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馬遷著史以六經為原則，其史學思想及價值評判、道德評判標準均受其經學思想制約。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記·太史公自序》)的過程中，司馬遷考察歷史和現(xiàn)實、研究社會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都以經學為本位。論文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論述司馬遷經學思想形成的背景。其一，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背景。從儒學在漢代的發(fā)展歷程入手，揭示入漢以來至漢武帝時期，儒家學說成為官方學術的歷程。漢初，因經濟發(fā)展的需要，統(tǒng)治階層推行與民休息政策，奉行黃老思想，在這一統(tǒng)治思想下，形成了比較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儒學得以復興。隨著漢代經濟進一步發(fā)展，思想的重心越來越傾向儒學，文帝、景帝時期設立了經學博士，儒學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逐步得到統(tǒng)治者的認可。漢武帝即位后，設置五經博士，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卓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以經學為代表的儒學成為西漢的官方學術�？梢哉f，司馬遷的經學思想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其二，司馬遷的家學，即史官之學與經學的關系。司馬遷出生于史官世家，其家學是史官之學，而史官必須以研讀典籍為己任，有自覺學習六經的文化責任。換言之，以繼《春秋》為己任，確立以六經為修撰歷史的標尺，為司馬遷經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部分，論述司馬遷史學思想與經學的關系。其一，司馬遷著史以六經為價值評判標準，建立了自己的史學思想體系。換言之，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學思想的提出是以六經的價值取向為邏輯起點的。其二，司馬遷站在大一統(tǒng)、宣漢的立場上對西漢王朝表達了真摯的熱愛之情，這一情感的表達是受其經學思想制約的。第三部分，論述司馬遷以六經為價值評判標準。其一，司馬遷給《史記》提出了三個文化追求目標：“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價值評判標準在表達上有不同的側重點，具體地講，就是以《易》“變”思想考察社會歷史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總結治亂興衰之理，探索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以《春秋》為師法的對象，將《史記》的價值取向定位于《春秋》；以《詩》、《書》、《禮》、《樂》闡明政治、道德、倫理、社會變化觀。其二，司馬遷的經學思想突出了“明王道”的思想。司馬遷的“明王道”思想與其天人思想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一方面司馬遷承認天是一種自然規(guī)律，另一方面又認為天與人事是相對應的，人事才是天變的根本，將其天人思想、通變思想、大一統(tǒng)思想落實到“明王道”方面。
【學位授予單位】：延邊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7
【分類號】：I206.2

【引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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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榮榮;論司馬遷語文教育觀[D];天津師范大學;2012年

本文編號：277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