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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關鍵詞:宗教文化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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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鐘鑒
內容摘要:宗教是大多數(shù)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的精神方向,宗教文化是中華文化和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宗教在經(jīng)濟全球化迅猛、科技高度發(fā)達、人文主義空前顯揚的當代世界,其文化功能仍展示出巨大的特殊作用。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類型。宗教的文化性與宗教的特質緊密相連。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互動表現(xiàn)為良性與惡性的交替和并存。宗教文化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新成果,其理論價值,深化了人們對宗教本質、結構和社會功能的認識。它推動了宗教文化學研究,豐富了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內容。宗教文化論的現(xiàn)實意義,為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對于宗教的健康發(fā)展有助益作用。
關鍵詞:宗教文化;社會功能;現(xiàn)實意義
作者簡介:牟鐘鑒(1939—),男,山東煙臺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宗教學。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zhàn)略目標。宗教文化是中華文化和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有自身的特點。如何認識宗教與文化的關系以及宗教文化的內涵、特色、功能,對許多人還是一個認識模糊的新問題。它是關乎做好宗教工作、發(fā)揮宗教積極作用和貫徹落實中央《決定》的重要問題,需要認真研究探討。這里提出“宗教文化論”,介紹它形成的過程、內涵及理論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闡述宗教文化在我國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供大家討論作參考。
一、宗教文化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新成果
宗教文化論是興起于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新成果,逐漸普及,成為當代中國人宗教觀的流行觀點,為政界、教界、學界多數(shù)人所廣泛認同。其通俗的話語表述,便是“宗教是文化”。這一表述并不是關于宗教的定義,也不是說宗教等同于文化。它是在特定語境下產生的特定話語,是針對以往人們忽略宗教的文化屬性,今天則強調宗教的文化內涵和功能而提出來的。說宗教是文化,一是相對于教義信仰而言,它要打破以往平面和狹窄的“宗教教義教理教派”的研究,即不局限于把宗教僅僅看成超世的信仰和信眾的事情,或只滿足于從認識論角度把宗教歸結為唯心論和有神論,而要把宗教的研究擴展成廣闊的文化學的視野,看到宗教不單是一種精神信仰,還是一種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是社會歷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要從人類文化發(fā)展史研究世界宗教,從中華文化發(fā)展史研究中國宗教,揭示宗教豐富多采的文化內涵;二是相對于政治話語而言,它要突破以往簡單和片面的階級分析,不能把宗教的社會功能只歸結為私有制下“地主資產階級麻痺人民反抗意志的思想工具”,即“宗教鴉片論”,那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片面理解,而要看到宗教的多種功能,尤其是它創(chuàng)造人類文化的功能,即使它的政治功能也有正負兩重性。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宗教,其積極的社會文化功能將會得到充分的發(fā)揮。宗教文化論對于改變人們只從負面看宗教,而能夠與時俱進,視宗教為社會正常文化現(xiàn)象,并給予同情的理解,應有的尊重,起了很大的作用。
