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論“啟蒙”作為“主義”與現代文學的缺失，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論“啟蒙”作為“主義”與現代文學的缺失 投稿：韋袕袖

啟蒙主義對現代文學的作用和意義，這是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90年代以來，隨著啟蒙主義被思想界重新重視，現代文學研究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效地梳理了啟蒙主義與現代文學的史實關系，加深了我們對現代文學的認識和理解。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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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玉

人文雜志 2009年02期

　　啟蒙主義對現代文學的作用和意義，這是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90年代以來，隨著啟蒙主義被思想界重新重視，現代文學研究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效地梳理了啟蒙主義與現代文學的史實關系，加深了我們對現代文學的認識和理解。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著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對“啟蒙”作為“主義”對現代文學的負面性認識不夠，缺乏從啟蒙主義角度對現代文學進行反思。本文即探討這一問題。

　　一、啟蒙主義及其反思

　　在當下語境中，和“現代性”一樣，“啟蒙”也是一個內涵和外延充滿不確定性的概念。在西方，啟蒙作為人類的思想行為和思想方式，早在“啟蒙運動”之前就開始了，但“啟蒙”作為概念卻是18世紀才開始流行。根據哲學家的研究，西方哲學史上的“啟蒙是一個泛文化概念，它象征著人類精神空間的拓展、延伸、變化”①，除了理性、人權、自由、財富、社會體制等我們經常所說的內涵以外，“情趣與快樂”也是它的合理內涵。當然，這是在綜合意義上而言的，實際上，在西方，不同時期、不同的人對啟蒙的理解不同，也是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的，有的人是在理性的意義上使用它，有的人是在進步的意義上使用它，有的人是在知識的意義上使用它，有的人強調它的道德理想，有的人強調它的自然人性等�？档玛P于“啟蒙”的概念經常被人引用，“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雹谶@里，康德顯然是在進步的意義上使用啟蒙概念的，同時，于康德來說，啟蒙也是一種心態(tài)。

　　中國的啟蒙概念又不同于西方的啟蒙概念，“中國近現代啟蒙主義與外國啟蒙主義在其發(fā)生發(fā)展中各有自身獨特的邏輯機制與演變規(guī)律，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它們即便有‘驚人相似’之處，也屬異質同構�！雹鄱谥袊鴥炔�，啟蒙的概念也各不相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不同于3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啟蒙，不同于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啟蒙�！拔逅摹睍r期的啟蒙主要是“科學”、“民主”、“人的解放”，“個性主義”，“輸入學理”，反傳統(tǒng)、反封建專制等。而30年代張申府、陳伯達所倡導的“新啟蒙運動”除了承繼“五四”傳統(tǒng)以外，還增加了新的時代內涵，張申府說：“凡是啟蒙運動都必有三個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普及�！倍鴮τ�30年代的中國來說，啟蒙則主要是兩大任務：“思想的自由與自發(fā)”；“民族的自覺與自信”④。這里，“民族的自覺與自信”顯然就是時代的政治任務在“啟蒙”上的“賦予”。張申府認為，不同國家的啟蒙運動是不同的，“至于中國今日的新啟蒙運動，內容當然更有所不同。中國新啟蒙運動的發(fā)生，除了歷史的原因外，至少可說是由于七種必要：一是民族自覺的必要，二是思想解放的必要，三是中西文化結合的必要，四是新知識新思想(新哲學新科學等)普及的必要，五是鏟除殘余的封建惡流的必要，六是推進民主政治的必要，七是救亡運動轉向及擴大的必要�！雹菖c“五四”啟蒙運動相比，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知識普及等都是新的內容。

　　但總體上，在中國，啟蒙的意義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字面上的望文生義，很多人都是在發(fā)蒙、脫離蒙昧等詞源學意義上來理解啟蒙的；二是西方思想來源，主要是源于介紹與翻譯；三是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現實語境中的重新生成，也可以說是啟蒙在中國特定現實語境中的意義衍生。具體在中國現代，啟蒙主要是反封建主義和蒙昧主義，其目標一方面是建立現代社會體制，另一方面是開啟現代文明，所以，“五四”時期陳獨秀提出的兩大口號——“科學”和“民主”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基本內涵�！翱茖W”主要是知識上的武裝，與理性有關；“民主”主要是思想上的開啟，既與政治有關，也與精神價值有關�！艾F代性”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五四”啟蒙運動的表征和結果。

