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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精神的承續(xù)與衰退——以王記《大公報》(1916-1925)言論為核心的研究

發(fā)布時間:2017-03-01 15:03

1緒論


1.1題解及問題的提出

“大公”精神是筆者基于以往對英斂之時期《大公報》所呈現(xiàn)出“大公”品質的概括,“大公”即“忘己以為大,無私之為公”,具體而言,報刊的職責在于“開民智,督政府”,其追求“以言論報國,代公眾講話”,具體實踐中,要“敢于直言”,“以大公之心,發(fā)折中之論”其一切旨歸在于“國是民依”氣“大公”精神體現(xiàn)為國家之立場、民生之關注、“敢言”之氣質、開民智之目的等。

王記《大公報》,即王到隆時期《大公報》,它是整個《大公報》史的其中一個階段,存在時間為1916-1925年,處于英斂之時期《大公報》和新記時期《大公報》之間。為了研究的方便,特將它們簡稱為“英記”、“王記”、“新記”!洞蠊珗蟆酚1916年9月從英斂之轉手到王到隆,從此開啟了王記《大公報》的歷史。

一般而言,報刊言論往往表征了報紙的核心價值導向,對于《大公報》這樣一份“文人論證”的報紙更是如此!把哉撟鳛椤洞蠊珗蟆贰蠊磉_的核心,其承載了‘大公’思想的孕育、生長和變化”。言論不僅是《大公報》的“言論”欄目,其包括王記《大公報》所有的論說性質的內容,就本研宄而言,具體包括:言論,論評,譯論,代論,來論,論壇,時評,閑評,冷觀小言,雜感,近事雜感,編輯余審以及在副刊上出現(xiàn)過一段時間的“然犀小言”。

筆者試圖通過對王記《大公報》言論的全面考察,探析此時期“大公”精神的承續(xù)和衰退。本文基于報紙言論的分析,同時也關涉報紙對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如直院戰(zhàn)爭、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等事件,亦對該報的新聞做適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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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1.2.1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大公報》(1916-1925)、相關歷史檔案、相關文集及近代資料匯編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后人對一手資料的研究所形成的二手資料,都是本文需要分析及解讀的重要文獻。文獻研究方法是本文的首要方法。

(2)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一種重要方法,是對記載下來的人類傳播媒介的研究,作為一種非介入性的研究,主要運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客觀處理相關的內容,特別強調為什么以及產生什么影響。①本研究使用此方法來分析王邦隆時期《大公報》的內容,對其進行具體的描述和量化分析。

(3)借鑒社會史、文化史的相關研究路徑

在新聞史的研究中,要在強調自身發(fā)展的“主體意識”的同時,注意拓展其背后的歷史舞臺空間。②軍閥混戰(zhàn)與國族建構共同構成了本研究伸展的宏觀背景。因此,本文嘗試借鑒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的路徑,立體深入地展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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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郅隆其人與王記《大公報》簡史


2.1王郅隆其人

一般而言,報紙性質與報館老板不無關系。要考證王記《大公報》,必須對其老板王鄭隆的身份做一個考察。目前學界尚無對王郵隆的專門研宄,相關文字記載也并不多,筆者擬從當時報紙(《申報》、《益世報》、《大公報》)的相關報道以及為數(shù)不多的史料記載中,分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描畫王鄭隆的身份,并藉此探討王記《大公報》的性質。

所謂“十大禍首”的說法來自直院戰(zhàn)爭后勝者直系對敗者院系通緝令上的說法,不是史家的研宄,不值一論。這里主要從王邦隆在安福俱樂部中的位置、在安福系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與安福系要人的交往中一步一步論證王到隆是否為安福系的“要人”和“財神”。

2.1.1安福俱樂部中的王郅隆

袁世凱死后,段棋瑞擔任總理,為了建立院系軍閥的統(tǒng)治,他命令徐樹錚組織起一個政客集團。1918年3月,徐樹錚帶領院系政客在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樂部。徐樹錚、王揖唐是其核心人物。安福俱樂部下設干事部、評議會和政研會。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評議會主任田應橫,政研會主任李盛鐸。

有人認為,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安福俱樂部雖然一時間勢焰熏天,備受世人關注,但實際上最多算是“一個議員招待所,不是一個政黨,既無黨綱,又無政策,僅是大部分議員每月受徐樹錚、王揖唐招待而已”。1919年7月5日,安福俱樂部改選,改組干事部設文贖、交際、會計、庶務四科,其中會計科干事為王鄭隆,副為臧雪松。會計科僅是安福部的一個內部核算機關而已,既不能真正掌握財權,也毫無決策權。王邦隆恭列其中,不能起到實質性作用,更何況他“并不常到俱樂部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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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記《大公報》簡史

1920年6月,胡政之回國后,特于6月13日至22日連續(xù)十天時間,在《大公報》發(fā)布《冷觀敬告讀者》,表示重整報業(yè)、改良本報的熱切愿望。接著,6月23日至30日連續(xù)八天在《大公報》發(fā)布《廣告改良的廣告》和《注意本報大改良》兩則通告,前者宣布自1920年7月1日起突出封面地位,專登和社會關系最密切的小短期廣告,為公益起見,定位平民、價格低廉;后者宣布自7月1日起,將融合世界各國報紙?zhí)厣?將內容完全改造:記敘世界最新潮流;專業(yè)指導社會;設“思潮”欄關注新文化;設置反映社會民眾疾苦的“社會之聲”欄目;更加注重“社會新聞”;設立“批評”一門專事書籍批評。