宗教文化論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一個中層的概念,指向與政治、經(jīng)濟相并列的文化。如果我們把“經(jīng)濟”理解為人們的物質生產、交換活動,把“政治”理解為社會階級、集團的利益關系的互動,那么“文化”主要指人們的精神生產及其成果。宗教文化論把眼光投向宗教信仰影響下的哲學、道德、心理、文學(神話、小說、詩詞賦、散文等)、藝術(舞蹈、音樂、繪畫、雕塑、戲曲、書法、建筑風格等)、語言文字、民俗、養(yǎng)生、醫(yī)藥,等等,當然也包括它們的物化形態(tài)。宗教文化論展示了宗教的立體結構和多重功能,更接近生話中宗教的真實狀態(tài),現(xiàn)實的宗教不僅僅用它的教義教理打動信眾,還通過各種文化形式和渠道影響整個社會,既與世俗文化排爭對立,也互相吸收、滲透,共同推動社會文化發(fā)展。宗教若只有教義而沒有形成文化體系,是不會有生命力的。所謂宗教文化,本質上是人們以宗教為表現(xiàn)形態(tài)的精神勞動成果,連同宗教本身也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產物,是人類感情、理想、審美的一種寄托與特殊表達方式。
二、宗教文化論形成的歷史過程
毛澤東在延安時,曾批評警衛(wèi)員把佛教寺廟看成迷信,指出那是文化。他在 1963 年關于開展宗教研究批示中說:不批判神學就寫不好哲學史、文學史和世界史,把研究宗教與研究文史哲聯(lián)系起來。“文化大革命”在宗教問題上把蘇式“宗教鴉片基石論”發(fā)揮到極端,造成文化的大破壞,也促使人們深刻反省。改革開放以來,趙樸初發(fā)揮毛澤東關于宗教與文化有密切關系的觀點,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就多次講過宗教是文化,他重點論述佛教進入中國后,一方面吸收中國固有文化,另一方面豐富中國文化,在哲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學等領域都有巨大成就,并于 1991 年正式指出:宗教有豐富文化內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宗教是文化。他認為文化性是宗教的重要屬性之一。方立天在 1988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與傳統(tǒng)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言中指出:把佛教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來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又說:人類文化可以分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兩大類。我在 1989 年出版的《中國宗教與文化》(巴蜀書社)前言中指出: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世界觀和意識形態(tài),也是一種社會體系和文化生活方式;宗教概念中有了“宗教文化”這一外延最廣泛的層次,宗教研究就會走出單純的“教義宗教”的狹小圈子,進入極廣闊的天地。20 世紀 90 年代初,呂大吉在 1998 年出版的《宗教學通論新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書中指出:宗教是關于超人間、超自然力量的一種社會意識,以及因此而對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為,是綜合這種意識和行為并使之規(guī)范化、體制化的社會文化體系。他把宗教定義為一種特定的以超世信仰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這就把“宗教是文化”的通俗化提法精確化了。學界將西方宗教文化學引入中國,張志剛主編的 2005 年出版的《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學出版社),單列一章介紹西方宗教文化學主要代表及其學說。與此同時,關于宗教文化的理論性研究、中外宗教文化的綜合性和分類研究的論著迅速增加,充實了宗教學與文化學,推動了人文學科的交叉發(fā)展。呂大吉、余敦康、牟鐘鑒、張踐合作撰寫的《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四卷本(2005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旨在用中國的文化說明中國的宗教,重點論述了中國宗教與政治、民族、哲學、道德、文藝、民俗的互動歷史。該書進入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并獲第五廟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近年,方立天提出“文化宗教”,主張中國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應走文化宗教之路。中國是多民族的統(tǒng)一國家,結合民族學的中國各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成果,已經(jīng)遍地開花,琳瑯滿目,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多姿多彩的文明內涵。
宗教鴉片論是以階級斗爭為旗幟的時代的產物,宗教文化論則適應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時代的需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解放和全面發(fā)展,宗教文化論著眼于宗教真善美的內涵,使之發(fā)揮提升人生、改良社會、豐富人的精神生活的作用,符合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所以能夠取代“鴉片論”的地位,成為主流理論,并以其促進社會和諧與文化建設的實際效果,受到廣泛歡迎,展示出良好的發(fā)展前景。