　　在西方，啟蒙的根本目標是建立現代文明社會，事實上也是這樣，正是長期的啟蒙運動，西方社會從教會專制體制逐漸走上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中國也是這樣，稍有不同的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從根本上是為了救亡、為了富國強兵。美國學者施瓦支最早探討現代中國啟蒙與救亡的關系問題，他的觀點是：“每當他們試圖批判封建禮教的時候，救亡的緊迫和他們試圖兼及政治革命的欲望，往往使他們中斷自己的努力�！雹捱@一問題后來被李澤厚加以詳細的討論，他認為，“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相互促進”，但“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xù)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⑦李澤厚所理解的“啟蒙”顯然是很狹義的，主要是指“自由平等民主民權”以及“個體尊嚴”、“個體權利”等，在這一意義上，并且限定于社會實踐的領域，“五四”之后的確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但實際上，啟蒙的內涵是很寬泛的，在思想的層面上，救亡也是啟蒙的合理內涵。西方的啟蒙主義也不僅只是爭人權，它同樣具有爭取社會文化進步、增長財富的意思，啟蒙也不是終極目的，社會進步才是終極目標。所以，啟蒙與救亡的合流具有理論的內在性，而不完全是中國歷史的特殊生成。只不過在中國，啟蒙尤其具有工具性，它任何時候都沒有脫離救國以及富國強兵這一主題。所以，救亡在思想的層面上其實也屬于啟蒙的合理內涵，我們不能籠統(tǒng)地把“救亡”和“啟蒙”相對立，在社會實踐的層面上，有時救亡壓倒啟蒙，比如戰(zhàn)爭時期人們更關心戰(zhàn)爭的勝負，而思想問題相對地受到冷落，并且思想為戰(zhàn)爭的勝負服務，但一般意義上，救亡的理想以及其它社會理想都屬于啟蒙的范疇。

　　對于西方社會，啟蒙運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解決了精神和制度上的自由問題，開啟了現代社會的科學之路，從而使西方社會走上了現代文明。啟蒙對于中國社會也是這樣，以啟蒙主義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終完成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中國社會從語言體系到價值體系到社會結構都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是，啟蒙在給人類以及中國帶來現代化文明的同時，絕對化即發(fā)展成為一種“主義”的時候，也給我們帶來了從物質到精神的負面效應，比如：“導致越來越失去控制的個人中心主義，使得家庭、社群的價值越來越邊緣化”；“極其成功地發(fā)展了‘凡俗化’的世界”，而“凡俗化越來越像是庸俗化了”；“由于啟蒙過分地自負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來越盲目地妄自尊大，無所不在、無所顧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為宇宙的主宰，肆意地征服和掠奪自然，相應地，人也越來越多地遭到自然的報復，人在自然中的處境事實上已經舉步維艱”；“人日益成為財富的奴隸”。⑧可以說，當今世界重要的社會問題，比如生態(tài)問題，環(huán)保問題，重要的思想問題，比如精神空虛、信仰迷茫等都不同程度地與啟蒙主義有關。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是比較早地對啟蒙問題進行反思的學者，他們兩人合著的《啟蒙辯證法》開首第一句話就是：“從進步思想最廣泛的意義來看，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著巨大的不幸。過去啟蒙的綱領曾經是使世界清醒。啟蒙想消除神話，用知識來代替想像�！雹徇@段話真是太精辟了，尤其對文學問題一針見血。首先作者對啟蒙精神的概括非常準確，所謂“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也即人的解放和進步。其次，作者并不否定啟蒙的作用，承認啟蒙曾經“使世界清醒”，即啟蒙讓人類對社會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但作者也認識到，世界完全啟蒙化，即過度啟蒙或者把啟蒙絕對化，又給世界帶來了災難。第三，啟蒙對文學的傷害或者在文學上所表現出來的不幸，主要是用知識代替想像從而導致文學性被壓抑，這里的“神話”不過是“文學”的代名詞。

