qū)的平均集中度為57.3%，西部為51.2%，而中部地區(qū)則僅約44%。從地區(qū)間平均集中度差異與集中度影響程度的對比中，可以看出，財政資金自下而上集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一個閥值效應，其大小大約在45%至51.2%之間。另外，從表2的交互項估計系數看，中央政府的大規(guī)模資金集中誘導了地方政府開辟非稅收入的財政行為，這一點可以通過地方政府預算外資金變化得到直觀說明。地方政府通過非稅收入彌補財政資金不足的行為顯著改善了中央政府財政資金集中對地方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從時間和地區(qū)交互項的影響系數看，上述影響不僅在2002年前后存在明顯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在地區(qū)間也表現得非常明顯。

　　

　　如果說財政資金流出對地方經濟是一個不利影響，那么財政資金流入，理論上至少增加了地方經濟發(fā)展的資金支持，尤其在要素推動型增長方式下。然而從表3估計結果看，財政收入垂直再分配的經濟增長效應并不顯著，不僅如此，在部分模型中，上述影響的估計系數還為負。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中國財政收入垂直再分配的制度設計有關。理論上，制度存在的一個核心作用在于明確權責關系從而形成恰當的激勵結構，減少交易成本。但制度并不必然會達到這一要求，不好的制度反而形成逆市場的激勵結構，從而阻礙經濟增長。中央對地方的收入轉移作為分權治理中中央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本身在提高中央控制能力的同時，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紀律。(37)不僅如此，收入高度集權在使地方高度依賴中央政府收入轉移的同時也引致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問題，軟化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約束，(38)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除此之外，中國大規(guī)模的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造成了地方財政收益與成本的分離，從而引致地方政府和公眾過度的支出偏好。除了上述原因外，不明顯的增長效應可能還與中國的轉移支付結構有關，這一點在表3交互項的估計系數中得到部分反映。轉移支付結構對財政收入再分配增長效應的影響為負，即專項補助所占比重越高，越會減弱財政收入再分配的增長效應。但這種影響不僅存在時間上的差異，而且在地區(qū)間也表現出明顯不同。從交互項系數看，2002年之后這種影響更強，在不發(fā)達的中西部地區(qū)，這種影響更強。上述情況的出現同樣可能與轉移支付結構在2002年前后以及在不同地區(qū)的差異有關，2002年之后，中國轉移支付中，專項補助的比重陡然上升，1994年，專項補助占比不足20%，到2003年這一比重超過了45%。在地區(qū)之間，東部發(fā)達地區(qū)專項補助占比平均約為17%，中西部欠發(fā)達或不發(fā)達地區(qū)平均約為31%。(39)

　　

　　表4描述了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效應。從表4的估計結果看，財政資金的凈流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雖然在大部分模型中并不非常顯著，但估計系數都為負，這說明，財政資金凈流出對地區(qū)經濟增長是不利的，而財政資金凈流入有利于經濟增長。這一點在反映資金凈流量方向的交互項估計系數中得到了更為直觀的說明。-0.5146的估計系數表明，財政收入的凈流出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抑制作用，并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從時間交互項估計系數看，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綜合增長效應在2002年前后存在顯著差異，2002年之后，財政收入垂直分配抑制增長的效應更強。但這種影響在地區(qū)間表現出明顯差異，從地區(qū)虛擬變量交互項估計系數看，中西部不發(fā)達地區(qū)，財政收入垂直再分配對增長的抑制效應相對較弱。上述結論與表2和表3的分項分析基本一致。從表2至表4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中國1994年之后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在平衡地區(qū)間增長方面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發(fā)揮主要表現為垂直分配對發(fā)達地區(qū)的增長抑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為對不發(fā)達或欠發(fā)達地區(qū)的增長促進作用，但總體效果不明顯。

　　五、進一步思考

　　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既是財政分權體制的重要內容，又是復雜的政治、經濟和國家治理的一個部分。作為一種分配制度，對它在經濟社會中，特別是在平衡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方面所充當的角色、發(fā)揮的作用以及產生的影響，只能結合特定的制度環(huán)境加以理解。無論是從政府組織結構還是從國家治理角度，在一個政治集權體制下，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制度設計關鍵取決于中央政府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在社會經濟事務中發(fā)揮的作用，因為不同的理解直接關系到地方政府的財政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直接關系到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設計。

　　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社會轉型，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地方政府分權自治，但這種分權自治僅僅在于經濟領域，即通過實施經濟分權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自治權力。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近15年分權自治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中央財政能力的弱化和控制力的下降，這也成為中央政府主導1994年分稅改革的一個直接原因。在1994年確立的分稅體制中，財政收入呈現出明顯的集權傾向。這是我們理解中國1994年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大背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需要理解這種分配關系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根據傳統的分權理論，在一個分權體制下，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設計除了有利于經濟增長外，更重要的是滿足地區(qū)間均衡發(fā)展的需要。那么中國1994年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對經濟增長與區(qū)域均衡發(fā)展到底產生了何種影響？

