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政治信任研究興起的學理基礎與社會背景，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江蘇社會科學

2009年第1期

政治信任研究興起的學理基礎與社會背景

上官酒瑞

程竹汝

內容提要作為一個獨立知識領域的政治信任研究興起于1970年代。政治信任研究以政

治學及其他學科相關理論為基礎，而世界各國出現的政治信任危機則從另一個方面推動了人們從學理上深刻思考政治信任及相關問題。

關鍵詞

政治信任

政治系統(tǒng)

福利國家

上官酒瑞，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程竹汝，上海大學公共管理系教授

030006

200444

一、政治信任及其研究的興起

政治信任是1970年代以來國外政治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并逐漸發(fā)展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人們根據自己的政治信任觀開展了深入的研究。

1.政治信任的基本內涵

學者們在研究中詮釋了他們對政治信任的認知。如Miller和Listhaug認為：“政府信任的表達（或同意詞政治信心和支持）是一種總體評判，是對體系具有回應性和情愿做正確事情的判斷，

[1]甚至在長期缺乏監(jiān)督的情況下也是如此�！睂W者

面：其一，政治信任是一種相信并有所托付的一種政治心理，體現為公民對政治體系的態(tài)度、評價或信念；其二，政治信任是公民與政治體系之間的一種政治關系，表現為公民與政治體系之間互動合作和趨近的關系。前者闡明的是政治信任的本質，后者解釋的是政治信任的基礎。根據認識論，作為一種心理取向，政治信任的本質和基礎是現實的政治信任關系，即建立在公民對政治體系的預期及體系回應基礎之上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在具體政治過程中主要體現為公民與政治體系之間的利益關系、權力關系或權利關系，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規(guī)定著政治信任的發(fā)生、發(fā)展與銷蝕。

2.政治信任研究的興起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自覺關注政治與信任關系的是英國思想家洛克。但在洛克之后很長時期內政治信任都處于學術研究的邊緣，沒有受到重視。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政治信任的

“政治信任是一種信念：政治體系史天健也認為：

或體系的一部分會形成好利的結果，盡管會留下不如意。作為一種情感，政治信任在短期內獨立于政治產品和績效，是政體穩(wěn)定的重要決定因素

[2]之一�！逼渌麑W者對政治信任的界定與他們相似。

這些關于政治信任內涵的言說包括兩個層

126

政江治蘇社學會研科學究

研究始于1970年代。

Stokes1962年把政府信任(trust-in-govern－ment)問題引入后來眾人皆知的國家選舉研究），他根據對象對政府的贊成性評價或否（NES

定性評價，對數據進行分類，但并沒有關注政府信任或政治信任(politicaltrust)的概念。只是后來的情勢發(fā)展推動了政治信任的研究。Levi和Stoker概括了推動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國興起的三重因素[3]：一是1965年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tǒng)分析》和1968年Gamson《權力與不滿》的公開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包括種族關系和公民權利運動，也包括越南戰(zhàn)爭；三是關于NES政府信任問題的調查中，美國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長期急由于這些事態(tài)劇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間。的發(fā)展，1970年代早期出現了研究政治信任的）。政治信任的研究大量著作（explosionofwork因此在西方政治學界發(fā)展起來，并逐步成為學術關注的重要領域。

就研究成果看，國外的政治信任研究主要表現為學術論文，常見的著作也大多是論文集，專政治信任研究還沒形成相著并不多[4]。總體而言，

對完整的分析框架，仍沒有達成一些基本的學術共識。在國內，近些年政治信任的相關問題開始得到關注，人們習慣使用政府信任、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等概念，或把政治信任混同于這些概國內政治信任研究更需要進一步規(guī)范、念。顯然，拓展和深化。

自由、財產等權利。由于自然狀態(tài)存在缺陷，人們的權利很難得到保障，因此必須訂立契約走向公民社會。不像普芬道夫等人所構想的雙重“把政府定契約，洛克繼承了英國的信托傳統(tǒng)，

[6]

義為一種信托（trust）”。通過信托得以建立的

政府并不必然能保障人們的所有物（Property）。為此，洛克又潛心構建了憲政框架來“限政”，主要包括三方面：施行法治，因為“哪里沒有法

[7]律，那里就沒有自由”；權力三分，即把政治權

力分為立法、執(zhí)法和對外權，并確立各自的界限；人民反抗，即人民是最高的裁判者，如果統(tǒng)治者濫用權力，人民就可以反抗甚至解散政府。

“自由憲政論的邏輯起點是對人性和政治權力的不信任，終極目的是保障人們的自由與權

[8]

“方法就是制度化的不信任”。自由憲政論源利，

源流長，倍受1970年代以來許多政治信任研究者的青睞，他們承襲這種理論資源，重點關注公制度設計和政治信任之間的關系，深化民權利、

了政治信任的研究。

2.政治系統(tǒng)論

西方思想史上，把現代系統(tǒng)

