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在中外歷史文化長河中徜徉——訪劉家和教授，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2009年暑假，歷史文化學院《西部大講堂》請來國內(nèi)世界史學界幾位名家，7月12日上午開講。第一講由北京師范大學劉家和先生主講《中西古代史學傳統(tǒng)的異同》，這題目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這天早上我猶豫了一陣：去不去聽？很想去聽，又擔心被劉先生看見。因為自己的《論文集》沒整理出來，無見面禮可送，且自己又不善言辭，拙于應對，無顏見先生亦不敢見先生。心想，到時看看視頻吧；于是乘上班車到了新校區(qū)。
8點剛過，忽接龐慧短信，說劉家和先生讓她轉送給我一盒茶葉。我立即意識到：因自己的狷介而失禮！看來先生本打算親手送我小禮，不見我人影，只好叫龐慧轉遞。不知先生何時返京？彌補拜望或許還來得及！于是我向龐慧打聽。龐答先生今晚8點的車；于是商定我下午4點到先生下榻處拜望。
見到先生，慚愧地遞上我十多年前寫的一本小冊子《蒙昧中的智慧》；劉先生令書童尋出他新發(fā)表的文章《關于歷史發(fā)展的連續(xù)性與統(tǒng)一性問題》的復印件送我。因我送書在扉頁有簽名，先生即用顫抖的手在復印件首頁眉批處寫上“臧振學長我兄指正”，低一行寫“弟家和”。嚇得我連說“使不得、使不得！劉先生，折煞我也！”先生直起腰來，認真地說：“這是規(guī)矩。”先生說，過去同門師兄弟互相稱“兄”，以示尊重，是不論歲數(shù)的。見旁邊的幾個年輕人不大明白，劉先生解釋說，他在五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學曾當過劉毓璜先生的學生，所以我們是師兄弟。劉毓璜先生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時間是八十年代初，我比劉家和先生晚了三十年�。�
劉家和先生隨即問起我劉毓璜先生哪年去世。我因為還有些拘謹甚至緊張，沒有細想就說，“八十年代中期吧？”劉家和先生立即認為不對，追問我劉毓璜先生去世時多大年齡？我竟然也說不準確，答“八十二、三吧？”劉家和先生說：“那就應該是在九十年代�！蔽矣浧�，1992年我還曾到南京大學看望過劉先生；收到先生去世的訃告應該是在第二年夏天。這一刻，我恨不能讓地面裂開個縫鉆進去！無地自容��！尊師重道，是師兄弟們十分看重的。我哪有資格當劉家和先生的“師弟”，遑論“師兄”？！

從學問上說，劉家和先生好比高山，我輩須仰視才見。
作為歷史學家，最基本的素質是對于國家、民族、人類命運的關注。可以說，沒有這樣的心緒，就不能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劉家和先生上小學不到三年時抗戰(zhàn)爆發(fā)，上高中時迎來抗戰(zhàn)勝利。日寇鐵蹄下的恥辱，國家、民族的危難，在這個熱血青年腦中烙下深刻的印記；讀書為了什么？用劉家和先生的話說，“我渴望深入認識中國文化，同時也渴望了解世界”�？梢哉f，就是這一情結推動著劉先生走到今天，成為學貫中西情系古今的史學大家。
作為歷史學家，看家本領是要能讀古書。劉先生幼入私塾接受傳統(tǒng)文化熏陶，隨后輾轉逃難中跟從老先生讀舊書一直沒有中斷。最重要的是，劉先生一進大學就得到了名師指點。據(jù)鄒兆辰《在中外歷史文化長河中徜徉——訪劉家和教授》介紹，四十年代后期，先生進入無錫江南大學，是時錢穆先生主講中國通史和秦漢史；劉家和先生回憶到，錢穆“對歷史發(fā)展大體的提綱挈領和對歷史問題的精到論辨，都使我在課堂上感受過精神的震動�！眲⑾壬糜嘘P《莊子》的問題請教錢穆，得到錢先生的耳提面命。讀過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劉先生“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氣逐漸平了下來，知道學問實在太大了�！眲⑾壬f，“治史必重考證，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這成了我半個世紀以來治古史時所信守的基本原則。”當時，劉先生還跟馮振先生學文字學。馮振上課實際是講《說文解字》，他讓劉先生“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訓詁研究上的豐碩成果�！贝撕髱资昀铮瑒⑾壬汀墩f文》、《爾雅》等書、和段氏、王氏父子等清代大儒結下了不解之緣。大致可以說，沒有什么古書能難倒劉先生了。
作為歷史學家，是否具有“史家之見識”，是著述優(yōu)劣、事業(yè)成敗的關鍵。劉先生回憶，“在江南大學，唐君毅先生教過我哲學概論和倫理學，給我打開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戶�！薄疤葡壬苄蕾p黑格爾的辯證法，這就引起了我?guī)资耆缫蝗盏膶诟駹柕呐d趣”；“牟宗三先生教過我們邏輯學，講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邏輯，但也偶爾夾講一些因明學和墨家邏輯�！鞭q證法和邏輯學是科學的思想方法；接受了這樣的訓練，史學家就有了擺脫非科學的“集體表象”，獨立地思考問題的能力。
這是大學一、二年級時，人生最關鍵的時刻��！劉家和先生對首都師大歷史系鄒兆辰教授這樣說：

