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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側”11月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高頻詞。社會上一些學者，尤其是有美國教育背景的經濟專家，喜歡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里根經濟學”類比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在筆者看來，這種類比顯然是不合適的。

　　所謂“里根經濟學”，是指以“供應學派”作為理論基礎的改革思路，核心是政府降低企業(yè)和勞動者的所得稅率，鼓勵勞動者更辛勤地工作，從而總產出更多，政府稅基擴大，總稅收不減反增。

　　中國經濟正在從標準的“投資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各級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掌握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yè)依然占據(jù)較大比重。換而言之，決定中國供給體系效率的是巨量的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yè)的生產活動，這與美國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狀況有很大差別。

　　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有自身特點，是尋找經濟新增長點的明智之舉，也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團”改革阻力的有效路徑，影響深遠。

　　“供給側”改革能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性，把取之于民的稅收，真正用于提供有效的民生服務。財政部和發(fā)改委去年力推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最標準的“供給側”改革。PPP模式要求政府公開透明地進行基礎設施等投資項目的招標，把市場化運營機制引入到公共服務，通過法律合同約束政府和民營經濟的行為。這不僅提高了供給效率，還符合依法治國的要求，確認了公共服務的有效性，方便立法機構和媒體進行監(jiān)督。

　　“供給側”改革可以提升國有企業(yè)的生產效率。很多人試圖用里根經濟學混淆“供給側”改革，實際上是想否定國有企業(yè)的改革路徑。不久前，，國務院正式印發(fā)《關于國有企業(yè)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進一步明確政府對國有企業(yè)在分類監(jiān)管的基礎上，從傳統(tǒng)上的“管人、管事、管錢”，升級為“管資本”，注重提高國有企業(yè)供給系統(tǒng)的生產效率。相比民營和外資企業(yè)，當前國有企業(yè)的生產效率總體不高，主要不是源于“國有”的所有權結構，而是企業(yè)治理結構上的政企不分。用現(xiàn)代金融機制倒逼被充分授權的國有企業(yè)管理者按市場規(guī)律辦事，提高經營效率，是被廣泛證明有效的“供給側”改革路徑。

　　具體到提高國有企業(yè)的生產效率，跟“里根經濟學”同時期的“撒切爾主義”倒是有借鑒意義。國企各級員工的“鐵飯碗”應被取消，政府對國企在金融等方面的優(yōu)惠照顧不應持續(xù)，但國企經營者可被充分授權，享受更優(yōu)厚的薪酬和退休待遇，條件是拿出堪比民營和外資企業(yè)的能力和干勁。

　　總之，“供給側”改革須基于中國國情，首先需要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發(fā)改、國資等部門合力構建國有經濟的現(xiàn)代化管理機制。對于民營經濟，只要充分落實綜合減稅和簡政放權，旺盛的內需就不會讓中國經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是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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