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百年中國：1900-2010，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摘要】：1900年至1923年,歐洲歷史學家先后在西歐主要國家的首都組織了5次規(guī)模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別為巴黎(1900年)、羅馬(1903年)、柏林(1908年)、倫敦(1913年)、布魯塞爾(1923年)。就是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5屆大會上,議決設立從屬于“國聯(lián)”(國際聯(lián)盟,聯(lián)合國的前身)的常規(guī)機構——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簡稱“國際史學會”,組織每五年一屆的大會,并處理其他日常工作。 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立后,連續(xù)組織了第6屆(奧斯陸,1928年)、第7屆(華沙,1933年)、第8屆(蘇黎世,1938年)大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大會沒能正常舉行。戰(zhàn)后,國際史學會于1950年在巴黎召開了第9屆大會,并成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成員(總部設在洛桑,秘書處設在巴黎)。此后,大會每5年一屆如期舉辦,每屆參會的歷史學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屆大會(莫斯科,1970年)規(guī)模最大(3305人參會)。前蘇聯(lián)齊赫文斯基院士曾參加過第11屆至16屆大會,他說：“歷屆歷史科學大會都對世界政治形勢極為敏感。舉辦大會的東道國也會對大會發(fā)生影響。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屆大會是以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為標志的；而197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第14屆大會則突出美國建國200周年和美國經驗。……第16屆大會(1985年),聯(lián)邦德國總統(tǒng)魏茨澤克在致辭時,突出的是‘德國統(tǒng)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會的多元與包容。就大會主體而言,它在促進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相互理解”方面進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顯著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學奧林匹克”的盛譽。 二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關系演變的歷史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內容豐富而過程曲折的一幕內容。 晚清學人對肇始于1900年的“萬國史學大會”即有關注;民國年間,先是陳訓慈、向達等青年學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顧頡剛、袁同禮、姚從吾、劉崇捫、蔣廷黻、胡適等史學中堅,以及蔡元培、羅家倫、梅貽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學、政兩界的領袖,均以“主動的姿態(tài)”致力于中國史學組織的建設,以接軌國際；又均以“積極的姿態(tài)”致力于中國與國際歷史學會,以及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互通；1938年抗戰(zhàn)爆發(fā)的危難之際,中國政府排除諸難,在傅斯年、顧頡剛、蔣廷黻和胡適之間幾經斟酌,指派胡適代表中國參會,并完成了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的工作。1940年代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因“二戰(zhàn)”而中斷,但中國國內史學界仍關注并討論以往歷屆“大會的主旨”和國際史學的趨勢；1950至1970年代,中國與國際史學大會的官方聯(lián)系雖然中斷,但在中蘇友好、中蘇對立,以及東西方“冷戰(zhàn)”的大格局下,中國史學界卻并未中斷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尤其是蘇聯(lián)參會的關注；“文革”結束和1978年底中國改革開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喬木、劉大年、季羨林、戴逸、張椿年、張海鵬等一批學界領袖的扎實推動,最終完成了中國史學融入國際的進程：自1980年以來,中國史學會代表團參加了第15屆,以及此后的歷屆大會,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屆大會上,通過了第22屆大會2015年在中國山東大學舉辦的議案。 與其他國際組織不同,100多年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始終對中國、對中國史學界、對中國歷史文化懷有真誠的敬重和熱情的期待。1937年國際歷史學會會長、劍橋大學教授田波烈訪華期間,曾以“一生最偉大的時刻”期待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國際歷史學會主席埃德曼、柯卡,秘書長阿維勒夫人等享譽國際的史學家都是中國融入大會的真誠推動者。 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歷史,就是中國與世界、中國史學與國際史學相互交融的歷史,更是一部極具討論價值的當代學術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來中國與大會相互交融的基本線索,討論了其中的每一個重要節(jié)點,以及每一個節(jié)點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圖“回溯”或“復現(xiàn)”一段完備的歷史。 二 本文在系統(tǒng)梳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發(fā)展史實和中國與大會關系演變狀況的基礎之上,主要討論了四方面的問題。 第一,探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形成機制,研究其組織結構和學術范式的演變。國際學術組織是國際共同體,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是歷史學家自己的國際組織,是全球史學家的學術共同體,享有“史學奧林匹克”的盛譽。第14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埃德曼說：“今天,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已成為歷史學科不可或缺的成分�！�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紀末以來世界歷史的變遷和全球人文社會科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嬗變。大會從一個純粹西歐和美國學者參與的組織發(fā)展為一個全球性的組織,大會的范式也經歷了新舊更替的巨變。