　　啟蒙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傷害和壓抑尤其是這樣。以啟蒙為核心內容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使中國文學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與中國古代文學相比，中國現代文學具有全新的內容與全新的形式，是一種新的文學類型。但是，現代文學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缺憾，造成這種缺憾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而啟蒙主義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五四”時期，啟蒙是絕對必要的，事實上，正是啟蒙運動導致了西方思想的輸入，導致中國封建思想體系的解體，但啟蒙被強調到極致，變成為一種“主義”的時候，就會物極必反，從而造成了現代文學的缺陷。這里所謂“主義”，筆者是在漢語語境中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主義”上而言的，不僅是指一整套的理論和主張，更是指一種思想方式和品格，啟蒙發(fā)展成一種“主義”之后就具有了獨斷、專制、排它性，就體現為陳獨秀所說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⑩。對于文學來說，啟蒙一旦變成“主義”，就會出現一元化趨向，文學的各種因素就會失衡，非“啟蒙”的因素就會被壓制、被排斥甚至于被否定和破壞，從而大大降低時代文學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多種可能性。

　　歸納起來，啟蒙主義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缺失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重思想輕文學，思想壓倒文學；二是重文學的社會功利目的，重視文學的教育作用、認識作用，而輕視文學的審美娛樂作用，壓抑文學的審美性、娛樂性和消閑性。

　　二、思想壓倒文學

　　“五四”新文學運動從根本上是思想運動，而不是“文學”運動，它實際上依附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其目標是“思想”而不是“文學”。關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和邏輯，通常是這樣敘述和解釋的：19世紀中期，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中西方發(fā)生軍事沖突，沖突的結果是中國失敗。這種失敗迫使中國人反思自己，反思當然是各種各樣的，但主流的結論卻是：中國之所以失敗，主要是我們的器物不如人，比如我們沒有洋槍洋炮。于是就有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僅就器物來說是非常成功的，比如我們的海軍在當時就非常強大，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甲午海戰(zhàn)，我們卻在最強大的地方慘敗，這逼著我們進一步反思，反思的結果是：我們之所以失敗，不在于武器不如人，而在于政治制度存在著缺陷。所以就發(fā)生了旨在改革社會制度的戊戌變法運動。但戊戌變法運動僅百天就失敗了，這時知識分子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和洗禮的知識分子，他們開始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進行整體和深層的反思，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一再失敗，飽受侵略和屈辱，甚至有亡國亡種的危險，從根本上是因為中國落后，而要改變落后，器物、政治制度都是表面的，文化才是深層的，才是最根本的，所以中國文化需要從根本上進行變革，于是就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以新文化運動從根本上是一種思想革命，即陳獨秀所說的“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11)。

　　而如何進行思想革命以及向哪個方向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們開出的方案是：一方面向西方學習，輸入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另一方面是反傳統(tǒng)，反封建專制思想，破壞傳統(tǒng)思想體系。所以，在思想和倫理的意義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根本上是啟蒙運動，它在當時和以后都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即是在啟蒙意義上而言的。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究竟是“啟蒙運動”還是“文藝復興”，學術界存在著爭論。美國學者格里德說：“啟蒙與再生，……這正是中國文藝復興的精神�！�(12)我認為這個概括是非常準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既是啟蒙運動，又是文藝復興運動，在“五四”時期，啟蒙與復興在邏輯上是一體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是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種啟蒙運動，那么，“五四”新文學運動總體上也可以說是啟蒙主義文學�？茖W、民主、自由、個人權利，改造國民性，開啟民智，反封建，富國強兵等，這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目標和任務，也是新文學運動的目標和任務。所謂“人的文學”，這不過是新文化運動“立人”主題在文學上的一種演繹，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立國”。我非常贊同這樣一種觀點：“五四文學革命是響應五四啟蒙運動的呼喚、作為思想啟蒙的一種重要手段而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它所追求的現代性，從根本上說是啟蒙現代性，而不是審美現代性；顯示五四新文學最初實績的魯迅白話小說，就是啟蒙主義的‘遵命文學’，它確立了五四新文學的范式；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構的文學理論，也是以文學工具論為核心的啟蒙文學理論�！�(13)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五四”新文學運動主要是探討社會、國家、民族、個人等重大問題，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這些問題與其說是文學的問題，還不如說是哲學的問題，還有倫理學的問題，社會學的問題，教育學的問題等。而涉及到文學本質的“文學性”、“審美性”在當時并沒有從根本上提到日程上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界也非常熱鬧，討論了很多問題，比如人的解放、個性解放、國民性、“問題與主義”等，但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是純粹的文學問題，最多可以說是“新批評”所說的“外部問題”，即與文學有關，但并不是文學的本質問題。而對于文學的根本問題即“內部問題”，比如“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文體”、“文類”、“敘述方式”、“意象”、“隱喻”等，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卻缺乏深入的討論，即使有些探討，影響也非常有限，從來都構不成現代文學的重大現象。只要是寫小說就會涉及到敘事問題，但奇怪的是，當時很少有人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似乎對于小說來說，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v觀近三十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我們看到，除了以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月派”所討論的新詩格律以及“三美”問題算得上是純粹的審美問題以外，其它重大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問題都可以說是思想問題，或者說深層上是思想問題。