　　本文的實證結論表明，中國1994年之后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在均等化地區(qū)間財政能力方面發(fā)揮了一定作用，但在促進地區(qū)間均衡增長方面，作用相對較弱。其中，大規(guī)模的收入集中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抑制效應，尤其在集中度較高的發(fā)達地區(qū)，這種抑制效應更強。而大規(guī)模的財政收入再分配雖然為地方輸入了大量財政資金，但財政資金流入并沒有顯著促進流入地的經濟增長。從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的綜合效應看，中國財政收入的垂直分配關系在平衡區(qū)域增長方面微弱的作用，不是表現為大規(guī)模轉移支付促進相對落后地區(qū)更高的經濟增長，而是表現為大規(guī)模收入集中對發(fā)達地區(qū)增長的抑制。造成大規(guī)模轉移支付增長效應不顯著可能與中央轉移支付的結構有關，轉移支付中專項補助的比例過高弱化了財政收入再分配的增長效應。

　　上述實證結論至少在兩個方面引發(fā)我們對中國1994年確立的分稅體制進行反思；一方面，中國1994年分稅體制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是在一個特殊背景下產生的，其目的在于提高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并成為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決策的有效工具。然而這一制度在市場化改革不斷推進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較強的路徑依賴。在分權自治中，中央政府為了讓調控意圖得以實現，不得不大量使用收入轉移方法，從而加重了中央政府集權管理色彩。收入的不斷集中和大規(guī)模轉移支付，雖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但這種調控方式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由于缺乏明確的轉移支付規(guī)則，財政資金分配具有較大隨意性，而在相關制度約束缺乏的情況下，隨意性資金分配可能扭曲地方政府的激勵結構，等等。另一方面，在這種特殊背景下確立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也對地方政府產生了不恰當激勵，尤其是大規(guī)模轉移支付和不斷調整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不僅嚴重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約束，降低了地方政府謹慎決策的意愿，而且引致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和行為扭曲，從而使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不斷上升。中央政府財政負擔的不斷上升又進一步強化了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集權意識。實際上，如果結合整個財政體制改革歷程，中國財政問題的核心就是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如何設計一種規(guī)范而有效的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不僅對中國解決財政問題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是中國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

　　注釋：

　　①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得到。

　�、贘ean C.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99-126.

　　③Barry R.Weingast,"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Organization,vol.11,no.1,1995,pp.1-31.

　�、蹾ehui Jin,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no.9-10,2005,pp.1719-1742.

　　⑤根據中宏數據庫分省數據計算得到。

　�、轜allace E.Oates,Fiscal Federal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p.24; Wallace E.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7,no.3,1999,pp.1120-1149; 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Wallace E.Oates,"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12,no.4,2005,pp.349-373; Barry R.Weingast,"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The Implications for Fisc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65,no.3,2009,pp.279-293.

　　⑦M.Kaufman,P.Swagel and S.Dunaway,"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the Role of Federal Transfers in Canada," IMF Working Papers,no.97,2003.

　�、郣obert J.Barro,"Inequality,Growth and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s,no.7038,1999.

　�、酟uigi Bonatti,"Interregional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Convergence in a Model with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and Unionized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12,no.3,2005,pp.301-318.

　�、釨arry R.Weingast,"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Implications for Decentralize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per on New Perspectives on Fiscal Federalism: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Competition and Accountability,2007.

　　(11)Philippe Le Houerou and Michal Rutkowski,"Federal Transfers in Russia:Their Impact on Regional Revenues and Incom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vol.38,no.2/3,1996,pp.21-44; Michele Boldrin and Fabio Canova,"Inequality and Convergence in Europe's Regions:Reconsidering E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Economic Policy,vol.16,no.32,2001,pp.206-253; Marta Ferreira Dias and Ricardo Silva,"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Portugal," ERSA Conference Papers,no.443,2004; Cristina Checherita,Christiane Nickel and Philipp Rother,"The Role of Fiscal Transfe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Europe,"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s,no.1029,2009.

　　(12)馬拴友、于紅霞：《轉移支付與地區(qū)經濟收斂》，《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張晏、龔六堂：《地區(qū)差距、要素流動與財政分權》，《經濟研究》2004年第7期；江新昶：《轉移支付、地區(qū)發(fā)展差距與經濟增長——基于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財貿經濟》2007年第6期。

　　(13)郭慶旺、賈俊雪：《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地方公共服務提供》，《世界經濟》2008年第9期；袁飛等：《財政集權過程中的轉移支付與財政供養(yǎng)人口規(guī)模膨脹》，《經濟研究》2008年第5期。

　　(14)根據各國財政實踐，財政收入垂直分配關系應包括自下而上的轉移支付資金籌集和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資金分配�；I集多少規(guī)定著轉移支付資金池規(guī)模，池越深，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力度就越大，均等化能力就越強，但池越深也意味著需要籌集更多，這對資金流出地將會產生負面影響，同時資金流入地也會因為免費資源而出現各種可能的道德風險。所以只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設計出更為有效的轉移支付制度。

　　(15)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 IMF Working Papers,no.48,2001.