三、宗教文化論的主要內涵
。ㄒ唬 宗教是人類精神文化中的高層文化
文化是自然的人化,人把自身的情感、意志、理念、追求、智慧標烙在自然事物上,使之滿足人不斷增長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人創(chuàng)造了文化,文化也創(chuàng)造了人。文化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創(chuàng)造。文化可分為 3 個結構層次: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宗教屬于精神文化中關涉人生意義和終極目的的文化形態(tài)。恩格斯指出:“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jīng)濟基礎的意識形態(tài),釆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宗教與哲學同屬于高層次的精神文化,形成人的信仰,都要“窮根究底”,都可“安身立命”;但宗教主要以虔信體悟的方式建立,哲學主要以理性推演的方式建立,不過兩者又可以互相交叉。
。ǘ┳诮淌窃嘉幕“包羅萬象的綱領”(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孕育后來各種精神文化門類如哲學、道德、文學、藝術、科學等的最初母胎。
宗教是人類最早的成系統(tǒng)的全覆蓋的文化形態(tài)。它關于宇宙生成和人類起源的神話以及各種富于幻想的美麗神話是哲學和文學的胚芽;它關于人們社會行為的信條和禁忌,是道德的初級形態(tài)。它的娛神祈禳活動,催生了最早的舞蹈、音樂和美工;它的圖騰、天祖崇拜,成為氏族走向民族的文化紐帶,也為當時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jù)和社會管理模式;它的巫術活動也包含著科學的因子,巫醫(yī)結合便是一例。
。ㄈ┳诮淌谴蠖鄶(shù)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的精神方向當以人為本的世俗文化出現(xiàn)以后,以神為本的宗教文化縮小了流行的范圍,但宗教以其超世的神圣性、對現(xiàn)實苦難(生老病死、命運遭際)的撫慰功能和傳統(tǒng)的巨大慣性,成為民族的精神家園,居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維系著民族共同體的延續(xù)和道德風俗。有些民族精英群體人文理性較強,但宗教仍是其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并深入民俗文化。如在中國,敬天法祖是中華民族的基礎性信仰。許多民族國家實行政教合一或神學政治,晚近有些國家實行政教分離,但宗教仍然是其文化底色,主導社會道德。宗教文化與人本文化互相激蕩吸收,共同推動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如西方歐美文化以希伯來文化(宗教文化)和希臘文化(人本文化)互動為發(fā)展主脈,中國文化則以儒(人本學說而帶有宗教性)、道(道家哲學與道教神學)、佛(佛學哲學與佛教宗教)互動為發(fā)展主軸。中國很多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文化以宗教為主要精神依托,基本全民信教。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經(jīng)歷了中世紀社會之后又進入近現(xiàn)代社會,信徒占全世界人口 60%以上,再加上其他宗教信徒,總信教人數(shù)占人類總數(shù) 80%以上。宗教為人類文化的各個領域,如人生價值、社會道德、語言文學、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節(jié)慶民俗、文化交流等,提供了豐富的智慧、精神營養(yǎng)和實踐經(jīng)驗,宗教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
。ㄋ模┳诮淘诮(jīng)濟全球化迅猛、科技高度發(fā)達、人文主義空前顯揚的當代世界,其文化功能仍展示出巨大的特殊作用
一是市場經(jīng)濟的全方位發(fā)展,必然帶來追逐利潤、金錢掛帥的風氣,社會生活和人際關系急劇功利化,沖擊信仰和道德,利益爭奪加大,犯罪率上升,誠信嚴重缺失,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危害民眾健康與利益,不僅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也使市場經(jīng)濟百病叢生,不能正常發(fā)展,甚至引起金融危機。因而人們呼喚宗教信仰和道德良心的回歸。二是科學的工具理性張揚,科學主義泛濫,與人本主義價值理性之間失去平衡,人類以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慘痛代價換取物質生產生活的提速,并掌握了核能,儲備了大量戰(zhàn)爭武器,卻不能有效和平利用,增加了大災難降臨的危險,因此人們呼喚宗教慈愛和人文理性的回歸。用人文制衡科學,用神道制衡人道,現(xiàn)代人類才可能擺脫困境,實現(xiàn)祥和中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有識之士普遍擔心宗教的衰落,認為宗教提升人生和改良社會的功能應繼續(xù)加強。