在大會成立之初,支配史學家頭腦的是歷史主義思想,研究對象主要是民族國家的政治史,寫作方法是敘事。今天參加大會的史學家討論全球史,歷史學日益社會科學化,歷史分析成為主流的表達方式。 第二,從國際學術界層面,研究作為學術共同體的中國史學組織的的演進情況。中國近代學術共同體制度是西方的舶來品。1905年,中國學人對“柏林史學大會”的宗旨及其組織就予以關注。1920年,“南高學派”的青年學生成立史地研究會,其首要的努力目標,就是推動組建中國史學會,以利于中國參與國際學術交流。1923年,青年學子向達譯自《美國歷史評論》長文《不魯舍拉第五次萬國史學大會》及“譯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獻,在近代學術交流史和史學組織發(fā)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國史學會籌建的動機同樣緣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召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具體刺激”。1980年,中國史學會恢復工作當年,就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了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982年正式成為會員。此后,1995年和2010年兩次提出申辦大會。 考察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關系的演變,有助于我們從中國歷史學界參與國際交流層面上認知中國史學組織的自身演變過程和特點。 第三,以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觀照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流變。晚清以降,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西學東漸,中國本土的傳統(tǒng)學問受到了最明顯的沖擊。相較于自然科學領域,歷史學是中國傳統(tǒng)固有之學問,中國發(fā)達的史學自有一套成熟的處理資料的方法和表達的形式,因此,史學方法的自我變革在時間上遲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國學人一直都密切關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選題和方法論方面的變化,自覺從國外的新方法中汲取靈感和啟發(fā),“以預世界之流”。 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各大學創(chuàng)辦的《史地學報》、《歷史教育》、《史學消息》和《現(xiàn)代史學》等雜志,都積極報道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活動、相關的史學選題和學術方法等,自覺尋求方法論上的啟示。 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中國史學雖然在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下進行研究,但對蘇聯(lián)史學家歷屆參會的關注,也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的思考；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史學家走出國門,眼界大開,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豐富。外國史學流派和方法通過各種途徑輸入中國并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徑還是史學大會。參加歷次大會的中國學者中都有人記錄和分析了史學大會的情況,其中最集中的則又是對國際史學理論和方法進展的報道。 第四,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關系史是在微觀層面上研究全球化歷程的極佳個案。從起源上說,國際史學大會本身就是全球化進程在歷史學的學術研究和學術組織層面的反映。就演進來看,大會起初是一個歐美性質的組織,其成分和議題不斷擴張,中國加入和申辦的經歷本身就是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個案情況,值得從全球史入手解讀。 中國對大會的期待和參與當然有著自己的民族訴求。作為歷史大國,中國學者們除學習國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績,以期在世界講壇上獲得應有的話語表達。而史學又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昭示著國家的興衰,因而中國與史學大會的關聯(lián),又成為近百年來幾代學人念茲在茲的“邦國大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中國成為戰(zhàn)勝國,首次躋身近代大國之列,這也成為中國以大國身份加入國際史學大會的直接動機；1938年,傅斯年在闡釋中國參加大會的動因時,更是明言：“此會系‘國聯(lián)’所主持,是一鄭重國際學術會議,未可輕視。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遠東史,此皆日本人指鹿為馬,混淆視聽之處,吾國不可略也�！边@也說明,只有融入國際,才可以真正捍衛(wèi)中國的權益。 1980年之后,中國再度以“和平大國崛起”的姿態(tài)成為國際歷史學會會員國,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成功申辦了2015年大會,成為100多年來,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國家舉行的東道主,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這是繼中國成功主辦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之后,將在中國舉辦的又一次國際盛會。主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對中國文化發(fā)展具有世界性的戰(zhàn)略意義,是中國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文化節(jié)點。
【關鍵詞】：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中國史學會 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史學方法論
【學位授予單位】：山東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4
【分類號】：K15
【目錄】：

• 目錄4-8
• CONTENTS8-12
• 中文摘要12-16
• ABSTRACT16-21
• 緒論21-43
• 一、題解21-26
• 二、學術史26-33
• 三、問題與方法,創(chuàng)新點與不足33-43
• 第一章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演進歷程43-91
• 一、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創(chuàng)始背景43-49
• 二、早期國際歷史科學大會49-58
• (一) 1898年海牙：發(fā)端50-51
• (二) 1900年巴黎：獨立大會51-52
• (三) 1903年羅馬：常設性組織的標志52-54
• (四) 1908年柏林：辦會爭議和成就54-57