1920年7月1日,《大公報》開始了新的嘗試,頭版言論欄目命名為“論壇”,胡政之發(fā)表言論《本報改造之旨趣》,言論中說“報紙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黨所得而私。吾人業(yè)新聞者,當竭其智力,為公共謀利益。本報入世十七年,棘棘以不負大公之名是勉。今后當益堅此念,作社會之公仆。小廣告之設,所以便利平民。而社會之聲一欄,更愿為公眾發(fā)表意見之機關”。顯然經過歐游之后的胡政之,作為《大公報》主持人對報紙所應具有的社會公共價值更為重視,胡政之正欲借此機會開展一次前所未有的報紙大改革。然而,1920年7月,院系在直院戰(zhàn)爭中失敗,王鄭隆和胡政之因為種種關系,皆發(fā)表聲明脫離《大公報》,至此胡政之對王記《大公報》的第三輪改革剛剛開篇即告終結。8月12日竟突然?。

王記《大公報》在這一段,首先對“國內時政”諸問題進行了密集的關注,包括“安福選舉”、“政府治政”、“南北議和”、“直院戰(zhàn)爭”、“五四運動”等方面;對“國際外交”的關注,著重對中日問題和巴黎和會進行了評述,前者包括“中日軍事協(xié)定”、“中日借款問題”、“蒙古邊防問題”等方面,后者則包括對“和會前的準備及希望”及對“和會的進程及失望”等方面之評述;對于“社會民生”問題,王記《大公報》除了繼續(xù)關注“災役”和“風氣”外,更集中地關注了“匪患”、“米糧”等與民生緊密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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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福系成立前的王記《大公報》言論............40

3.1總體議題分析..............40

3.1.1議題內容:以“國內時政’’、“國際外交”為主.................40

4安福系時期的王記《大公報》言論.............123

4.1總體議題分析.............123

4.1.1議題內容:仍以“時政”為主、“社會民生”加強.............123

5安福系倒臺后的王記《大公報》言論...........205

5.1總體議題分析............205

5.1.1議題內容:“北方政治”加強、“軍事”議題突出..............207


5安福系倒臺后的王記《大公報》言論


5.1總體議題分析

本章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將與前面兩章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進行組合對比,主要是通過本階段與前面階段的數(shù)據(jù)之比較,從中發(fā)現(xiàn)哪些因素得到了延續(xù)或加強,哪些因素被弱化或消褪,哪些方面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從而更清晰的呈現(xiàn)并梳理安福系倒臺后《大公報》的表達面相。

5.1.1議題內容:“北方政治加強、“軍事議題突出

接下來,先分析本階段《大公報》的總體議題分布情況?蓞⒁姳5-1。

“大公”精神的承續(xù)與衰退——以王記《大公報》(1916-1925)言論為核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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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王記《大公報》之重新認識與評價


6.1王記《大公報》屬性辨析

王記《大公報》經歷了北洋名義上的統(tǒng)一,以及軍閥混戰(zhàn)(指安福當政及直奉當政)階段,《大公報》在每個階段的表現(xiàn)已如前所述。對于王記《大公報》是安福系的機關報這一論斷,筆者認為不公允。

從時間上看,“安福系”僅存在了兩年多,僅是王記《大公報》存在時間中的約五分之一,以五分之一代表全部,不免以偏概全。

以其接辦人王邦隆的身份考察看,王鄭隆并非安福系“要人”、“財神”,其接辦報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其經濟行為,王到隆僅是《大公報》的資產所有者而已,對辦報業(yè)務而言沒有產生什么實質性的影響;以其主筆看,胡政之的新聞理念也不大可能使報紙淪為某派某系之機關報。

就《大公報》在安福系當政時期的表現(xiàn)來看,其亦不是機關報作為,更遑論在安福系成立前(北洋在名義上維持著統(tǒng)一),王記《大公報》較好承續(xù)英記之“大公”精神,立足國民,秉持公心,發(fā)表公論;安福系倒臺后直奉當政,“安福系”已不存在,王記《大公報》更不可能成為其機關報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王記《大公報》對段棋瑞之青睞。這種青睞貫穿于王記《大公報》之始終,安福系成立前,《大公報》言論中隱含“傾段”即偏向段氏之傾向,安福系當政時,《大公報》經歷了從“傾段”到“親段”以及直院戰(zhàn)爭中“惟段是從”的轉變,直奉聯(lián)合當政后,《大公報》又回歸了隱匿的“傾段”,直到段祺瑞臨時執(zhí)政府時,再次表現(xiàn)為“惟段是從”乃至“崇段”之態(tài)度。這種對段祺瑞之青睞,在直院戰(zhàn)爭時候,一度使《大公報》有淪為機關報的嫌疑,但總體而言,不能論斷。

因此,對于王記《大公報》的屬性,筆者認為,其“親段”色彩濃厚,但并不能稱之為安福系的“機關報”。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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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4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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