。ㄎ澹┳诮淘诿褡逦幕械牡匚缓妥饔糜胁煌愋
第一種類型是宗教文化與民族文化基本合為一體。如猶太教與猶太民族文化是一體的,宗教身份決定民族身份,猶太教信仰及其活動成為猶太民族的生活方式,鑄就該民族的性格與心理,滲透到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在民族成員長期流散的歷史過程中是維系民族共同體的唯一精神力量。又如伊斯蘭教與阿拉伯民族文化是同步形成與發(fā)展的,統(tǒng)一的阿拉伯帝國解體后分成許多民族國家,但伊斯蘭教仍然是阿拉伯世界的共同信仰,主導著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F(xiàn)代一些穆斯林國家建立了世俗政權,然而伊斯蘭教依舊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生活核心價值的載體。第二種類型是宗教文化為底色、民族文化呈多元化態(tài)勢。如歐美文化以基督教為基石,而包納各種移民宗教與傳統(tǒng),發(fā)展人本文化和大眾時尚文化,使社會文化呈多樣性與變動性,而其核心價值來源于基督教,其政治理念和外交戰(zhàn)略內含著極深的基督教情結。第三種類型是人本文化為底色,不斷容納多種宗教神本文化,形成多元通和文化生態(tài),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它有主干和底色,即孔老與儒道互補、陰陽相生、剛柔相濟;它有基礎性信仰而不排它,即敬天法祖和民間信仰;它有核心即儒、道、佛合流;它又是包容和開放的,有各民族的信仰并融涵各種外來思想與宗教,所以它有凝聚力和變通性,人文與宗教和諧共生。
。┳诮痰奈幕耘c宗教的特質緊密相連
宗教的神圣性和向善性使它能向人們提供人生的價值觀和善惡觀,使人有理想有是非,故有信仰依托和道德教化(包括道德教育、道德約束、道德拯救)的功能。宗教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使它能向人們提供本源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促使人們探索天人關系,從而豐富了哲學理論。宗教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維以及對人的復雜情感世界的表達,為語言文學和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動力和樣式,影響到文藝家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審美情趣和創(chuàng)造方法,擴大了文藝的門類,豐富了文藝的內涵。宗教的大眾性和善美特征為民俗文化提供了信仰的支撐和活動的場所、內容、樣式以及創(chuàng)作的靈感。宗教向外弘法、傳教的遠途拓展性,促進了世界性和地區(qū)性的文化交流,往往成為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全面文化相遇的先導和有力推動者。宗教團體與場所的雙重性,即其宗教性與社會性,使宗教能夠參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和生態(tài)建設,并發(fā)揮其特殊作用,尤其在社會與文化建設方面能更好地發(fā)揮積極作用。
。ㄆ撸┳诮涛幕c世俗文化的互動表現(xiàn)為良性與惡性的交替和并存
宗教文化使世俗文化保留了一份對真善美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執(zhí)著,以避免庸俗化功利化;世俗文化使宗教文化貼近現(xiàn)實,關注社會進步和民生,以避免神秘化極端化。西方“兩希”文化之間,中國儒學、道學與佛教、道教之間,其互動關系的主流是良性的,經(jīng)過不斷的批評調整,形成共生互補。也有惡性互動的時候。如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定于一尊,壟斷思想文化,摧殘科學,使哲學、文學、藝術成為基督教神學的奴仆,并使道德違背人性,淪為禁欲主義,歐洲文化史由此經(jīng)歷了它的低谷時期。物極必反,社會進步思潮和力量發(fā)起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中世紀的宗教思想禁錮,人文理性大放光彩,開創(chuàng)出歐洲文化繁榮的新局面,同時也推動了宗教文化的轉型。在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勢力用戰(zhàn)斗無神論和階級斗爭為綱論橫掃一切宗教和有神論,也清除一切人本主義文化,造成民族文化的大破壞大災難。“文革”結朿,反思沉痛教訓,實行改革開放,迎來了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春天。上述兩段歷史告訴我們:文化專制主義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會導致對文化生命的窒息,只有多元開放才能使文化蓬勃有生氣。由于宗教的四大根源(社會、自然、認識、心理)將長期存在,宗教也將長期存在;由于社會經(jīng)濟、教育、科學的發(fā)展必然推動人本主義的和理性的發(fā)展,未來社會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也將長期共存并在互動中發(fā)展,其中既有摩擦張力又有溝通互補,而宗教文化中理性與人本因素的不斷增大將是總的趨勢,它會受到世俗文化的擠壓,但不會被世俗文化所取代,它的心靈家園和道德高地不會喪失。當然,兩種文化的對比態(tài)勢,在不同區(qū)域多有差異、在不同時期則互有起伏。