• (五) 1913年倫敦：盛況及意義57-58
• 三、一戰(zhàn)后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與大會58-70
• (一) 1923年布魯塞爾大會：“勝利者的聚會”59-62
• (二) 1926年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成立62-65
• (三) 奧斯陸、華沙和蘇黎世大會65-70
• 四、冷戰(zhàn)時期：政治與方法論的爭議70-82
• (一) 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制度改革70-73
• (二) 冷戰(zhàn)時期的政治對話和分歧73-78
• (三) 方法論討論78-82
• 五、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性史學會82-91
• (一) 冷戰(zhàn)結束之前的全球史83-84
• (二) 1995年以來的大會與全球史84-88
• (三) 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全球化努力88-91
• 第二章 民國早期：中國學界對“萬國史學大會”的積極姿態(tài)91-136
• 一、國學根底與國際視野：南高史地研究會與《史地學報》91-101
• (一) 南高史地研究會成立的背景91-96
• (二) 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創(chuàng)辦與南高史地研究會的活動96-99
• (三) 《史地學報》的學術抱負及其對國外史學的關注99-101
• 二、對接國際：陳訓慈論中國史學組織的早期建設101-111
• (一) 陳訓慈其人及其西史視野102-104
• (二) 陳訓慈對西方史學家組織的引介和對中國史學會建設的初步思考104-107
• (三) 推動中國史學走向世界107-108
• (四) 近代科學語境中的史地學會建設108-111
• 三、陳訓慈、向達與“不魯舍拉第五屆萬國史學大會”111-124
• (一) 《史地學報》首次提到倫敦國際史學大會111-112
• (二) 陳訓慈對第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報道112-114
• (三) 向達發(fā)表評述第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譯文114-117
• (四) 向達譯文傳達的大會信息117-124
• 四、第6屆國際史學大會在中國的反響124-136
• (一) 從《史地學報》到《史學雜志》124-125
• (二) 陳訓慈對第6屆國際史學大會的評介125-132
• (三) 刺激與回應：朱希祖籌建中國史學會132-136
• 第三章 20世紀30年代：中國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36-179
• 一、國際歷史學會會長田波烈來華：過程與反響137-162
• (一) 田波烈來華與中國學人的響應137-141
• (二) 顧頡剛、陶希圣與田波烈的會談141-144
• (三) “最偉大的時刻”：田波烈的期待與傅斯年、何炳松的參與144-148
• (四) 相關媒體報道的搜集與分析148-162
• 二、學界立場和政界態(tài)度：中國加入國際史學會的合力162-173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162-168
• (二) 蔡元培與中研院的態(tài)度168-170
• (三) 傅斯年的堅持與中國參會代表(胡適)的選定170-173
• 三、中國代表胡適與第八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73-179
• (一) 會前的準備：傅斯年與胡適之間的聯(lián)絡173-174
• (二) 胡適的參會論文：中國史研究的新進展174-176
• (三) 胡適的參會過程：中國登上國際史學舞臺176-179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聯(lián)與回歸179-224
• 一、官方聯(lián)系中斷后中國史學界與大會的關聯(lián)179-198
• (一) 關注大會主旨：1940年代相關狀況與分析179-186
• (二) 冷戰(zhàn)思維：1950—1970年代相關狀況的梳理與分析186-198
• 二、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官方聯(lián)系的恢復198-216
• (一) 國際史學界的呼喚與中國史學界走向開放198-201
• (二) 中國組建第15屆大會代表團和參會籌備201-216
• 三、參加第15屆大會與成為正式會員國216-224
• (一) 參加第15屆大會的意義與影響216-220
• (二) 中國正式加入國際史學會220-224
• 第五章 1985年：中國與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224-238
• 一、兩個顯著變化224-229
• 二、以積極的姿態(tài)參會229-232
• 三、大會對中國的持續(xù)影響232-238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斷密切的交流與合作238-269
• 一、中國學者參與馬德里和蒙特利爾大會的歷程239-253
• (一) 代表團的構成及其特點240-250
• (二) 中國學者的大會學術交流活動250-253
• 二、中國首次申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及其受挫253-260
• (一) 關于中國申辦國際大會的原因分析253-255
• (二) 申辦國際史學大會的過程與節(jié)點255-259
• (三) 中國首次申辦失利原因分析259-260
• 三、1990年代中國學者對大會的觀察與思考260-269
• (一) 對會議代表性觀點的介紹與評論260-265
• (二) 對西方學者研究方法與特點的思考265-266
• (三) 關于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建議266-269
• 第七章 歷史性突破：2000年以來的中國與國際史學大會269-332
• 一、中國積極參與新世紀的三次大會271-301
• (一) 新世紀中國史學家代表團的構成及其特點271-283
• (二) 中國史學家參與深度的提升283-291
• (三) 新世紀中國學者對大會的積極觀察與思考291-301
• 二、2010年：成功申辦2015年第22屆大會301-332
• (一) 中國申辦國際史學大會的再次醞釀301-305
• (二) 中國再次申辦的籌備歷程305-319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國成功獲得第22屆大會的承辦權319-327
• (四) 中國申辦成功的原因及意義327-332
• 結語332-340
• 參考文獻340-357
• 后記·致謝357-359
• 學位論文評閱及答辯情況表359

【參考文獻】

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庫 前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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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百年中國：1900-2010，，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36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