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導論

1.1 研究背景

時至今日，次貸危機的陰霾仍揮之不去。為應對次貸危機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各發(fā)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先后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連續(xù)降息并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濫和通脹預期升溫。美元、歐元等發(fā)達經濟體貨幣的持續(xù)貶值造成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路走高。由于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復蘇的不同步，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經濟開始復蘇之時，美國等發(fā)達經濟體卻仍在谷底掙扎，這就導致發(fā)達經濟體的貨幣洪水源源不斷沖向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使得這些國家面臨著經濟增速減緩、物價水平上升、熱錢沖擊與匯率升值等多重風險。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當然不能幸免于難。

為應對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我國也從 2008 年末至 2010 年末期間，推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新增 4 萬億政府財政支出，并配套實施較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在內外沖擊影響之下，從 2007 年 6 月開始，我國通貨膨脹率（CPI）突破 4%，并一路上升，最高值達到 8.7%，此后雖然 CPI開始下降，并一度出現(xiàn)負值，然而 2010 年 10 月 CPI 值再次跨過 4%，并在之后達到 6.45%的最高值（見圖 1）。當前，雖然我國 CPI 處在 3%左右的合理水平，但由于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仍未結束，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仍在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同時，歐債危機仍在繼續(xù)，歐元區(qū)經濟增長仍然面臨巨大困難。從國內來看，處在轉型期的我國經濟發(fā)展也面臨產業(yè)結構轉換升級、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破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諸多壓力。因此，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仍有可能面臨不確定性的通貨膨脹風險。

1.2 研究意義及目的

經濟增長與價格穩(wěn)定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學的兩大核心問題，也是各國央行的主要職責。次貸危機發(fā)生以來，我國先后經歷兩輪通貨膨脹，給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fā)展帶來巨大阻力。理清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是有效治理通貨膨脹的基礎。本文正是要深入探究次貸危機以來，我國通貨膨脹問題的產生原因，為當前乃至未來我國防范通貨膨脹風險、管理通貨膨脹水平提供借鑒。

我們應該看到，次貸危機后我國的通貨膨脹問題，既有外部沖擊的不利影響，也有內部自身寬松政策的助推。因此，本文將研究內部沖擊、外部沖擊對次貸危機后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對于內部沖擊，本文將主要分析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對于外部沖擊，本文將重點考察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通貨膨脹的溢出效應以及國際油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我國通貨膨脹的輸入性沖擊。

2.  國內外文獻評述

2.1  國外文獻評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Friedman(1963)認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線只是一個短暫的現(xiàn)象，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yè)沒有實質性聯(lián)系，貨幣政策不能以保證就業(yè)率為目標，不能以通貨膨脹為代價換取一時的就業(yè)率增加。他建立了在自然失業(yè)率和奧肯定律基礎上的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進一步豐富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經濟學解釋。Friedman(1968)指出長期、持續(xù)的通貨膨脹無論何時都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認為貨幣當局只有把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目標，實行穩(wěn)定的貨幣政策才能保證幣值和物價水平的穩(wěn)定，進而為經濟發(fā)展提供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Lucas(1972)通過建立理性經濟人和市場出清價格假設，認為貨幣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中性的，只有不規(guī)則的或者是未預期到的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才會導致更高的社會總產出，規(guī)則的或者是預期到的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只能導致比預期更高的價格水平的上漲。Gordon(1996)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提出通貨膨脹的三角模型，將供給沖擊變量引入傳統(tǒng)菲利普斯曲線方程，即將推動通貨膨脹的成因歸納為通脹慣性、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三方面因素。Gordon 認為長期持續(xù)的通貨膨脹是由名義 GDP 超過潛在 GDP 引發(fā)的，其中已經包含貨幣供給增長對通貨膨脹的關系，因此他建議貨幣政策應盯住超額名義 GDP 增長。Galí和 Gertler(1999)在 Calvo 提出的交錯價格調整模型基礎上，假設一部分廠商采用后向預期拇指法則調整價格，另一部分廠商采用前向預期法則調整價格，進而提出基于邊際成本的混合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模型。他們采用 GMM方法對模型中各變量的系數(shù)進行估計，發(fā)現(xiàn)邊際成本對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就短期通貨膨脹的動態(tài)變化而言，前向預期比后向預期更重要。Laurence Ball, Robert Moffit（t2001）探究了生產率水平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他們從美國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導致失業(yè)率降低而通貨膨脹率漲幅卻不是很大這一事實出發(fā)，建立生產力水平增長率和工人平均實際工資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模型，說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導致工人對工資增加的渴望降低，使得菲利普斯曲線斜率減小，即失業(yè)率和通貨膨脹率兩者的短期替代關系減弱。實證檢驗發(fā)現(xiàn)，生產率的變化還可以很好地解釋 20 世紀 70 年代的經濟滯漲現(xiàn)象。同時，該模型還能說明每年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導致了通貨膨脹率的震蕩。