四、宗教文化論的理論價值
。ㄒ唬┧罨巳藗儗ψ诮瘫举|、結構和社會功能的認識
第一,宗教文化論取代了宗教鴉片論,成為新時期宗教本質論的中國式表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有益于人們擺脫蘇聯(lián)理論模式的消極影響,體現(xiàn)科學發(fā)展觀“以人為本”“統(tǒng)籌兼顧”的精義和“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戰(zhàn)略要求。這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一次思想解放和理論認知的質的飛躍,提升了對宗教本質的認識高度和廣度。宗教是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xiàn)象,它的以超世信仰為特征的文化性乃是其本質屬性。宗教的政治性是次生的間接性,宗教的產生直接源于人生困境而非政治的需要,但可以為政治所利用。宗教的虛幻性是它本質內容的特殊表現(xiàn)形式,而在神靈世界幻想下潛藏的支配人們命運的人間異己力量才是它真實的本質。因此,以往有人認為宗教是階級壓迫的思想工具和宗教是反科學的顛倒的世界觀,都不是宗教的深層本質,它的文化性,尤其是其中的心靈療慰、道德勸善和審美境界,乃是宗教的真正內核。
第二,宗教文化論取代了以往對宗教平面化的認知,展示了宗教的立體化結構。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宗教,其超世的信仰無疑是它根本的特征和力量所在,共同的超世信仰把宗教與非宗教文化區(qū)別開來,又把不同身份、民族、職業(yè)、地域的人們凝聚在同一教內。但現(xiàn)實的宗教又不限于精神層面,它還有信教群體和宗教活動,通過各種渠道向社會延伸。王雷泉在 20 世紀提出“佛教三層圈”說,即精神層圈、社會層圈、文化層圈。我則提出“宗教四層次”說,即宗教信仰(核心教義),宗教理論(經(jīng)典、神學、戒律等),宗教實體(信眾、教職人員、場所、教團經(jīng)濟與活動),宗教文化(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文學、藝術等)。四層次的邏輯關系是由內向外展開,內層輻射外層,外層包納內層,而宗教文化的外延最為廣泛,與整個社會文化交錯互滲。因此宗教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力量,它還是一種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只有考察文化,才能全方位認識宗教。
第三,宗教文化論打破以往僅從階級斗爭看宗教社會作用的單一視角,展示出宗教社會功能的廣闊領域,如它的安身立命功能、心理調適功能、神道設教功能、公益慈善功能、文藝創(chuàng)傳功能、民族認同功能、民俗導動功能、文化交流功能等,它的社會功能是復雜多態(tài)的。宗教的社會功能有正負兩重性,僅就其文化功能而言,歷史上正功能大于負功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的正功能,尤其文化正功能可以得到充分發(fā)揮,負功能易于減弱和化解。從宗教方面說,宗教已有的經(jīng)典、教義、教派、文化傳統(tǒng)和成果,在與現(xiàn)實社會互動中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各種宗教教團、人士和信教群體依據(jù)社會給他們提供的生存環(huán)境和自身的表現(xiàn),在不同時空發(fā)揮著不同作用,這些都要做具體分析。
。ǘǘ┧苿恿俗诮涛幕瘜W研究,豐富了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內容
宗教文化論加強了人們對宗教與文化相互關系的認識,拓展了宗教學研究領域,使宗教研究更深地融入整個社會歷史文化研究之中;又深化了人們對人類文化世俗性與神圣性對立統(tǒng)一的理解,可以更有力地解釋宗教現(xiàn)象與文化事象。在西方,興起了宗教文化學,它是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文化哲學、文化史學、民俗學、文藝學等學科在宗教與文化關系問題上的交叉與綜合。宗教文化論推動了中國宗教文化學的建立,它的輪廓正在日益明朗。
宗教文化論使宗教史和文化史研究形成綜合、交錯的架構,從而包納了更多的人類精神文明成果,使研究空間日益擴大,學術道路越走越寬廣。它能幫助人們更全面地認識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史與基督教史血肉相連。作為基督教經(jīng)典的《圣經(jīng)》,它本身就是文化典籍,包納了地中海周邊各民族早期的神話、傳說、歷史、倫理、律法、文學、民俗等歷史記載,乃是古代歐洲、北非文化的重要文獻!妒ソ(jīng)》描繪的伊甸園成為西方人向往的人類理想樂園。歐美文學史有基督教的深刻印記,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小說,無不浸潤著基督教的精神。西方的音樂、詩歌、繪畫、雕塑、建筑藝術,更有鮮明的基督教色調和風格,至今以其高超的審美價值所形成的巨大魅力,吸引著世界各地人們前來觀賞參訪。