　　有些問題，比如文學語言、創(chuàng)作方法，本來是文學的技術問題，但現代文學卻主要是從思想的角度來探討的，如果不是因為深刻地涉及到思想問題，也許它們并不會引起現代文學的興趣。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文學性就表現在語言的表達之中，所以，詞語、語音、節(jié)奏、格律、意象、隱喻、象征、各種修辭等構成了“文學性”最重要的內涵，但反觀“五四”新文學運動對語言的探討，我們看到，胡適、陳獨秀等人并不是在“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層面上來提倡白話文的，不是在文學的“工具”性、而是在思想的“工具”性上來探討語言問題的。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首倡白話文，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言之有物”，所謂“物”，一是指情感，二是指思想，“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14)胡適之所以提倡語言變革，根本原因還是在思想：“時代變的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識太復雜了，新的思想太廣博了，那種簡單的古文體，無論怎樣變化，終不能應付這個新時代的要求。”(15)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章中他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16)胡適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有兩個中心理論，一是建立“活的文學”，二是建立“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17)可以看出，胡適的文學觀基本上是內容與形式的二元結構觀，在這種文學觀中，文學的內容顯然是更重要的，是核心，而語言只不過是表達內容的工具。正是因為時代的思想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所以為了適應這種變化，語言也應該變化。這樣，胡適提倡白話文，并不是出于文學的藝術或者審美上的原因，而是思想的原因，語言并不是文學的本體，不過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是為思想革命服務的。所以，“五四”新文學的語言變革從根本上也是思想革命。

　　創(chuàng)作方法也是這樣。所謂創(chuàng)作方法，是指作家認識生活、表現生活、塑造文學形象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藝術地表現生活的一系列手法的總和。創(chuàng)作方法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處理文學與生活審美關系的基本原則；塑造藝術形象的基本方式；與前面兩個特征密切相聯系的具體表現手法。由此可見，創(chuàng)作方法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文學問題。但我們看到，在現代文學史上，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都主要是在生活態(tài)度、人生觀以及文學對社會生活的作用和意義上而言的，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楊春時說：“五四文學思潮不是浪漫主義，也不是現實主義，而是啟蒙主義�！�(18)我非常贊同這一觀點�，F實主義、浪漫主義之所以在現代文學史上成為主流，這實際上與中國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基本原則與啟蒙主義相契合有關系，現實主義以強烈的現實使命契合了啟蒙主義，浪漫主義則以激情契合了啟蒙主義。相反，現代主義注重藝術形式的探索，不論是在思維方式上還是在文學精神上都與“五四”啟蒙主義相隔膜，所以在當時影響有限，也備受爭議，始終不能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頡頏。

　　縱觀現代文學，我們看到，理論批評上也好，創(chuàng)作上也好，都是圍繞著啟蒙主義的主題展開的。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藝術”，所謂“為人生”，一方面是指文學要反映社會現實，另一方面是指文學具有指導人生、改造社會的功利目的。在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流派和社團，無不重思想，無不具有強烈的啟蒙色彩。重要的作家也是這樣，魯郭茅巴老曹，郁達夫、丁玲、胡風等，其文學無不具有啟蒙主義的特點，茅盾說：“新文學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學做宣傳�！�(19)這其實也正是茅盾創(chuàng)作的特點。張光芒評論胡風的創(chuàng)作：“如果說西方思想家更側重于在理性、現代性的視野內探討主體的本體論價值，那么胡風則從個體解放與民族解放相統(tǒng)一的角度，將主體性置于文藝與社會、作家與對象、思想與生活等多維坐標系中綜合求索�！�(20)其實，現代文學中重要的作家其思想和創(chuàng)作都具有這樣一種特點。

