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根據抑郁癥負性偏向產生的背-腹側系統(tǒng)認知情緒交互作用模型,通過行為學和事件相關電位(ERPs)以及選擇性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抗抑郁治療追蹤研究,驗證(1)抑郁癥負性偏向產生機制是否為從上向下注意控制缺陷導致負性信息加工增益；(2)是否與五羥色胺(5-HT)功能低下具有相關性；同時探討這種負性偏向的方向性和時間進程。 方法：從行為學、神經電生理和藥物治療學三個層面的研究逐步驗證理論模型和假設。研究1從行為學上初步探討抑郁癥認知控制損害和情緒偏向特征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兩者與抑郁癥狀的關聯(lián)。17例首次發(fā)作抑郁癥患者抗抑郁劑治療前后,以及22名對照者完成連線測驗、詞語流暢性測驗、持續(xù)操作測驗、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和Stroop色詞干擾測驗,以及情緒詞選擇任務。研究2從ERPs上探討抑郁癥負性偏向產生的腦電生理機制是否為從上向下注意控制缺陷導致負性信息加工增益。20例首次發(fā)作從未治療抑郁癥患者與20名對照者完成視覺三刺激語義oddball任務,并同時記錄腦電,在該任務中正性和負性情緒詞在不同組塊中分別作為任務相關靶刺激和任務無關干擾刺激,中性詞作為標準刺激。研究3通過選擇性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抗抑郁治療前后的ERPs追蹤研究,探討抑郁癥負性偏向的腦電生理機制與SSRIs抗抑郁治療效應,即5.HT功能的關系。16例首次發(fā)作從未治療抑郁癥患者SSRIs治療前和治療9周后完成視覺三刺激語義oddball任務同時記錄腦電。 結果：(1)研究1行為學結果顯示：首次發(fā)作抑郁癥患者認知控制能力相關的測驗成績受損,情緒偏向以正性情緒加工損害為特征；情緒詞選擇指標與認知控制能力相關的測驗成績關聯(lián)；正負性情緒詞選擇指標的變化對抑郁癥狀變化有不同預測作用。(2)研究2抑郁癥與對照組ERPs比較結果顯示：從上向下靶刺激加工條件下,抑郁癥患者對正性刺激早期階段注意調節(jié)和認知階段的策略控制損害,表現(xiàn)為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波幅增加,N2波幅降低；在刺激導向的非靶干擾刺激條件下,抑郁癥患者對負性刺激的早期抑制加工損害,表現(xiàn)為非靶負性詞誘發(fā)的P2波幅增加,對照者則表現(xiàn)為對正性刺激的早期注意偏向。(3)研究3抑郁癥SSRIs抗抑郁治療9周后ERPs自身比較結果顯示：在靶刺激加工條件下,SSRIs抗抑郁治療后抑郁癥患者對正性刺激的早期注意和認知控制增加,表現(xiàn)為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波幅降低,前部N2波幅增加；在非靶干擾刺激條件下,SSRIs抗抑郁治療后抑郁癥患者對負性刺激的早期抑制增加,表現(xiàn)為非靶負性詞誘發(fā)的P2波幅降低,且治療前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N2波幅與治療后抑郁癥狀和負性思維評分顯著負相關。 結論：(1)抑郁癥情緒偏向與認知控制損害存在關聯(lián)。(2)在知覺和知覺后加工階段,正性信息加工缺陷導致負性信息加工相對增益可能是抑郁癥負性偏向的潛在機制；抑郁癥負性偏向可能源于正性信息加工損害,而非負性信息加工增加；(3)抑郁癥負性偏向始于知覺階段,持續(xù)至知覺后認知階段。(4)抑郁癥負性偏向可能與5-HT功能低下相關,慢性應用SSRIs抗抑郁治療具有提高對正性情緒刺激的皮質電生理反應,抑制對負性情緒刺激皮質反應,轉變負性情緒偏向作用。(5)情緒詞選擇指標和正性靶刺激誘發(fā)的前部P2,N2,P3等ERPs成分有可能成為未來抑郁癥診斷和療效評價的客觀指標。 目的：通過對首次發(fā)作抑郁癥患者治療前后認知控制與情緒偏向的行為學研究,探討(1)抑郁癥認知損害與情緒偏向的特征；(2)認知控制損害與情緒偏向的關系,以及兩者與抑郁癥狀的關聯(lián)。 方法：17例首次發(fā)作抑郁癥患者抗抑郁劑治療前后,以及22名對照者完成連線測驗、詞語流暢性測驗、持續(xù)操作測驗、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Stroop色詞干擾測驗,以及情緒詞選擇任務。 結果：(1)認知測驗：抑郁癥組治療前連線測驗A和Stroop色詞一致完成時間長于對照組,Stroop色詞不一致120s內正確數小于對照組,治療后與對照組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抑郁癥組治療前后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的認知測驗有連線測驗A和Stroop色詞干擾測驗。(2)情緒詞選擇任務：抑郁癥組治療前后正性詞遺漏數均大于負性詞遺漏數,治療后正性詞遺漏數小于治療前,與對照組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治療前后負性詞遺漏數以及正負性詞錯判數與對照組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正性詞平均反應時治療后短于治療前,負性詞平均反應時治療前后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3)治療前后情緒詞選擇指標與涉及認知控制能力的連線測驗B、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持續(xù)操作測驗和Stroop色詞測驗成績相關。