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文學批評怪象批判——兼駁“當下中國文學高度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中國文學批評怪象批判——兼駁“當下中國文學高度論”　　肖鷹

        內(nèi)容摘要　無論是從當下文學的創(chuàng)作現(xiàn)狀還是文學批評的現(xiàn)狀來看，陳曉明教授所提出的當下“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觀點，都是無法立足的。陳曉明教授的這種無視中國文壇創(chuàng)作衰微現(xiàn)狀的“當下中國文學高度論”，與其倡導的“文化主體性”一道，恰恰透露了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長城心態(tài)”——對外來文化的禁錮和拒絕。我們應警惕這種批評方式，建立起有尊嚴的批評。只有通過重建批評的抵抗機制而重建其社會有效性，當下中國批評才能走出“我們這代人的宿命”的陰影。
        關鍵詞　中國文學　高度說　孤島寫作　長城心態(tài)　有尊嚴的批評 
        作　　者　肖鷹，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084）

        一
        如何重新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怎樣重估它的價值，在近期沸沸揚揚地爭論了起來。本來，重寫文學史和重評當代作家作品一直就在進行著，也一直有著不同程度的爭議，但像今天這樣論爭雙方以“高峰”與“低谷”、“輝煌”與“低落”、“高度”與“低度”、“唱盛”與“唱衰”、“最好”與“最壞”來評價當代文學，兩相對立互不買帳到了尖銳的程度，甚至還冠以“前所未有”等醒目的修飾詞，還沒出現(xiàn)過。面對同一個文壇，為何人們對它的評判“差別就如此大呢”？顯然，這種“闡釋的焦慮”與評價的對立情形，本身便形成了一個現(xiàn)象，觀點的齟齬和觀點本身反倒并不重要。正如程光煒指出的那樣，“簡單地評價這個文學時代好還是不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一個永遠都可以不斷重復的探討�！保郏保�
        既然人們評價當代文學的結論本身沒有特別的意義，那么我們真正應該關心什么呢？我們應該探究爭吵背后的動因，以及話語背后的指向、觀點交鋒背后隱藏的思維習慣、推論方式和邏輯理路，進一步反思和清理這些年來研究界更為潛在的問題，甚至回到文學基本價值、當代文學與當代生活的關系等最根本的問題上重新討論，這恐怕才是最有意義的。在我看來，這一爭論現(xiàn)象不啻是近年來文學研究領域潛隱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和潛在危機的一次引爆。它首先表明的是我們的文學史觀是多么“無形”，20多年來我們“重寫文學史”的熱情是多么“無力”，我們的話語譜系是多么“沒譜”，而我們評價文學的標準又是多么混亂。
        從大的文學學術語境看，研究界常常處于一種有觀點沒有思想、有結論沒有方法、有論證沒有邏輯的狀態(tài)，在深層面上則表現(xiàn)為思想上對立有余統(tǒng)一不足，價值多元泛濫而欠普世，尤其是立場游移不定，甚至是無立場，造成了文學闡釋的表象化與浮泛性。從當下爭論的各種言論看，有些學者對“高峰”派與“低谷”派各自存在的問題均有所涉及，有時候是“各打五十大板”，但仍不免被爭論者牽扯著鼻子走，甚至仍然因循著舊有的思路來理解這一現(xiàn)象，仍然不能解決一些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正如洪子誠等先生所批評的，“現(xiàn)在談論文學問題總是‘一鍋燴’。有的人很喜歡做‘整體性’判斷，并且把許多其實有差異的想象‘同質(zhì)化’”［２］。這類判斷不免以偏概全，使結論架空。然而，誠如大多數(shù)人深深感受到的，不管中國當代文學多么復雜多元，多么良莠并存，在深層次上，它的確存在著一些共通的缺陷，有著某種“時代病”。一些病灶既存在于普通水準以下的創(chuàng)作中，也存在于最活躍最優(yōu)秀最具有“大師氣象”的作家中。
        因此，具體的分析固然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拒絕“整體性”的判斷。比如，19世紀歐洲文學不可謂不復雜，但勃蘭兌斯仍然要勾勒出一個“整體性”的“文學主潮”，我們并不能因為勃蘭兌斯筆下的主潮中存在著某些輕率的論斷就否定其偉大的價值。一方面，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學本身便存在著“整體性”的本質(zhì)，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另一方面，文學的發(fā)展、研究的深入也需要整體性的判斷。盡管我們不能準確地對當代文學作整體性判斷，但不能缺少整體性判斷的意識，即使這種判斷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缺陷，也不能因噎廢食，主動走向對“整體性”的失語，進而丟掉知識分子應有的立場。