“這些老師都是在我茅塞要開未開之際，適逢其會地給了我一生受用的影響。雖然他們只教了我一二年，可是我從他們那里得到的，則是我對這些學科終生學習的濃烈愿望。所以他們給予我的影響幾乎是終身難忘的。我很幸運，我在一個適逢其會的階段遇到了他們。當時我的求知欲極為旺盛，就像一株剛要從泥土里向外冒出頭來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們所施與的智慧的陽光雨露。如果早一點遇到他們，那么我對他們的施與會一切茫然無知，接受不了；如果再晚一點遇到他們，那也許我習慣已成，他們的施予也許就改變不了我已成的積習，同樣歸于無效。”

由此我想到了現(xiàn)今流行的所謂2+2模式。在所謂“厚基礎、寬口徑”的口號聲中，令教師與學生疏遠開來。在決定年輕學子一生道路的關鍵時段（大學一二年級），讓他們高考前經(jīng)過痛苦選擇決定的人生道路可以說歸于無效，重新在無所適從中虛度那得來不易的黃金年華，等到似乎找到了對于某領域的感覺，兩年已經(jīng)過去。即使有幸遇到有心的教師刻意指點，時光不待，力不從心，只能找到學術門徑，難以登堂入室。而很多學生，其實是迷迷瞪瞪懵懵懂懂恍恍惚惚一直混到畢業(yè)。所謂2+2的前2年，女生比中學時代會打扮、會做作、會對付朋友……，男生……請原諒我不知道這兩年間他們比中學時代會了些什么，也許，是會玩、會享受。說老實話，這些本領不必到大學；到社會，能學得更快更好。對這部分人來說，大學二年不過是高中的延續(xù)，是高四高五，頂多似乎是上了大學中文系，能寫點無病呻吟的小散文。等到四年畢業(yè)，說是上的大學本科，其實和上兩年�？撇畈欢唷�
2+2模式的另一個更大的弊病，是令師兄師姐和師弟師妹之間的幫助指點、熏陶感染、潛移默化都被淡化。這一點，在一個有著優(yōu)良學風的院系里，可以說比前一點更為重要！因為老師對學生的影響范圍有限，而同門弟子之間的接觸卻可以非常廣泛而深入。我們知道，北大、南大等高校也實行了2+2，不過人家的學生還住在一個校園里，有機會經(jīng)常來往；我們陜西師大是讓低年級和高年級完全隔絕。如果說別人的2+2使高低年級間關系淡化，陜師大的分居兩處、分別管理就是使師兄師姐和師弟師妹之間的熏陶化為烏有！此所謂東施效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這里我想說說我自己在大學的經(jīng)歷。
我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六十多人，別說等兩年，一天也不等，一進校就征詢意見，填表分班，三個專業(yè)：世界史、中國史、考古。我這個學俄語的"小四川"想學世界史被老師擋住，又因為我報考大學的表上有美術專業(yè)，老師建議我學考古，結果我選了中國史。世界史專業(yè)著重抓外語，中國史專業(yè)著重抓古漢語，考古班學的內(nèi)容更吸引我，頗有點后悔但已顧不上猶豫。曹先濯的《古代漢語》和郭心暉的《古文選讀》我都十分用心。半年后的一天，老師把我和另兩個同學叫去，請南開來的一位老師給我們講明清史研究的廣闊前景和重要意義。二年級時，許大齡先生對我說到，汪篯先生對他"提到"過我。這些都使我不得不停下讀魯迅、練體操和畫速寫，不敢不把心用到中國史專業(yè)上。遺憾的是到三年級時，政治運動掀翻了平靜的書桌，我不得不走上了一條長達十五年的彎路。
高年級同學的影響和熏陶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剛進大學，四年級王宜娥就介紹我加入了美術社；三年級的楊紹明和朱學文叫我加入“板報組”，每周為歷史系黑板報畫報頭和插圖。比我高一個年級的幾個學生，比如劉俊文的口才、羅炤的敏銳、胡德平的果斷，也令我頗為震撼。
到三年級，“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燒起來。教師被稱為“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成了“革命對象”；學生則是“革命動力”。那么，研究生算是什么？他們自己當然想成為“動力”；但有學生說研究生住的是教工宿舍，過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所以要按“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對待。于是研究生紛紛“革命”，搬到學生宿舍來。當時我和另一個同學因家庭出身不好思想覺悟不高被別人劃為“中間偏右”，邊緣化，宿舍就住我們兩人，于是搬進來三個研究生：郭大順（師從蘇秉琦）、郝本性（師從唐蘭）、胡仁瑞（擅長繪畫，后因承受不了政治運動的精神壓力回家了），隔壁住著李裕民（師從鄧廣銘），常來常往的還有胡戟（師從汪篯）、趙春晨（師從邵循正）等等。與他們的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使我思路大大開拓。在我看來，他們知識淵博且謙遜，眼光敏銳但不自負，立意高囧表情平淡、議論宏大聲調平和。他們積極收集有關資料而不事聲張；他們對我說：這對研究歷史有用。與我的那些正在階級斗爭風口浪尖上沖鋒陷陣的同學相比較，他們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片新的意境。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們是已受到過正規(guī)訓練的冷靜的史學工作者；而我的那些被運動煽起來的狂熱的革命同學，不過是貫徹錯誤路線的幼稚的嘍啰--大學五年，在學術上幾乎一無所獲。對于我來說，用得著一個成語：因禍得福。