(4)治療前正性詞遺漏數與抑郁癥狀和負性思維評分正相關,認知控制相關的認知測驗成績與抑郁癥狀和負性思維評分相關無統(tǒng)計學意義；治療前后正、負性詞遺漏數變化對抑郁癥狀評分變化有不同預測作用。 結論：(1)抑郁癥可能存在認知控制損害和以正性情緒加工損害為特征的情緒偏向；(2)情緒偏向與認知控制損害關聯(lián)；(3)正負性情緒加工變化對抑郁癥狀改善可能有不同關聯(lián)作用。 目的：通過首次發(fā)作抑郁癥對情緒信息加工的事件相關電位(ERPs)研究,驗證抑郁癥負性偏向產生機制是否為從上向下對于正性信息注意控制缺陷導致負性信息加工增益,以及這種負性偏向發(fā)生的時間進程和方向性,為抑郁癥情緒認知控制障礙提供電生理證據。 方法：20例首次發(fā)作從未治療抑郁癥患者與20名對照者完成視覺三刺激語義oddball任務,并同時記錄腦電。在該oddball任務中正性和負性情緒詞在不同組塊中分別作為任務相關靶刺激和任務無關干擾刺激,中性詞作為標準刺激。 結果：(1)行為學數據：與對照組比較,抑郁癥組正性詞正確率顯著降低,負性詞正確率差異無顯著意義；抑郁癥組正性詞正確率顯著低于自身負性詞正確率；反應時與對照組差異無顯著意義。(2)ERPs數據：在靶刺激條件下,與對照組比較,抑郁癥患者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160-260ms)波幅顯著增高,前部N2(-260-430ms)波幅邊界降低,后部N2波幅顯著降低；靶負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N2波幅與對照組差異均無顯著意義；正負性詞之間的組內比較,抑郁癥患者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N2波幅較靶負性詞顯著降低,靶負性詞誘發(fā)的P3(-400-600ms)波幅較靶正性詞顯著降低,而對照者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210-260ms)波幅較靶負性詞顯著降低。在非靶干擾刺激條件下,與對照組比較,抑郁癥患者非靶負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160-210ms)波幅邊界增高；正負性詞之間的組內比較顯示,對照者非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160-210ms)波幅較非靶負性詞邊界增大。抑郁癥患者前部N2潛伏期較對照組顯著延遲。此外,抑郁癥患者右側頂枕區(qū)正性詞誘發(fā)的P1(-70-130ms)潛伏期較自身負性詞顯著延遲。(3)ERP成分與抑郁癥狀和負性思維的關系：靶正性詞誘發(fā)的額-中央區(qū)P2、N2波幅、非靶負性詞誘發(fā)的額-中央區(qū)P2波幅(-160-210ms)與漢密爾頓抑郁評分(HAMD)和自動思維(ATQ)評分顯著正相關。 結論：電生理數據證實(1)在知覺和知覺后加工階段,正性信息加工缺陷導致負性信息相對增益可能是抑郁癥負性偏向的潛在機制；抑郁癥負性偏向可能源于正性信息加工損害,而非負性信息加工增加；(2)抑郁癥負性偏向始于知覺階段,持續(xù)至知覺后階段。(3)正性目標刺激誘發(fā)的前部P2,N2,P3等ERPs成分有可能成為未來抑郁癥診斷檢測的客觀指標。 目的：通過對從未治療首次發(fā)作抑郁癥患者治療前和選擇性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抗抑郁治療9周后ERPs追蹤研究,探討抑郁癥負性偏向腦電生理機制與SSRIs治療效應的關系,進一步驗證認知情緒交互作用模型,并為抗抑郁劑治療反應和療效提供客觀指標。 方法：16例首次發(fā)作從未治療抑郁癥患者治療前和SSRIs抗抑郁治療9周后完成視覺三刺激語義oddball任務同時記錄腦電。 結果：(1)抑郁癥患者治療有效率為87.5%,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總分減分率75%。(2)行為學數據：抑郁癥治療9周后正性詞正確率較治療前顯著提高,負性詞正確率邊界提高；治療后正性詞正確率邊界低于負性詞正確率；治療后反應時顯著短于治療前。(3)ERPs數據：在靶刺激條件下,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160-260ms)波幅顯著降低、前部N2(-260-430ms)波幅顯著增大、P3(-400-600ms)波幅邊界降低,靶負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前部N2、P3波幅與治療前差異均無顯著意義；在非靶干擾刺激條件下,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非靶負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210-260ms)波幅顯著降低,非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P2波幅邊界降低。前部N2潛伏期治療后較治療前顯著縮短,右側頂枕區(qū)正性詞P1潛伏期治療后較治療前顯著縮短,而負性詞P1潛伏期治療后與治療前差異無顯著意義。(4)抑郁癥組治療前靶正性詞誘發(fā)的前部N2波幅與治療后漢密爾頓抑郁評分(HAMD)和自動思維(ATQ)評分顯著負相關。 結論：(1)抑郁癥負性偏向可能與5-HT功能低下有關；(2)SSRIs慢性治療效應具有提高正性情緒刺激的皮質電生理反應,抑制負性情緒刺激的皮質反應,改變負性情緒偏向作用；(3)正性目標刺激誘發(fā)的前部N2成分有可能成為未來抗抑郁劑治療效應的客觀評價指標。
【學位單位】：中南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年份】：2010
【中圖分類】：R749.4
【部分圖文】：