        由此而言，我不認為陳曉明先生強調(diào)研究者的立場并由立場出發(fā)進行整體判斷有什么不對。他對立場的追求是必要的，而且我感覺他站在他的立場對于中國當下文學的整體性判斷是符合自己的邏輯的，他為中國當下文學感到驕傲并不令人費解。問題在于他追求的立場是值得質(zhì)疑的，而且是值得引起我們警惕的。以“中國立場”來評判中國文學，評判當代文學，在邏輯上是荒唐的，在根據(jù)上是錯誤的，這也正是筆者強調(diào)我們應該回到根本問題上來的原因。
        二
        這里應該首先明確一個前提，立場與價值意識、價值標準緊密相聯(lián)，與方法、問題、經(jīng)驗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概念和問題。漢語寫作應該有也必然有民族的審美經(jīng)驗和美學方法，中國文學應該有也必然有中國的生活經(jīng)驗和思維方式，中國文學研究應該有而且必然有本土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在“漢語”和“中國”前面加上“當代”或者“當下”這一定語，同樣如此。然而這些都還沒有深入到立場和價值層面。在重估和判斷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時候尤其不能被“當代”、“當下”和“中國”、“民族”混淆了問題的視域。因為學術研究無論中西，理想價值不論古今。具體到研究方法、思維方式，問題意識等等，可以強調(diào)古今中外之別，但價值、立場、標準等絕不應強調(diào)中國化、本土化，那樣必然會走上相對主義的歧途。問題可以是本土的，方法可以是中國的，但弘揚的價值，堅守的立場卻不應強調(diào)中西之別，古今之辨。尤其是普世價值無中西，永恒立場無古今。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好的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通過描寫體現(xiàn)在具體人物身上的“每個時代歷史地發(fā)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表現(xiàn)出“人的一般本性”［３］。這里所說的“具體人物”、“每個時代”、“歷史地”、“發(fā)生了變化的”，即與民族經(jīng)驗、本土問題息息相關；但這里強調(diào)通過描寫體現(xiàn)出的“變化的人的本性”、“人的一般本性”卻是屬于人類的。前者是問題、方法、途徑，后者才是立場、價值和標準，對于文學史家、文學評論家而言，既要梳理前者，更要評判后者，關鍵還要不能讓彼此混淆，乃至相互取代。
        不同民族對于人類歷史的貢獻絕不在于從語言符號、話語方式到思維方式、邏輯方法，再到思想體系、價值立場，通通完全出于某個民族，而在于不同民族、民族文學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途徑有異，價值相通。在全球化的今天，這樣的自覺意識顯得尤其必要。表現(xiàn)在文學史敘述和文學評論中，我們就長期存在著一種類似“兩張皮”的問題，即對偏向于“左”與偏向于“右”的兩種文學史現(xiàn)象存在著不同的評判標準與價值參照。這些年來“重寫文學史”所取的成功之處大多體現(xiàn)在過去被批判被貶低的作家作品與文學現(xiàn)象的重新評價上面，與現(xiàn)代文學史極力“抬高”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徐志摩的文學成就一樣，當代文學史將“十七年”間的“干預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反映個體精神的“潛在寫作”凸顯出來。在這一方面，文學史研究在“回歸現(xiàn)象”上的確取得了切實的效果。但對于那些“紅色”創(chuàng)作、“左”傾思潮的評判卻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原因即在于文學史寫作者沒有使用與切入前一類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的同一個的標準進行敘述，以一種模糊的“歷史的同情”掩蓋了立場與標準的換位�；蛘哒f，文學史寫作對前一類創(chuàng)作傾向于“審美的批評”或“人性的批評”，而對后一類創(chuàng)作又傾向于“歷史的批評”，從而造成歷史敘述的內(nèi)在分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對于個性意識強烈、人性化傾向明顯的創(chuàng)作常以“堅持人道主義”、“追求個性解放”、“主體性突出”的話語彰顯其文學史意義；而對于弘揚集體意識、描寫個人如何經(jīng)過自我改造及被改造從而融入歷史大潮的創(chuàng)作，卻又以“個人奮斗的局限性”、“小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等理論資源加以判斷。
        再如洪子誠在寫作新版《中國當代文學史》時，就承認“‘審美尺度’，即對作品的‘獨特經(jīng)驗’和表達上的‘獨創(chuàng)性’的衡量，仍首先應被考慮。但本書又不一貫地堅持這種尺度。某些‘生成’于當代的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藝術形態(tài)、理論模式，雖然在‘審美性’上存在不可否認的闕失，但也會得到應有的關注”。應該說，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這種“兩張皮”現(xiàn)象不能不說是需要突破的一個瓶頸。