西方哲學史,以古希臘羅馬哲學為開端,經(jīng)過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近代經(jīng)驗論和唯理論,法國啟蒙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發(fā)展到西方現(xiàn)代哲學和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都交織著希臘人本主義與基督教神本主義之間相互的批評、借鑒、吸收和超越。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無神論是在他深刻闡釋基督教的本質的基礎之上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批判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之后并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之后創(chuàng)立的。在社會倫理方面,基督教的“十誠”,如敬拜上帝、孝敬父母、不殺人、不偷盜、不妄證、不貪他人財物等是古代歐洲社會普遍性道德準則。韋伯認為,加爾文教新教倫理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精神力量,F(xiàn)代西方社會,雖然世俗文化大潮滾滾,而維系社會道德的力量主要來自基督教傳統(tǒng),主要道德信條有:盡心愛上帝;愛人如己;你們愿意人怎么對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人;愛鄰舍如同自己;互相寬;要公平和公義等。西方是法律訴訟發(fā)達的社會,基督教的不作偽證成為人們特別看重的公共生活規(guī)則。
宗教文化論更能幫助我們準確把握中華文化的特色。中華文化生態(tài)模式是多元通和:人文理性與宗教神道并存,而以人道為本,以神道為輔;本土信仰與外來宗教共處,而以敬天法祖為基礎;儒、佛、道為核心,其中以儒為主、佛道為輔,同時容納各種宗教,承載各民族傳統(tǒng)宗教和民間信仰。彼此吸收,和平共生。中國宗教具有強烈的文化性,本土宗教和外來宗教走著哲理化、倫理化、藝術化的道路,其活動重心不在政治、經(jīng)濟,而在社會文化,特別致力于社會道德生活、民俗文化和文學藝術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史,從原始時期自發(fā)神秘的氏族文化,經(jīng)過夏商周三代的敬天尊祖的宗法文化、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文化、秦漢時期的學教并立的禮義文化,到中古時期的儒、佛、道為主的多元文化,直到近現(xiàn)代的中西交匯中的變革文化,哲學與宗教、人本與神本始終交織在一起,而以彼此接近、互補為主流。儒家文化是倫理型的人學,保留著天命神道的價值根源,主要在人生哲學、政治文化、道德教化等領域發(fā)揮主導作用。它吸收了道家的“道論”和佛學的“佛性”“法界”說,而發(fā)展出心學和理學,增強了超越精神。佛教以非政治的文化形態(tài)傳入中國,又努力與中華文化相結合,吸收了儒學的入世、中和精神,和道家的虛靜、無為思想,在哲學、語言、文學、藝術領域有非凡成就和廣泛影響。道家和道教是哲學與宗教的文化聯(lián)合體,不即不離,相互為用,又吸收儒家的倫理思想和佛家的“定慧”智慧,形成生命煉養(yǎng)之道,在哲學、美學、養(yǎng)生、民俗等領域有自己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儒、佛、道三教合流,在哲學發(fā)展上推出 3 個理論高峰:佛教禪學、儒家道學和道教內丹學;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出現(xiàn)詩圣杜甫、詩仙李白、詩佛王維;在小說作品上產生出《金瓶梅》《西游記》《三國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等經(jīng)典著作,皆蘊含著三教的精神、話語、人物、情節(jié)。佛、道二教的語言極大地豐富了漢語。如來自佛教的用語有:世界、實際、覺悟、剎那、因緣、煩惱、解脫、眾生、平等、相對、絕對、清規(guī)戒律、功德無量、皆大歡喜等。如來自道教的用語有:存想、解除、騰云駕霧、點石成金、八仙過海、返老還童、脫胎換骨等,上述話語已融入人們日常生活。宗教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宗教文化論的現(xiàn)實意義
。ㄒ唬┧鼮橐龑ё诮膛c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說:“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fā)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文化發(fā)展繁榮中的積極作用。”宗教文化論就是要闡明宗教的文化屬性與文化功能,有益于全社會更好地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更自覺地發(fā)揮宗教促進文化發(fā)展繁榮的積極作用。