(top一down)的情緒調節(jié)加工，以及皮層下邊緣系統(tǒng)神經區(qū)域從下向上(bottom一uP)的情緒產生[23]。根據抑郁癥背一腹側系統(tǒng)認知情緒交互作用模型(dorsal-ventralmodelof。o， itiveemotionalinieraction)(圖1一1)[2l]，抑郁癥負性偏向的發(fā)生部分上是由于背側認知控制系統(tǒng)對于腹側情緒產生系統(tǒng)調節(jié)失敗[l“]，表現(xiàn)為在抑郁發(fā)作期間，由于背側系統(tǒng)結構和功能損害，對情緒的認知控制能力和調節(jié)行為受損，導致抑郁心境和快樂感缺失I’6一，8】;同時由于背側系統(tǒng)對杏仁核和其他的腹側系統(tǒng)腦區(qū)調節(jié)功能障礙，導致腹側系統(tǒng)激活增加，其中可能主要是杏仁核的作用使情緒加工范圍受限，導致負性偏向的產生。經過抗抑郁劑有效治療，如選擇性五經色胺再攝取抑制劑 (seleetiveserotoulnre一uPtakei面bitors

一個組塊為負性詞為任務相關靶刺激，正性詞為任務無關非靶刺激，中性詞為標準刺激。這樣每個組塊包括靶刺激，標準刺激和非靶干擾刺激，概率分別為0.20，0.60和0.20(見圖3一1)。作業(yè)任務是要求被試分別對正性詞或負性詞用1手拇指按鍵;左、右手按鍵被試間平衡，兩種實驗條件的順序被試間平衡。每個組塊(任務)時長 5min，刺激均隨機化，限制條件是正性或負性詞連續(xù)出現(xiàn)不超過兩個。實驗的組塊由sTIM一2軟件困euroscan，hic.)產生和控制，并記錄對于靶刺激的反應時和正確率。非靶干擾刺激靶刺激按鍵反應1000ms按鍵反應圖3一1三刺激oddbaU范式示意圖
【參考文獻】

相關期刊論文 前4條

1 溫忠麟,侯杰泰,張雷;調節(jié)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J];心理學報;2005年02期

2 劉明礬;黃任之;涂遠亮;姚樹橋;;抑郁癥患者對情緒詞抑制功能的實驗研究[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7年02期

3 劉哲寧,趙俊雄,陳筱章,譚偉象;抑郁癥患者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和連續(xù)操作測驗的初步研究[J];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2003年10期

4 徐舒靖;尹慧芳;吳大興;;情緒障礙研究用漢語情緒詞分類系統(tǒng)的初步建立[J];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2008年10期

本文編號：286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