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基層公務員績效問責的困境——基于“街頭官僚”理論的分析，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摘要】：通過績效目標的達成情況來控制基層公務員的行為是一種新型的問責模式,與新公共管理"結果導向"的管理理念具有內(nèi)在契合之處。但達成績效目標所要求的基層公務員能夠根據(jù)具體情境自由裁量的權力,同樣蘊含著潛在的風險,在問責過程中帶來"可計量任務‘驅(qū)逐’不可計量任務"、"選擇性執(zhí)行"以及"績效悖論"等困境。此外,環(huán)境的復雜性、"運動式治理"方式以及沖突性的問責要求等不可控因素,使基層公務員的績效問責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有必要對"績效"與"問責"的假設關系進行更深入的反思。
【作者單位】：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關鍵詞】： 績效問責 基層公務員 街頭官僚
【基金】：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公眾幸福指數(shù)導向下的我國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1&ZD057) 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治理轉(zhuǎn)型導向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創(chuàng)新”(項目編號:12YJC630261)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guī)劃青年項目“網(wǎng)格化服務監(jiān)管背景下的工商部門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構建”(項目編號:GD10YZZ03)的階段性成果
【分類號】：D035
【正文快照】： 一、自由裁量權:績效問責困境的根源參照李普斯基(Lipsky)的定義,一線的執(zhí)法和行政人員屬于“街頭官僚”的范疇,即“那些在工作過程中直接與公眾進行互動,并且在執(zhí)行工作過程中有相當自由裁量權的公共服務雇員”。[1]在我國,基層的公共服務人員和執(zhí)法人員,如行政服務大廳窗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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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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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37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