2.2 國內文獻評述

當前國內學者對次貸危機后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研究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

（1）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譚小芬、徐琨（2011）采用開放條件下總需求、總供給方程對我國通貨膨脹進行理論分析，并用 VAR 方法對我國 2008-2011 年間的通貨膨脹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作為超額總需求代理變量的 GDP 產出缺口對我國通貨膨脹的貢獻程度達到 35.37%，其貢獻度相當于其余五個變量貢獻度之和，是導致我國通貨膨脹的最主要原因。黃益平、王勛、華秀萍（2010）運用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對 1998 年 1 月到2009 年 7 月的我國 CPI 同比和環(huán)比數(shù)據(jù)分別進行實證研究，方差分解結果顯示，產出缺口和過剩流動性對我國通貨膨脹的貢獻度最顯著，分別為 33.17%和22.24%，而他們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主要發(fā)生在前 5 個月。張延（2010）利用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總供給模型對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并利用我國 1992-2009 年間季度經濟數(shù)據(jù)對通貨膨脹進行實證分析，證明我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半年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其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將持續(xù)一年左右的時間。趙昕東、耿鵬（2010）將我國物價變動歸結為四方面因素驅動——需求變動、貨幣供給、成本變動、技術進步，利用 1996-2010 年間的季度數(shù)據(jù)，建立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對上述四種因素進行結構分解，方差分解結果顯示，需求沖擊對我國通貨膨脹的貢獻度最高，穩(wěn)定值可達 45%。而且通過脈沖響應函數(shù)圖看到需求沖擊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非常迅速，在需求增加半年之內，其對通貨膨脹有強烈的提升作用。

（2）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鞏師恩、范從來（2013）從我國城鄉(xiāng)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出發(fā)，對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模型進行拓展研究。利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shù)作為通貨膨脹代理變量，用 GMM 方法實證研究了我國1984-2011 年間的城鄉(xiāng)勞動力成本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結果顯示，城鎮(zhèn)勞動力成本與我國通貨膨脹水平具有顯著正向相關關系，而具有農民身份的非農勞動力成本與我國通貨膨脹之間不具有顯著相關性。結論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結構論思想。羅玉冰（2012）分析了日本、韓國、新加坡三個國家跨過劉易斯拐點7時，伴隨著工資的增長，是否產生通貨膨脹，實證結果無法證明三個國家工資水平的上漲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對中國的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結果同樣不能支持劉易斯拐點到來，工資上漲將推動通貨膨脹的結論。但通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作者發(fā)現(xiàn)原材料價格上漲是次貸危機后我國通貨膨脹發(fā)生的最主要原因。付文林、傅坦（2011）對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進行擴展，綜合考慮社會總需求、貨幣供給、成本等多種因素，對 1996-2010 年間我國通貨膨脹率進行 GMM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勞動力成本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相當顯著，系數(shù)達到 0.3~0.47 之間，即勞動成本每增加 1%，通貨膨脹率可最多增加 0.47%。

