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控制路徑方面,司法控制死刑更具操作性,推行過程中阻力相對較少,可以作為推進“暫時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逐步減少死刑,最終廢除死刑”目標的主要路徑。然而,伴隨著司法控制死刑的推進,如何通過訴訟內外途徑提高被害方對死刑控制的“容忍度”已成為刑事司法需認真關注的問題。在“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背景下,保障被害方權益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首先,在被害方影響死刑方面采取了“雙重標準”,被害方諒解可以酌定從輕處罰,而被害方不諒解則不能直接影響到死刑適用,致使被害方可能選擇庭審外的方式影響死刑適用。其次,被害方參與庭審中擁有“雙重身份”,作為刑事訴訟被害人和證人,而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地位非但沒有保障被害人庭審權益,反而影響了其證人職能的發(fā)揮,同時被害人近親屬的法律地位仍需規(guī)范。最后,在附帶民事賠償范圍受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雙重擠壓的背景下,賠償訴求的實現(xiàn)很大程度上依賴所謂“死刑和解”。死刑案件中被害方訴求主要集中于以下三點:適用死刑的訴求、參與庭審的訴求、賠償損失的訴求。在死刑控制背景下,被害方訴求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沖擊。死刑適用比例愈發(fā)降低,死刑適用標準愈發(fā)嚴苛,致使被害方的適用死刑訴求難以實現(xiàn)。被... 

【文章來源】：燕山大學河北省

【文章頁數(shù)】：52 頁

【學位級別】：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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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刑事訴訟法》中“被害人”本文分析

第5章死刑案件被害方權益保障之進路-27-著行為人特殊預防必要性的減少，自然可以納入第一階段量刑考量之中。在第一階段量刑中能否直接適用死刑？認為我國死刑適用應當采勸普通死緩——死緩限制減刑——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思考順序，在死刑控制過程中，除了法律規(guī)定的完善之外，思維方式的轉變是更為重要的。因此，第一階段量刑中，最高只能判處被告人死刑緩期執(zhí)行并宣告限制減刑。法官在作出死刑判決之前，必須要進行第二階段量刑，即是死刑適用必要性審查。從責任主義的角度來說，被害方不諒解情感無論如何都不能作為增加責任刑的情節(jié)，因為“一個完全或主要由被害方及其家屬左右的刑事司法，是十分令人擔憂的”[83]。這并不意味著，被害方不諒解情感對死刑準確適用毫無意義。一方面，被害方通過描述犯罪行為對自身的傷害、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物質損失及精神損害等，從而表達希望法官嚴懲被告人的態(tài)度，對法官全面判斷犯罪行為法益侵害程度具有積極作用。換言之，被害方不諒解情感不能作為死刑必要性審查的依據(jù)，但是不諒解情感產生的原因對法益侵害程度的全面審查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雖然審判結果不應當以被害方的意志為轉移，但是法官不應當無視被害方的復仇情感，將被害方不諒解情感納入死刑必要性審查范圍，體現(xiàn)刑事司法對被害方權益的尊重，有利于提高被害方對判決結果的認同度。圖5-1我國死刑二階段量刑模式的設想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刑事被害人當事人化的反思與制度重構[J]. 馬貴翔,林婧.  河北法學. 2020(01)
[2]刑事被害人庭審參與權及其完善[J]. 孫仲玲,郭永亮.  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06)
[3]被害人視野中的刑訴法變遷:1979-2018年[J]. 吳衛(wèi)軍.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06)
[4]案例指導制度與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J]. 付立慶.  環(huán)球法律評論. 2018(03)
[5]司法控制死刑:可能與限度[J]. 陳海平,趙春蓮.  河北法學. 2018(03)
[6]審判中心與被害人權利保障中的利益衡量[J]. 胡銘.  政法論壇. 2018(01)
[7]論日本的死刑現(xiàn)狀與死刑基準[J]. 鄭超.  日本法研究. 2017(00)
[8]以直報怨 以義解仇——從朱子《家訓》看儒家對“仇”“怨”的態(tài)度及其啟示[J]. 馮兵.  哲學研究. 2017(11)
[9]故意殺人罪死刑裁量機制的實證研究[J]. 王越.  法學研究. 2017(05)
[10]刑事被害人救助立法主要問題及其評析[J]. 蘭躍軍.  東方法學. 2017(02)



本文編號：352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