　　讀現代文學，我們感到，似乎所有的文學都是“問題文學”、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經濟問題、教育問題、政治問題，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為“問題”尋求解決的辦法，每個作家都在為“問題”開處方，文學中充斥著“問題”的藥方。作家始終具有很強的社會使命感、歷史使命感，他們對國家、民族以及個人充滿了憂慮，對現實社會強烈地不滿，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F代作家?guī)缀趺恳粋�人都是思想家，都是改革社會的“設計師”，他們都在進行著嚴肅而沉重的思考，現代文學似乎承擔著現代社會的幾乎是一切精神與道德上的義務與責任。作家一副“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面孔，始終高高在上，嚴肅地教育人，訓導人，對于國民，一方面是同情、憐憫他們，另一方面是“怒其不爭”，滿腔熱血與憤懣地希望拯救他們于水火之中。文學批評也是這樣，現代文學批評絕大多數都是圍繞著思想問題展開的，“社會”、“現實”、“真實”、“反映”等構成了文學批評的關鍵詞，文學作品的內容是文學批評的中心內容，文學作品的好壞也主要是由作品的內容決定的。批評家主要是思想家、哲學家，他們的任務似乎是從作家所描寫的內容中分析出“深刻性”，這種分析越有哲學意味，越具有抽象性，似乎批評家就越有水平。不懂文學創(chuàng)作，對作品缺乏感悟，仍然可以進行文學批評，仍然可以成為文學批評家，并且可以成為“優(yōu)秀”的文學批評家。這種情況至今仍然還在延續(xù)。這也是作家對文學批評不以為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主張“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明確提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21)。80年代之后，我們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其實，整個現代文學都是這樣一種標準，只不過具體要求稍微寬泛一些而已，是思想標準第一，文學標準第二，是文學為思想服務，新文學運動是整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就是格里德所說的“文學革命從其發(fā)端就是更廣闊范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諾言波及甚廣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運動’聞名的變革思潮的工具�！�(22)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否定現代文學的思想性、社會和歷史使命感，并不是否定現代文學的社會功利性和批判性，按照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對社會進行批判，這是文學的職責。但文學在履行它的社會職責時，也不能丟掉它的審美職責，不能把文學置于思想的從屬地位，不能把審美置于啟蒙的從屬地位，不能啟蒙壓倒文學。

　　三、啟蒙對審美性、娛樂性和舊文學的壓抑

　　正是因為思想高于文學，啟蒙性壓倒文學性，所以，現代文學總體上表現出思想性壓抑審美性、純文學壓抑俗文學、教育性認識性壓抑娛樂性消遣性、新文學壓抑舊文學的趨向，從而給現代文學帶來類型上的缺陷。

　　縱觀現代作家創(chuàng)作談以及文學批評，我們發(fā)現，現代作家一般不談審美問題，或者不從“審美”的角度來談創(chuàng)作。也有一些審美談論，但這些談論很多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啟蒙話語。沈從文就是一例。在現代文學中，沈從文是一個藝術風格獨異的作家，尤其以“造希臘小廟”、“抽象的抒情”著名，他明確主張文學的審美性，并多次強調；但實際上，他的審美不過是工具，其終極目標仍然是改造社會和“拯救人心”，仍然是“立人”與“立國”，不過是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說的翻版，即“用美來改造國民”，所以沈從文仍然是一個啟蒙主義者。過去有人認為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觀實際上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確，創(chuàng)造社深受唯美主義的影響，也的確強調文學的表現、天才、“無目的論”等，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思考文學“對于時代的使命”，“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zhàn)士。在我們這種良心病了的社會，文學家尤其是任重而道遠�！�(23)又認為：“一切藝術，雖然貌似無用，然而有大用存在。它是喚醒社會的警鐘，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箓，它是澄清河濁的阿膠，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24)在創(chuàng)作上，郭沫若所表現出來的革命性，郁達夫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甚至比文學研究會還更具有啟蒙色彩。