　　(16)1978年至1993年，真實經濟平均增長率約為9.8%，而1994年至2007年約為10.1%，相差近0.3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標準差前者約為3.5，后者約為1.8，兩者相差近1.7，在人均收入方面，地區(qū)間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異變異系數1994年之前平均約為0.168，1994年至今平均約為0.276，農村人均收入差異變異系數1994年之前平均約為0.32，1994年之后約為0.44.

　　(17)在新的分稅體制下，地方流向中央的財政收入不僅包含75%的增值稅、100%消費稅，還包括100%關稅、證券交易印花稅等。這里只是羅列了這次體制調整中最重要也是較大的增值稅、消費稅。

　　(18)Gang Guo,"Vertical Imbalance and Local Fiscal Discipline in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8,no.1,2008,pp.61-88.

　　(19)本文結論之所以和下列研究存在明顯差異，主要是由于本文考察的轉移支付和下列研究中考慮的轉移支付并不相同，后者僅考慮自上而下的單向收入轉移，本文考慮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雙向收入轉移。之所以這么考慮，本文認為，既然是轉移支付，當然既包括收入的自上而下，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收入轉移。參見曾軍平：《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財政平衡效應研究》，《經濟研究》2000年第6期；曹俊文、羅良青：《轉移支付的財政均等化效果實證分析》，《統計研究》2006年第1期；尹恒、康琳琳、王麗娟：《政府間轉移支付的財力均等化效應——基于中國縣級數據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20)Martin Raiser,"Subsidizing Inequality:Economic Reforms,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4,no.3,1998,pp.1-26.

　　(21)馬拴友、于紅霞：《轉移支付與地區(qū)經濟收斂》，《經濟研究》2003年第3期。

　　(22)郭慶旺、賈俊雪、高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地區(qū)經濟增長》，《世界經濟》2009年第12期。

　　(23)Jin Jing and Heng-fu Zou,"Fiscal Decentralizati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ssignment,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6,no.6,2005,pp.1047-1064.

　　(24)Yutaro Murakami,"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s Bulletin,vol.8,vol.12,2005,pp.1-10; Hikaru Ogawa and Sayaka Yakita,"Equalization Transfers,Fiscal Decentraliz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Meeting of Wester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8.

　　(25)Richard,Musgrave,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McGraw Hill,1959.

　　(26)在財政實踐中，θ并不完全相同，因為各地在財政初次收入分配中獲得的收入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就決定了中央根據均等化公共服務意圖確定的各地轉移支付水平不同。

　　(27)這樣處理可以將中央政府目標財政能力與地方經濟發(fā)展水平掛鉤，不至于出現財政能力的完全均等。這樣處理也更符合實際，因為即使基本公共服務一樣，不同經濟發(fā)展水平地區(qū)公共服務的成本也會存在差異。

　　(28)這里同樣做了簡化處理，即對各地財政決策而言，中央支出是外生的，盡管各地可能從中央本級支出中得到的收益不相同。

　　(29)Hamid Davoodi and Heng-fu Zou,"Fiscal Dece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43,no.2,1998,pp.244-257.

　　(30)Hikaru Ogawa and Sayaka Yakita,"Equalization Transfers,Fiscal Decentraliz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31)李永友、沈玉平：《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收支決策——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稅權的高度集中使地方在稅率確定上失去自由裁量權，但實踐中地方政府采取各種變相措施，這些措施實際上起到了調節(jié)稅率同樣的效果。

　　(32)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推導過程被省略，如有需要，請向作者索要。

　　(33)上述三個變量的定義分別為占初始財政收入（財政部門征收的非稅收入+稅務部門征收的收入）的比重，其中：財政收入初次分配中資金流出為財政部門征收的非稅收入+稅務部門征收的收入（國稅和地稅）－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上繳中央支出的計算結果，財政收入再分配的資金流入為中央補助收入，凈流入流出為流出減去流入。

　　(34)非稅收入定義為地方政府內外預算中除稅收以外的收入。

　　(35)Robert J.Barro and Jong-Wha Le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2,no.3,1993,pp.363-394.

　　(36)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2004年第10期。

　　(37)Wallace 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7,no.3,1999,pp.1120-1149.

　　(38)T.J.Goodspeed,"Bailouts in a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9,no.4,2002,pp.409-421.

　　(39)本文所定義的專項補助與財政統計資料中給出的專項轉移支付有一定差異。本文所定義的專項補助主要是根據該轉移支付資金是否可以被地方政府在不同支出項目間統籌使用為標準，包括財政統計中常見的專項轉移支付、義務教育轉移支付以及調整工資轉移支付等。相關數據都是根據《中國財政年鑒》計算得到。

作者介紹：李永友，經濟學博士，浙江財經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杭州 310018）； 沈玉平，經濟學博士，浙江財經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杭州 310018）。

一、提出問題中國過去30年的輝煌成就得益于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根據相關統計資料，1978年分權改革之前，中國年均GDP真實增長率僅為6.48%，1978年分權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實增長率高達9.9%。①雖然導致兩個時期GDP增長差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一、提出問題中國過去30年的輝煌成就得益于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根據相關統計資料，1978年分權改革之前，中國年均GDP真實增長率僅為6.48%，1978年分權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實增長率高達9.9%。①雖然導致兩個時期GDP增長差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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