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論文著眼于曹魏法制的起源與發(fā)展，結合傳世與出土文獻所見曹魏各法律形式、制度規(guī)定、事例案情，以期動態(tài)把握曹魏法制的內在特質。具體說就是考察曹魏法制的表現(xiàn)形式，對律、令、科、律章句等進行細致研究；還原魏罪名篇屬并與分析；通過對于八議與條教兩個問題的研究，以揭示漢魏以來儒家思想、經(jīng)義禮制、政教傳統(tǒng)對曹魏法制甚至后世的影響。為說明問題之來龍去脈，某些論證又不為曹魏時代所限，按既有發(fā)展脈絡進行適當?shù)难由�，考淵論流而推漢衍唐，皆意圖說明魏制在漢唐間的歷史演變，非就魏論魏之斷代研究。凡此所及非曹魏法制全貌，故名曰“綜考”，取《易·系辭》“錯綜其數(shù)”之語，彰明錯綜總集之意也。繁文五章，每章又包含若干子題： 第一章“魏律通考”。首先圍繞魏律編修、頒行時間，以及魏律篇目與次序等基本問題展開，以期能較清楚的揭示出魏律的外在面貌。其次，基于魏改秦漢舊律、晉律又襲之的歷史事實，對魏律律目進行鉤沉比勘；又以近年出土的晉律注為基礎，對魏晉律的若干律語進行考證，試圖厘清若干條文或規(guī)定在漢魏晉間的演變。本章研究作為論文的首篇，所及者不獨于簡單的時間、篇目、律目、律語考證，對于認識中國古代律令體系在魏晉間的轉型甚有意義；就整篇論文布局而言，本章的基礎性研究也是支持第三章若干考證、特別還原罪名篇目歸屬的有力證據(jù)。魏律編纂之事，唐前史書已不明了，唯《通鑒》系在太和三年，后世承此發(fā)揮以其始修、頒定施行皆在是年，竊以為謬；雖有質疑亦未詳考。不辨其時，看似無關大體，實關魏晉成文法編纂、公布之意義，故有開篇駁論以明其始修與頒行有別，所言“始修于太和三年，修成頒行在太和六年至青龍元年之間”推斷皆以曹魏法制相關事件、時間點以證其詳，力圖澄清舊說。魏律之篇目、次序，歷代考證諸說并行，近世稍得其真。篇目之數(shù)，本文雖祖日人滋賀秀三之說，尚能借得滋賀氏所未見晉律注為之佐證一二。篇目之序，本文結合晉律、梁律以考篇次規(guī)律，重新排列魏律次序，別于往論，是為私見。 第二章“魏令、科、律章句考”。本章所論令、科、律章句三者，皆魏通行法律形式。就魏令而言，粗考其篇目、體例及與晉令之關系；細辨其三大篇目與具體令文；專論往者失考之官品令。就魏科而言，論魏改革漢科的具體情況，以明科與律令之關系；所輯考魏科及相關規(guī)定凡得九例。就律章句而言，其從律學注釋到法律形式這一性質轉換的過程是著力論證者。凡此三者雖不能盡概曹魏法律形式，但輯考頗多，可與第一章構成對曹魏法律形式的具體考證之文。魏令篇目與令文、魏科、魏律章句，沈家本、程樹德嘗考其大概又未得其細。凡此數(shù)者輯考之文，仿沈、程考證漢魏晉唐諸律之例，采先輩未覽或未重視的若干出土與傳世文獻，冀以補其闕考之章、全其不周之論。 第三章“魏罪名考”。此章對曹魏罪名的鉤沉，與以往按犯罪客體理論來劃分古代罪名或犯罪行為的體例有別，所關注的是魏較漢律，廢除、調整、新設了若干篇目這一變化。篇目的調整必然導致罪名在律篇中的歸屬差異，故本章所兼顧的不僅是罪名源流，也試圖還原各罪名在魏律各篇的歸屬，又佐證以漢晉唐諸律，以此考察方能更深入的了解曹魏法制承前啟后之意義，本章所設魏晉謀反罪中兄弟連坐之專題亦本此旨。 第四章“魏八議考”。八議一制，史稱自魏入律；唯史乏其文，唐律雖本之，實不出漢儒經(jīng)注左右。律文之外，先儒基于《周禮》“八辟”之文所作的經(jīng)義詮釋實是對此制度在思想上的共同體認，不失為考察八議的另一途徑。作為法律儒家化與曹魏司法運行之表現(xiàn)，皆竭力搜羅魏八議事例以證。作為歷史的考察，八議成制、特別是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者的界定，要求其正解非獨律令之文，親親、崇功、尚能、禮賓等文化是八議制度與思想延續(xù)的關鍵，此又與禮制相涉而浸濡經(jīng)義。所考者，除厘清八議經(jīng)義詮釋外，專列篇什論功以明議功的文化與禮制影響亦其一。八議一制，今又輯曹魏八議與未得八議例以明其事。八議者如何界定，有何標準，并非律令條文規(guī)定所能完成之任務，禮制與儒家經(jīng)義對八議者的諸多闡釋與標準足以成為律令的參照；依據(jù)律令與禮制、經(jīng)義的闡釋和標準，曹魏能否找到具體的人證，，有哪些人能夠進入此種體制受益，當是對八議研究在律令、案例材料之外所要深入考察的。參以律令、案例縱可舉證斯制，但求其思想本源，細化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各者背后的文化發(fā)揮與禮制探討，學者尚不深涉，故成文補之。 第五章“魏條教考”。儒家禮教在漢融入、影響政治，自魏晉迄唐，法律儒家化是為事實，借助條教考察儒家政教何以推行或是很好微觀角度。唐前條教內容、思想的流變；儒家政教觀念與實踐的歷史沉積也會有助認識唐人何以倡言“德禮為政教之本”，何以對禮法關系有如此高度總結。若專論曹魏條教與政教，成文自當不難，但要以之論證儒家政教傳統(tǒng)和法律儒家化，無疑顯得單��；置此于漢唐歷史發(fā)展，亦更能力證漢魏以來的政教之存與政教之傳，故成此章。條教作為兩漢以降所常見的地方性法規(guī)，今設專章輯考，集漢魏晉南北朝條教之例，得漢設條教者凡40人、魏設條教者凡20人、蜀吳南北朝設條教者凡71人，以明其源流、形式、內容，凡此工作法史學界尚不為多。分論條教與儒家政教傳統(tǒng)確非新題，但宏觀之外，微觀而言政教如何推行，有何明證者尚稀。將條教與政教傳統(tǒng)結合而論，既能察儒家禮教之義如何影響政令施行；亦能明條教作為政教之施，在漢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控制和社會秩序構建中，如何超越歷史政權并發(fā)揮其影響，是為立于禮，輔于政，施于教。此點竊謂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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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2
【分類號】：D92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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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5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