　　正是因為啟蒙主義，所以現代文學具有強烈的理性精神。理性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貢獻以及進步意義，這是毫無疑問的，周作人說：“古代的文學純以感情為主，現代卻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調劑�！�(25)理性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感性的品格，豐富了感性的內涵。張光芒認為，理性對情感的積極作用主要有：“第一，理性的覺醒起著肯定情感、發(fā)現情感、升華情感、鍛鑄意志、培養(yǎng)信仰等作用�！薄暗诙�，理性的覺醒既擴大了情感的幅度，又改變了人們情感的強度和方向。”(26)所以，理性的情感是更高級的情感，這是非常有道理的。理性不僅僅只是使感性更加合理，加大了感性的理性維度，更重要的是提高文學的思想力度，使文學更加有深度，更能夠深刻地認識和反映生活，從而干預生活，推動社會和人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現代，由于科學至上，理性被絕對化、萬能化，發(fā)展成“理性主義”，從而具有專制性、排他性，這樣就使現代文學在精神上過于偏狹和單調，理性膨脹，非理性萎縮、壓抑。這可以從茅盾的文學觀念中得到證明，茅盾說：“近代的時代精神是科學的�？茖W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藝亦以求真為唯一目的�！�(27)以求“真”為目的，“善”與“美”被冷落、壓抑，這正是現代文學的基本特點。但問題是，“善”和“美”同樣是文藝的本質，并且是比“真”更為重要的本質，缺少“美”與“善”，文學雖然仍然是文學，但卻是不健全、不完整的文學。文學不能失“真”，但更不能沒有情感和美感，失去了感染力和藝術性的文學，很難想象它能吸引人。文學如果沒有人讀，其認識作用以及教育作用也就無從談起。

　　啟蒙主義在文學上不僅壓抑審美，對消遣和娛樂也是排斥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消遣娛樂和啟蒙二者在精神品格上是背道而馳的。啟蒙重思想，重社會功利目的，具有憂患意識和精英意識，所以啟蒙主義文學多是重大的主題，沉重而嚴肅。啟蒙作家滿懷教育人民、提高國民素質的情懷。而通俗文學則重商業(yè)利益，重消遣、娛樂和游戲。通俗文學作家對于普通讀者，不是居高臨下的教誨，而是迎合，迎合他們的愛好、興趣，滿足他們的消閑需求。所以，通俗文學在消遣娛樂的意義上從根本上是妨礙啟蒙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現代啟蒙主義文學明確反對消閑文學�！段膶W研究會宣言》宣稱：“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yè)，正同勞農一樣�！�(28)魯迅也是這樣，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他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然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而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29)文學研究會也好，魯迅也好，都強調文學與人生的關系，但這里的“人生”顯然是狹隘化的，僅指工作上的人生、事業(yè)上的人生、社會價值上的人生，而把生活的人生、享樂的人生排斥在外，這顯然是啟蒙主義在作用。魯迅是比較早地在文學上使用“啟蒙主義”這一概念的，從啟蒙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對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啟蒙主義的特點。

　　啟蒙主義文學不僅反對消閑性的通俗文學，還在文學批評、文學組織的層面上打壓它們，所以，通俗文學在現代文學中是沒有地位的。

　　壓抑通俗文學，把文學的消閑功能排斥在外，這是現代文學的一大缺失。啟蒙主義對現代文學最大的遺憾就是把思想、觀念無限地上升，提高到絕對的地位，思想與藝術本末倒置，從而遮蔽、降低了文學的文學性，壓抑了那些游戲的、娛樂的、休閑的文學，“異化”了文學，悖離了文學，使文學誤入了思想的歧途。重科學、重知識、重實用，壓抑娛樂、消遣和審美，因而現代文學可以說背負沉重的政治、思想以及救亡的壓力，相反，它的文學性本身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張揚。

　　人不僅需要物質生活，同時也需要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相應地，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多方面的。林語堂說：“人生永遠有兩方面：工作與消遣，事業(yè)與游戲，應酬與燕居，守禮與陶情，拘泥與放逸，謹慎與瀟灑。其原因在于人之心靈總是一張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節(jié)奏，天之有晴雨，時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30)工作是一種人生，消閑也是一種人生，而文學欣賞就是滿足人的消遣、游戲、陶情與放逸的最重要方式。作為精神方式，文學不同于哲學、歷史，或者說，哲學、歷史之所以不能代替文學，就在于文學具有它獨特的作用于人的方式，具有它特殊的功能。就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廣度來說，文學沒法同歷史與哲學相比，但人們仍然愿意去讀文學，就在于文學有思想以外的東西，這思想以外的東西就是娛樂與消閑。所以林語堂說：“藝術是創(chuàng)造，也是消遣。這兩個概念中，我以為以藝術為消遣，或以藝術為人類精神的一種游戲，是更為重要的�！�(31)創(chuàng)造是在作家的層面上而言的，而消遣則是在閱讀和文學對人的作用和意義上而言的。不能籠統(tǒng)地說文學的消遣比創(chuàng)造更重要，而且文學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但消遣絕對是文學重要的功用之一。