        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能否找到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而是作為獨立的文學研究者有沒有自己的標準意識。文學研究在本質(zhì)上也應該屬于“個體寫作”，許多研究者要么追逐著別人的標準，要么使用著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所謂獨創(chuàng)性的標準，更有等而下之者幾乎從來不考慮標準問題，或者跟著感覺走，或者根據(jù)評價對象的不同而隨意轉移價值立場及角度。一個很突出的現(xiàn)象就是，這些年來，無論現(xiàn)代文學史或者當代文學史，極少有學術型的專著，絕大多數(shù)是“集體作戰(zhàn)”的“結晶”，不同文本之間除了視角、作家作品的選擇有所差異外，在價值判斷、文學史觀等更深層次的結構上大同小異。究其根源，與研究者自身的文學史意識的淺薄、價值標準的游移是分不開的。
        上述問題構成了當代文學史寫作的一大癥結，它反映了文學史家“文學史觀”意識的匱乏。其實從“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一直到近年來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等說法，都是如此。嚴格說來，直接將當時評論界流行的概念照搬下來，這不屬于“文學史敘述”，而是史家主體缺乏“史”的整體意識、“史”的敘述能力以及“史”的哲學觀的表現(xiàn)。我認為，好的文學史必須具備一些起碼的底線：它的標準——包括藝術標準、思想標準、人性標準等等——必須具有統(tǒng)一性；其“史”的線索——按照文學史敘述者的標準重新梳理的文學進程——必須明晰，其體例則必須以“史”為本體。比如，“傷痕文學”與“先鋒文學”兩個當代文學史敘述的關鍵詞就不是基于同一個標準，將兩者并列就缺乏歷史感和統(tǒng)一性，而現(xiàn)有的“思潮史+文體史+作家論”的拼湊式寫法更是一種偷懶的做法。
        三
        回到更為針對性的“陳曉明之問”（即“評價當代文學有一點中國立場如何”）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我們可以追問中國問題，但必須堅持人類立場。問題意識可以是中國的、本土的，乃至是個體的、惟一的；但價值立場則必須是人類的、人性的。在這里所講的“人類立場”的家族概念中，包含不同層面的價值和立場，它包括范疇相對更為集中一些的道德立場、美學立場、人性立場乃至終極價值、終極關懷等，但這些都與“中國立場”相去甚遠。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所謂的‘本土經(jīng)驗’或者‘民族經(jīng)驗’，不是去寫一些人家不懂的怪癖，，而是通過本土（民族）經(jīng)驗的獨特性，去傳達人類能夠感同身受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東西。題材研究要向經(jīng)驗研究逼進，主題研究要向母題研究逼進，風格研究要向意象演變史研究逼進�！保郏矗�
        如果我們可以按中國標準、中國立場評價中國文學，以當代的標準判斷當代文學，那么我們是不是還要以文革的標準判斷文革文學，以新中國的標準判斷十七年文學，甚至還可以出現(xiàn)看起來很有道理的“文革立場”“十七年立場”了，其荒唐之處恐怕不言自明。我們的文學還受著一系列“階級立場”、“民族立場”的制約，就是因為有了這些“正確”的立場，我們的文學遭受摧殘的教訓還不夠沉痛么？“中國立場”只有在存在國家民族利益之爭的時候，乃至以叢林法則為特征的國際環(huán)境下，才有它的必要性，這時候它就是“國家利益”，就是“政治立場”。在這個意義上，堅持中國立場其實就是要讓評論家、讓言說主體把自己像過去追求的那樣變成“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當我們說馬克思主義就是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上的時候，不能忘掉它的前提，即馬克思主義堅信無產(chǎn)階級解放就是全人類解放，在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也是人類立場。
        陳曉明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不可以簡單理解為回到世界文化的語境。沒有中國立場下的中國文學經(jīng)驗，就無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給中國文學立下它的紀念碑，“也就是我們永遠無法給出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準則，因為，依憑西方的文學價值尺度，中國的文學永遠只是二流貨色”。他提出的擔心雖然容易引起共鳴，但是并不符合邏輯。西方理論成為強勢話語、強勢方法，又成為強勢思想與強勢立場，恰恰是因為它們的立場價值是人類的、人性的，才被廣泛接受使用、流傳借鑒的。中國當代文學真正走入世界，也必須經(jīng)過這一路徑，而絕非在中國經(jīng)驗和中國立場里面兜圈子所能夠實現(xiàn)的。