我在這里不是自夸，我只是想說，大學期間，高低年級同學之間的熏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師生之情，師兄弟之情，，無形之中潛移默化，延續(xù)了我們職業(yè)學術傳統(tǒng)的精髓。
由此我又記起劉家和教授送我的文章和簽名：“臧振學長我兄 指正——弟家和”。這簽名，寄托了多深的情誼和希望啊！有這樣的簽名，我不能不認真閱讀劉先生的文章《關于歷史發(fā)展的連續(xù)性與統(tǒng)一性問題》（發(fā)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一期）。
這篇文章是劉先生主持的《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的比較研究》課題的引論。文章從歷史、史學和理論三個層面批評了黑格爾對中國歷史的曲解；從世界歷史的架構與中西歷史比較的對應分期問題，討論了黑格爾去世一百年之后湯因比和雅斯貝斯的看法；從文明的連續(xù)與斷裂，談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實際是非歷史的。因此，對于人類的歷史，我們“只能從現(xiàn)實世界里實際發(fā)生或出現(xiàn)過的真正的歷史過程去探討”。
接下來，劉先生引用馬恩的話，說明真正的“世界歷史（Weltgeschichte）”是與“大工業(yè)”的出現(xiàn)分不開的，“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tài)”。這樣的現(xiàn)象，處于電子時代的我們確實感受到了。當今世界，人類社會全球化的進程突飛猛進。未來的世界文明必定以“多元一體”為其特色。撰寫嶄新的《全球史》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劉先生以其大氣磅礴的眼光指出：

“中國文明以其連續(xù)性與統(tǒng)一性的相濟為自己的特點，而這一特點對于未來的多元一體的世界文明的形成是會有其借鑒的作用的。”

當今中國史學界，像劉家和先生這樣貫通古今、關注全球進行思考的學者實在不多見。劉先生之臻于這樣的境界，與他深厚的學術功底分不開，更與他步入史學領域時的初衷：“渴望深入認識中國文化，同時也渴望了解世界”分不開。
雖然我們“拜師”時間相差了三十年，我為有劉家和先生這樣的“師兄”深感榮幸。
我有“認識中國文化，也了解世界”的愿望，但卻沒有如劉先生那樣的學術功底。盡管如此，有先生的高風景行在前，我將不斷努力、黽勉前行！

  本文關鍵詞：在中外歷史文化長河中徜徉——訪劉家和教授，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