　　國家危亡，民族災難，這都不是否定文學消遣性的理由。文學的消閑性并不是“歌舞升平”、“粉飾太平”，而是文學的本性。文學的消遣與娛樂不同于游戲、打麻將和體育運動的消遣與娛樂，它不是感官刺激和宣泄，而是一種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高級的精神活動。人在任何時候都需要這種高級的精神活動，而且越是人生苦悶，越是處于沉重的社會困苦之中，越是需要文學來進行調節(jié)與撫慰。在社會結構中，文學是奢侈品，它的主要作用是精神享受，其社會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梁啟超所說的小說“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術”、“新人心”、“新人格”(32)的作用雖然不能否定，但也不能過于夸大，社會問題主要還是要通過社會的方式來解決，文學沒有這么大的能耐，也不應該超越自己的職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F代文學最大的失誤和最大的成功都在這里。由于重視思想以及社會作用，現代文學在社會生活中、在廟堂里占據著很重要的位置，作家的地位空前地高，以至到了90年代文學恢復正常的時候，作家們感到特別的失落，這是它的成功。由于過分夸大文學的思想性，文學的審美作用、文學的消遣娛樂作用被壓抑，文學被不恰當地定位，這是它的失敗。

　　文學上，美國作家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反奴隸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曾是南北戰(zhàn)爭的導火線之一，對美國歷史以及世界文明進程都有巨大的影響，但這是一個特例。況且，《湯姆叔叔的小屋》只是一個契機，它引發(fā)了歷史但不是制造了歷史，假如沒有奴隸問題，沒有普遍的人權要求和廢奴要求，這本小說是不可能發(fā)揮那么大的社會效應的。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評價巴爾扎克，認為從他那里所學到的比在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那里學習到的還要多，但這是就現實主義的真實性而言的，馬克思、恩格斯終不能用巴爾扎克的小說來研究歷史和經濟。對于茅盾小說《子夜》在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出路”問題上的貢獻，我始終表示懷疑。我認為，小說不過宣傳了一種思想，重要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它以文學的方式進行了思想宣傳，文學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想從思想的角度來說明它的偉大，我認這是搞錯了方向。

　　因為啟蒙主義，現代文學也強烈地壓抑傳統(tǒng)文學。

　　從理論上來說，啟蒙與傳統(tǒng)并不必然性地構成矛盾，但在中國現代，啟蒙主要體現為學習西方，主要體現為輸入西方的思想和精神。由于價值上的差異，再加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等情感因素，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輸入的最大障礙，中西兩種文化激烈地沖突，因而啟蒙與中國傳統(tǒng)就構成了尖銳的沖突�！拔逅摹毙挛幕\動為了有效地輸入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個人主義等思想，采取了激進的反傳統(tǒng)的方式。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激進反傳統(tǒng)的功過，學術界有很大的爭論。我認為，反傳統(tǒng)特別是反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比如反封建思想、封建倫理道德等對于中國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化的進步，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說，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反封建專制主義，就沒有現代社會。但傳統(tǒng)也是有區(qū)別的，專制體制，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戕害等，這是必須全盤否定的；而文學則不一樣，它不像社會體制那樣具有純粹的政治性，我們承認傳統(tǒng)文學在思想上具有落后的一面，需要批判，我們也承認傳統(tǒng)文學在形式上具有僵化的一面，需要改良，但文學又具有超越時代和階級的一面，人情、人性、友誼、愛情、親情等這些是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過時的，敘述技巧、寫作手法、結構布局、創(chuàng)作方法、語言這些文學形式也是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過時的�！拔逅摹毙挛膶W運動反傳統(tǒng)，進行文學變革，這是合理的，但“五四”新文學絕對的反傳統(tǒng)，歷史虛無主義的方式把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一切都否定、都拋棄，完全割斷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系，這卻是值得商榷的。傳統(tǒng)文學在新文學的格局中一下子消失得全無蹤跡，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奇怪的文化現象。

　　正是這種激進的反傳統(tǒng)態(tài)度以及相應的文學運動，中國現代文學從根本上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學，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類型，現代文學是現代漢語的文學，具有現代性，古代文學是古代漢語的文學，具有古代性，它們在內容與形式上都不同。這可以從中國現代文學的四大文體看得非常清楚。新詩不同于舊體詩詞，新詩是白話文，自由體，而舊詩是文言文，格律體；現代戲劇主要是話劇，從根本上不同于中國古代的戲曲；現代小說不同于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志怪小說和傳奇；現代散文主要是美文和雜文，雖然也深受中國古代小品文的影響，但從根本上是從西方學習而來。我們承認由于向西方學習，借鑒西方的文學，中國文學發(fā)生轉型這是一種進步，現代文學也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產生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作家與作品。但是，我們又不免假設，如果現代文學能夠很好地處理與傳統(tǒng)的關系，也許成就會更大，從理論上來說，這完全有可能。