宗教界信仰的宗教教義與社會主義者的唯物主義哲學在性質上不同,應當互相尊重,只求政治方向之同。但宗教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卻能相互交叉,可以充實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特別在致善和審美領域,彼此能夠吸收的元素是很多的。宗教信仰局限在教徒范圍,而宗教文化卻屬于整個社會。宗教文化論拉近了宗教與整個社會的距離,找到了宗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更多的領域和渠道。宗教文化論便于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予宗教文化資源的保護、開發(fā)和利用,使之成為全民的財富,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為提升綜合國力、改善民生發(fā)揮積極作用。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愛國守法是政治基礎,更大量的工作是引導宗教在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tài)文明建設中發(fā)揮積極作用,例如興辦公益慈善事業(yè),助學、助殘、助醫(yī)、恤孤、養(yǎng)老、救災、濟貧等;進行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展宗教典籍整理與研究,推動宗教文學、詩歌、雕塑、建筑、繪畫、音樂、舞蹈、戲曲等文化資源的研究開發(fā),都可以大有作為,這就打開了引導工作和發(fā)揮宗教積極作用的廣闊思路,也有助于改變宗教界人士熱衷于追求政治地位和職權的偏向,引導他們把精力用在教務和文化建設上。宗教道德以“神道設教”的方式懲惡勸善,在民眾尚不能普遍接受唯物主義世界觀而有各種宗教信仰的情況下,能夠配合社會主義教育,使信教者內心有效保持道德善念,約束社會行為,減少犯罪,抵制拜金主義和物欲泛濫,改良社會風尚,有益社會穩(wěn)定有序,在宗教信徒聚居地區(qū)尤其如此。宗教的心理安撫功能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心理疾病增多的情況下可以發(fā)揮化解煩惱、緩解焦慮、調整心態(tài)的作用,其人生哲理、養(yǎng)生文化有益于身心健康。宗教皆重生態(tài)保護,有關智慧與資源應予發(fā)掘并引導宗教參與生態(tài)文明建設。宗教場所有極大審美價值,往往積藏深厚、與優(yōu)美自然環(huán)境渾然一體,共同構成藝術勝地,成為旅游觀光、陶冶性情的地方,是發(fā)展文化旅游的重要資源。在對外文化交流和民間外交方面,宗教能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發(fā)揚歷史上的玄奘精神、鑒真精神、丘處機精神,取經(jīng)送法,推動文明對話。已經(jīng)舉辦的兩屆世界佛教論壇(“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和諧世界,眾緣和合”)與一屆國際道德經(jīng)論壇(“和諧世界,以道相通”),取得很大成功,向世界傳達了和平的信息,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影響。二是運用宗教文化渠道,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通過佛教文化加強中、日、韓、越及東南亞諸國之間的友誼,通過伊斯蘭文化加強中國與穆斯林各國的合作,通過基督教文化加強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溝通和理解,這方面的潛力有待進一步發(fā)掘。海峽兩岸的和解與最終和平統(tǒng)一,大力開展傳統(tǒng)文化交往,增強文化中華共同體的內聚力,是必要的基礎性工作,其中敬天法祖的祭祀文化、佛教道教文化以及媽祖文化,都可以起重要作用。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可以成為當代對待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普遍性原則。
。ǘ┧鼘τ谧诮痰慕】蛋l(fā)展有助益作用
從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趨勢看,宗教退出政權系統(tǒng),退出國民教育,退出市場運作,退出科學研究,與權力和財富保持距離,回歸文化本位,主要在社會文化領域發(fā)揮積極作用,向文化宗教、道德宗教發(fā)展,是一條健康的正路。因此宗教要提高文化品位,為社會文化建設多做貢獻。宗教界在為社會大眾服務時,適當?shù)诮绦叛龅奶厥庑裕瑥娀诮涛幕钠毡樾,有利于超越教門的局限,充分釋放宗教所積累的智慧和能量,容易為更多的民眾包括不信該教的人們所認同和接受。宗教文化論有益于宗教自身找準在社會中的合適位置。在中國,由于歷史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國情,宗教處在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輔助地位,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憲法與法律范圍內,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指導下,進行活動,發(fā)揮其正面功能和作用。如政治穩(wěn)定功能,心理調適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社會公益功能,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功能,國際文化交流與文明對話功能。