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各國掀起了一場以新公共管理為標志性旗號的行政改革運動。這場運動以其主張在彈性市場機制基礎上，采用商業(yè)管理主義的理論、技術和方法對公共部門進行全方位的改革而著稱于世。與此同時，我國也在不斷進行著行政管理改革的各種嘗試。有些學者主張借鑒新公共管理的方法來指導中國的行政改革。那么新公共管理對于我國的行政管理改革究竟有沒有適用性呢?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在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分析研究： 首先，在引言部分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作了理論綜述。 其二，對新公共管理進行了細致深刻的理論透視，包括新公共管理運動出現(xiàn)的時代背景、原因、傳統(tǒng)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公共選擇理論、委托—代理人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以及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等。 其三，利用對比研究的方法，分別列舉和分析了西方行政改革的特定條件和我國行政改革面臨的特殊背景，由此得知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是以成熟完善的市場機制、規(guī)范化的政府職能、完善的法律制度、民主化的決策、成熟的技術支持為條件的，而我國卻處在社會根本政治制度、行政文化、傳統(tǒng)觀念與西方不同、市場體制還不成熟、法制環(huán)境尚不健全、官僚制不足、第三部門發(fā)育還不成熟的現(xiàn)實狀況中，因此并不具備實行新公共管理的客觀條件。 其四，根據(jù)分析得出如下結論：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產生深深的根植于西方國家所特有的政治、經濟、法制、市場和社會環(huán)境之中。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的官僚體制、廣泛的民主決策、強有力的社會第三部門、發(fā)達的科學技術支持等諸多后現(xiàn)代社會的特點都為新公共管理運動提供了土壤和動力。而我國社會正處于由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過渡階段；經濟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法制建設還不完善；社會中介組織的不健康發(fā)展無法獨立承擔起社會公共事業(yè)管理的重擔；韋伯意義上的官僚制并未建立起來等諸多因素，導致中國目前的國情與新公共管理運動產生的土壤大相徑庭。在這種情況下新公共管理在中國的行政管理改革中是不具有適用性的。 最后，針對新公共管理運動提出的“摒棄官僚制”的口號，對官僚制進行反思。其中包括對官僚制是否過時的爭論、范式轉換的探討以及由“獨白”到“對話”這三個方面的再反思。在官僚制是否過時的問題上我們看到：那些所謂的替代官僚制的東西，不管是新型理論也好，還是實用模式也好，不但沒有拋棄掉官僚制，反而是在完善修補著官僚制。倒是那些沒有同官僚制發(fā)生正面沖突的學術理論，在不動聲色地消蝕著官僚制的基礎。關于范式轉換的問題，最早由科學哲學家?guī)於魈岢隽朔妒降母拍�。把范式這一概念借用過來評價官僚制，正是韋伯的官僚制，建立了一個研究組織與管理的前所未有的范式。韋伯以后的管理學，實際上一直在不斷完善、豐富、發(fā)展著這個范式。所以，那些試圖拋棄官僚制的改革實踐，到頭來只是在這個范式上添磚加瓦；而那些對官僚制的理論批判，多數(shù)都在崇尚理性這一點上補充著韋伯的理論。韋伯的官僚制范式，迄今還在主宰著世界。在從“獨白”到“對話”中，我們得知：在當前的社會科學理論中，真正能夠對官僚制形成挑戰(zhàn)的理論來自德國的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在語言哲學中屬于“獨白”，交往理性所強調的“對話”，有可能突破官僚制的層級結構。而一旦層級結構不復存在，就會對官僚制范式形成解構。筆者認為，官僚制不管是在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是在轉型期的中國，都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那些對官僚制細枝末節(jié)的批判和摒棄，包括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內，都無法動搖官僚制的根基。在一種真正能夠從本質上動搖官僚制的理論出現(xiàn)之前，官僚制仍是最好且最有效的組織模式。
【學位授予單位】：西北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7
【分類號】：D630

【引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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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梨

本文編號：274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