　　比如新詩，發(fā)展到現在已經有90年的歷史了，其成就顯然沒法和古代詩詞相提并論，就民眾喜愛的程度和普及的程度來說，就公認度來說，舊體詩遠遠要超過新詩，在中國，從老到少，少有人不能背誦幾首古詩的，但卻少有人能背誦幾首新詩的。我們也許可以用新詩畢竟只有幾十年來為新詩的尷尬狀態(tài)開脫和辯護，但再過幾百年新詩也未必能產生李白《靜夜思》這樣的經典之作，也未必能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這涉及到理論的問題，白話與文言倒不是根本問題，關鍵是新詩的自由體從根本上破壞了漢字在詩歌上的格律、音韻與節(jié)奏，從而韻律不再，這種缺失至今沒有找到辦法予以彌補。在意境上，在韻味上，在思想的深刻上，新詩也可以達到舊詩的高度甚至超越，但在形式上，新詩永遠無法替代舊詩，除非它不再是新詩。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新詩不能建立在對傳統(tǒng)詩歌繼承的基礎上呢？為什么新詩一定要以打倒舊詩作為前提呢？為什么新詩不能以一種更寬容的態(tài)度來進行呢？歸結起來，根本原因就在于啟蒙主義的偏執(zhí)。

　　啟蒙主義的這種激進的反傳統(tǒng)姿態(tài)同樣給小說、散文和戲劇文學帶來了傷害。

　　因此，我們不僅應該看到啟蒙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和意義，同時也應該看到啟蒙主義給中國現代文學帶來的局限和缺失。今天，我們也應該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從而采取多元和寬容的態(tài)度對待當今文學，推動當代文學的發(fā)展。

　　注釋：

　�、偕薪埽骸段鞣秸軐W史》第五卷(《啟蒙時代的法國哲學》)，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诳档拢骸洞饛瓦@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2頁。

　�、邰軓埞饷ⅲ骸秵⒚烧摗�，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0頁。

　�、輳埳旮骸秵⒚蛇\動的過去與現在》，《張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頁。

　�、奘┩咧В骸吨袊膯⒚蛇\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頁。

　�、呃顫珊瘢骸吨袊F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頁。

　�、唷秵⒚傻姆此肌ぞ幷呤钟洝�，《啟蒙的反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峄艨撕Ｄ�、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片斷)》，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怅惇毿悖骸对俅鸷m之(文學革命)》，《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頁。

　　(11)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頁。

　　(12)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頁。

　　(13)洪峻峰：《啟蒙現代性與五四文學的歷史規(guī)定性》，《東南學術》2006年第3期。

　　(14)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15)(16)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胡適文集》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24頁。

　　(17)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頁。

　　(18)楊春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是啟蒙主義——現代性視野中的五四文學》，《廈門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19)茅盾：《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頁。

　　(20)張光芒：《胡風啟蒙文學觀新論》，《人文雜志》2003年第3期。

　　(2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頁。

　　(22)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頁。

　　(23)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成仿吾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頁。

　　(24)郭沫若：《論國內評壇及我對于創(chuàng)作上的態(tài)度》，《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頁。

　　(25)周作人：《新文學的要求——1920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學會演講》，《藝術與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26)張光芒：《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敘事》，《北方論叢》2001年第4期。

　　(27)茅盾：《文學與人生》，《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頁。

　　(28)《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0月)。

　　(29)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頁。

　　(30)林語堂：《說瀟灑》，《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頁。

　　(31)林語堂：《生活的藝術》，《林語堂名著全集》第21卷，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頁。

　　(32)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飲冰室文集》之十(新印《飲冰室合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頁。

作者介紹：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啟蒙主義對現代文學的作用和意義，這是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90年代以來，隨著啟蒙主義被思想界重新重視，現代文學研究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效地梳理了啟蒙主義與現代文學的史實關系，加深了我們對現代文學的認識和理解。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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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論“啟蒙”作為“主義”與現代文學的缺失，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208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