3.  通貨膨脹成因的理論研究......................... 9

3.1 通貨膨脹的定義與分類........................ 9

3.2 通貨膨脹的機理.................. 9

4.  內外部沖擊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事實................... 15

4.1 內部沖擊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事實.......... 15

5.  計量分析............. 19

5.1 計量模型選擇................... 19

5.  計量分析

5.1  計量模型選擇

本文計量模型選取 Gordon(1996)提出的三角模型（見公式 1），該模型是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變形，從通脹預期、需求拉動、供給沖擊三方面研究通貨膨脹。

具體變量選取上，以 CPI 作為度量我國通貨膨脹水平的代理變量；以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國內財政政策的代理變量，國內廣義貨幣供給（M2）作為國內貨幣政策的代理變量，用這兩個變量度量國內沖擊代理變量；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美國廣義貨幣供給（M2）、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原油（WTI）價格作為度量外部沖擊的代理變量。

按照前文的理論分析，筆者預計模型中所選取各變量會對我國通貨膨脹產生如下影響。

6.  結論及政策建議

6.1 全文結論

通過上文分析，筆者發(fā)現(xiàn)次貸危機后我國先后發(fā)生的兩輪通貨膨脹，既與國內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較寬松的貨幣政策有關，也有外部沖擊的不利影響。

首先，實證結果顯示通脹預期對我國通貨膨脹的貢獻度最大，次貸危機之后其對我國通貨膨脹的貢獻度達到 55%。一方面，由于本文采用適應性預期度量通脹預期，因此通貨膨脹自身慣性可能部分導致了通脹預期對通貨膨脹較高的貢獻度；另一方面，次貸危機發(fā)生后，國內經濟增速減緩、政府實施寬松的經濟政策，導致民眾形成較高的通脹預期，使得我國物價水平長期處在較高水平。此外，與次貸危機之前相比，通脹預期對通貨膨脹的貢獻度大幅度降低，說明次貸危機后國內外沖擊對我國通貨膨脹的沖擊作用在增強。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平穩(wěn)的貨幣政策對降低民眾的通脹預期十分重要。

關于內部沖擊，本文經過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國內沖擊中對通貨膨脹影響最顯著的因素，相比次貸危機發(fā)生之前，其影響作用增加了近1.5 倍，并且正向沖擊作用主要發(fā)生在前 6 個月。說明次貸危機之后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短期通貨膨脹效應十分明顯。國內貨幣供給增加對通貨膨脹影響迅速，其正向沖擊作用先后持續(xù)有 14 個月的時間，次貸危機發(fā)生后，其對我國通貨膨脹的正向沖擊作用程度顯著加強，說明國內貨幣供給增加的短期和中期通貨膨脹效應顯著。

關于外部沖擊，本文發(fā)現(xiàn)美國量化寬松和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都在短期內對我國 CPI 水平產生顯著正向沖擊效應：美國廣義貨幣供給增加，將在前 3 個月內對我國通貨膨脹產生正向沖擊作用，相比次貸危機之前，其貢獻度增加了 3%，正向沖擊作用更加迅速，說明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推出后，美國貨幣因素短期內對我國物價水平的正向推動作用在增強。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將在短期內對我國物價水平產生拉高作用，半年后其對物價的沖擊作用轉為負向，而次貸危機發(fā)生之前，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將始終帶給物價水平正向沖擊，這說明國際市場長期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人民幣升值壓力長期存在，央行為保證人民幣幣值相對穩(wěn)定，被動在外匯市場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因而導致通貨膨脹。2001 年到 2006 年，人民幣對美元僅升值 5.7%，而 2007 年到 2012 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20.3%，這說明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加速，人民幣升值壓力帶來的通脹效應在減弱，有助于控制我國通貨膨脹水平。次貸危機發(fā)生后，，國際油價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顯著加強、且主要發(fā)生在前 3 個月，說明以油價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短期內給我國帶來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盡管我國大宗商品價格由政府定價，然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會給政府帶來價格上漲壓力，進而間接給我國帶來通貨膨脹壓力。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