        近年來，創(chuàng)作界、批評界、理論界都有不少呼喚“中國立場”的強勢聲音，但其中的邏輯比較雜亂。有的情況是像陳曉明那樣明確倡導中國立場，甚至有的趨近于民族主義的立場；而有的情況則陷入話語本身的混亂。有意思的是，當有的作家或論者強調(diào)我們的文學需要有中國立場的時候，其潛意識里強調(diào)的恰恰是相反方向的“人類立場”。比如賈平凹，他在弘揚中國文化立場的時候說“當我們要面對全部人類，我們要有我們建立在中國文化立場上的獨特的制造，這個制造不再只符合中國的需要，而要符合全部人類的需要，也就是說為全部人類的未來發(fā)展提供我們的一些經(jīng)驗和想法，”“我們的文學應該面對全部人類，而不僅僅只是中國�！保郏担輳倪@個意義上說，賈平凹強調(diào)中國立場與陳曉明以賈平凹為例強調(diào)中國立場完全是兩碼事。他所謂展現(xiàn)中國的形象，提供中國的經(jīng)驗，這些都很有道理，但這些都不是立場，而是通往立場的途徑。文藝理論界也力倡應該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和立場，但常常談來談去要證明的卻是強調(diào)中國的文藝學“不能僅靠解讀和闡釋西方思想家的文本過日子，而要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和話語系統(tǒng)，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言說方式，”以及不能丟掉“關注現(xiàn)實的學術責任”［６］等等，顯然這些根本不是價值和立場的問題，只不過是強調(diào)了文藝學應該從中國問題入手和中國需要出發(fā)的途徑問題。
        正如百年前王國維所言，“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比绻^分強調(diào)“中國立場”，它對于中國文學學術的潛在影響是很令人擔心的。在“中國立場”下，許多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會被無限放大或縮小，價值則被曲解和誤導。比如革命志士鄭權1903年寫的《中華獨立未來記》（即《瓜分慘禍預言記》）描寫滿人入關時殺得漢人血流成河，奸淫漢人婦女；革命后的英雄志士們也把他們殺得片甲不留，也同樣奸淫滿人婦女。這樣的民族恐怖主義情緒無疑也符合“革命立場”，甚至也是“民族立場”。同樣，當代文學中的許多戰(zhàn)爭文學，在以正義的戰(zhàn)爭反對非正義的戰(zhàn)爭的中國立場下，歌頌英雄人物的犧牲精神，極力渲染殺敵復仇的快感乃至浪漫，而全然不顧生命喪失之痛感，更毫無對戰(zhàn)爭本身的反思，這自然也符合“民族立場”和“中國立場”。
        有了這樣的“中國立場”，對于有些令人驚訝的言論就很好理解了。王蒙在國外的一場演講中說：“中國文學發(fā)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fā)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只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贝饺藗兗娂娭肛熕俺ⅰ碑敶膶W的時候，王蒙又解釋說：“我的意思是說作家的生存環(huán)境、寫作環(huán)境處在最好的時候。根據(jù)報道爭半天，有閉著眼睛胡亂瞎蒙的意思�！逼鋵�，王蒙的解釋更反映了其立場的實質(zhì)。王蒙的邏輯是：因為當下作家的生存環(huán)境、寫作環(huán)境處在最好的時候，所以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這也就是說，他判斷當下文學好不好的根據(jù)不是文學本身，而是文學之外的中國作家在中國的生存環(huán)境。作家的生存環(huán)境、寫作環(huán)境好不好與文學好不好難道有必然聯(lián)系么？王先生難道忘了“憤怒出詩人”、“窮而后工”么？這顯然是非文學立場，是標準的“中國立場”之一種。進而言之，當下作家的生存環(huán)境、寫作環(huán)境真的好么？而且是“最好”？這個“最好”的感覺是怎么來的？這個感覺能代表更多的作家的感覺么？……再問下去，恐怕這里不僅僅是“唱盛”文學，更像是“唱盛”現(xiàn)實了。這樣一來，王蒙的“中國立場”也就自然而然地更明朗為中國政治立場。這自然也是強調(diào)“中國立場”者很難走出的思維怪圈。
        雨果在《九三年》中說得好：“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仿此，我們可以說，重估當代文學價值，在絕對正確的中國問題之上，還有一個絕對的人類立場。

參考文獻：
［1］［２］王研. 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推給時代. 遼寧日報，2010.3.4.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69.
［4］張檸. 中國當代文學評價中的“賬房思維”. 北京文學，2010（3）.
［5］賈平凹. 我們的文學需要有中國文化的立場. 中華讀書報，2009.11.13.
［6］張保寧. 文藝學應有中國立場. 人民日報，2009.12.11.

編輯　葉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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