由于全球性市場經(jīng)濟發(fā)達和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科學主義流行,理想與道德滑坡,宗教信仰及其道德文化有助推動人類文明在人文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的平衡,維系地球村的底線倫理,堅持教義所昭示的真善美的方向,自己不被權力和金錢所異化,又能給社會大眾提供好的精神食糧和實際福利,必能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這是當代宗教的恰當位置和進路。為此,宗教界人才的成長和全面素養(yǎng)的提升,是關鍵之所在。作為現(xiàn)代中國的教團骨干群體,不僅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質、宗教學識、道德品行,而且要有較為廣博的現(xiàn)代文化、科學知識,熟悉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了解外國文化、世界宗教和時代走向,并且善于做好教團管理工作。其中的高層領袖人物更要具備人格魅力和神學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并在國內外產生較大社會影響。沒有這樣一支教團隊伍就不可能帶動整個宗教提高文化水準,充分展現(xiàn)宗教的文化功能。為此,要加強宗教院校的工作,建設嚴格的教內學位制度,做到及時發(fā)現(xiàn)和選拔人才,與學術界、教育界聯(lián)合培養(yǎng)人才,支持高水平有信仰的社會精英進入教團工作。宗教教育應在寬松環(huán)境里正常發(fā)展,以開放的態(tài)度與社會互動并得到社會主流教育的協(xié)助,又能避免政治化、功利化的偏向,,優(yōu)秀人才便會從中涌現(xiàn),新的領袖人物也會應運而生。
。ㄈ┧幸嬗诿褡鍒F結和邊疆發(fā)展
中華民族的文化具有多樣性、豐富性,重要表現(xiàn)是漢族地區(qū)與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之間有明顯差異。漢族人本文化發(fā)達,人文理性較強;邊疆民族地區(qū)宗教文化發(fā)達,宗教意識強烈。歷史上看,漢族的知識精英偏重于用儒道佛人生哲學來安身立命,而基層民眾則偏重于在多神崇拜中求得精神滿足。少數(shù)民族的知識精英和基層民眾在信仰上大致是一體的,特別在全民基本信仰一種宗教的民族里,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居于精神導向的核心地位,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高度一體化,因而其紐帶作用比較牢固。如基本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 10 個民族: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東鄉(xiāng)族、保安族、撒拉族,基本全民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門巴族、珞巴族、裕固族、普米族,基本全民信仰南傳佛教的傣族以及德昂族、阿昌族,還有信仰畢摩教的彝族,信仰東巴教的納西族,北方信仰薩滿教的各民族,兼信藏傳佛教與薩滿教的蒙古族,在這些民族集中生活的民族地區(qū),宗教文化傳統(tǒng)深厚,雖經(jīng)歷了近現(xiàn)代社會革命和文化批判風雨的沖擊,保存下來的比漢族多。在“文革”及其以前,受蘇聯(lián)模式影響,主流社會把民族地區(qū)宗教視為落后的舊文化,當作社會進步的包袱。改革開放以后,人們的宗教觀在轉變。在重視文化資源的今天,民族宗教文化傳統(tǒng)成為一種優(yōu)勢和特色資源。邊疆民族地區(qū)宗教與民俗文化以其神圣性、質樸性、多樣性和特有的地方風韻,而為東部發(fā)達地區(qū)所缺少,它對于物質化、文飾化、時尚化過渡地區(qū)的人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成為中華新文化建設的創(chuàng)造源泉。我們要推動相關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yǎng)、技藝傳承,做好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fā)工作。只要善于引導,民族宗教及其文化便可以在穩(wěn)定社會、豐富人們精神生活、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邊疆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也有利于調動民族宗教廣大信眾的積極性,推動民族關系的平等、團結、互助與和諧,發(fā)展邊疆的文化產業(yè)、特色產業(yè)、優(yōu)勢產業(yè)和旅游業(yè),將邊疆特色文化優(yōu)勢轉變?yōu)樯鐣l(fā)展優(yōu)勢,為建設祥和邊疆、富裕邊疆、人文邊疆、綠色邊疆做貢獻。
(編輯:彭鳳平)[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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