理論第一次引入政治科學研究并創(chuàng)立政治系統(tǒng)論的，是1950代的美國政治科學家伊斯頓。伊斯頓政治系統(tǒng)分析的主題是系統(tǒng)的平衡與自我維持，基本模式是輸入、輸出和反饋。只有輸入和輸出保持平衡，系統(tǒng)才能得以維持，相反系統(tǒng)就會肢解。需求（demands）和支持(supports)是政治系統(tǒng)支持對于系統(tǒng)運轉的維持的兩個輸入項。其中，

非常重要，“如果支持的輸入衰減到起碼的水準之下，就會使政治系統(tǒng)團結的三個對象或三個方面即政府、政治體制和政治共同體一個一個與系

[9]

為此，統(tǒng)成員相脫離，這就給系統(tǒng)造成了壓力�！�

二、政治信任研究興起的學理基礎

1970年代政治信任研究的興起是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相關理論研究推動的結果。主要包括：自由憲政論、政治系統(tǒng)論、公民文化論、社會交換論和社會資本論等，正是以這些理論為基礎，，政治信任才日益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

1.自由憲政論

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天

然地與憲政結合于一體。這是西方政治發(fā)展的邏輯，也是人們的共識，如薩托利認為：“無論過去和現在，憲政制度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制

[5]

度，可以說，自由主義政治就是憲政。”原因

就必須由權威性輸出和相關性輸出進行調節(jié)，才能確保系統(tǒng)與環(huán)境之間的反復交動。

伊斯頓分析了信任在系統(tǒng)維持中的作用，認為作為隱性支持的信任輸入系統(tǒng)后，會與支持的三個對象發(fā)生密切關系，積極地支持系統(tǒng)的運轉，信任的缺失直接影響著社會成員對政治共同體的忠誠，影響到典則或當局的合法性。“對于客體來說，失去信任可能意味著成員正在喪失對當局的信任，但并未喪失對典則的信任；或者只是喪失了對典則的信任，但仍希望能保持當局的相

[10]

對完整�！蓖瑯樱霸谌粘Ｊ聞丈�，如果成員對當

是，自由主義在國家問題上有兩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一是無政府；一是利維坦。因此，限制國家權力就成為自由主義者的重要目標。自由憲政論最早的系統(tǒng)闡釋者是洛克。天賦權利是洛克自由憲政論的思維起點，與霍布斯不同，他認為通過契約加入社會的人們始終保留有生命、

局或典則的道德效力有一種堅定的內在信任，那么，即使當局的輸出或失敗行動對成員造成了不

[11]斷的打擊，支持仍有可能繼續(xù)存在。”可見，信任

具有重要的合法性功能與系統(tǒng)維持功能。

127

江蘇社會科學

2009年第1期

此外，無論米歇爾、阿爾蒙德的系統(tǒng)論，還是阿普特關于民主和專制的系統(tǒng)模式，都不同于傳統(tǒng)的政治生活認知，確證了政治體系的開放性和回應性。而這恰是政治體系獲取民眾信任投入的重要條件，為政治信任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

3.公民文化論

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研究

的經典理論，這歸功于阿爾蒙德和維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提出政治文化概念，建構了其分析框架，闡釋了公民文化理論。

阿爾蒙德把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民族在特

[12]

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tài)度、信仰和情感”。他

——通過它們的周期性和逐步擴大的特式出現—

[17]

性在社會關系中產生信任�！彼媒粨Q論解釋政

治生活中的權力現象，認為人們雖可以被迫服從命令，但強迫使用權力會導致對抗，因此權力必“制度化的權威是權力的一個源須轉化為權威，

[18]泉”。布勞強調了信任在政府權威塑造中的作

“一般來說，一個合法政府的政治權威由它的用，

支持者們所給予的對權力“信用”度的某種批準

[19]而構成�！蹦切⿲ζ渲С终叩母＠鞒鲐暙I的政

府通常能夠強化其合法化贊同，而濫用權力的統(tǒng)治者則有可能失去統(tǒng)治的合法性，甚至失去統(tǒng)治。

布勞的交換論解析了社會交換活動中權力形成及其獲得信任的基本條件，這影響了政治信任的學理研究，成為人們思考政治信任的重要進·雅諾斯基認為，有限交換存在于市路。如托馬斯

場中，不具備產生信任的條件。公民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是一種總體交換，兩者必須保持平衡關系，否則就破壞了信任。他比較不同政體得出結論：“公民對國家的信任，在社會民主政體國家中高，在傳統(tǒng)政體國家中次之，在自由主義政體國

[20]家中最低�！�

和維巴的研究課題是政治文化與民主的關系。在英等五國調查的基礎上，他們認為民主結對美、

構的穩(wěn)定必須與相應的公民文化相匹配，“除非政治文化能夠支撐一個民主的系統(tǒng)，不然，這個

[13]

”不同國家的政治系統(tǒng)成功的機會是很渺茫的。

文化差異很大，人際信任關系以及公民與政府之意大利的政治間的信任關系也極為不同。比如，

文化圖景是疏遠政治、社會隔離和互不信任，相反，人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態(tài)度在美國和英國就比較常見，并滲透到了政治領域�！吧鐣湃斡兄谶@些國家公民們的政治合作，若沒有它，民主

[14]

政治是不可能實現的。”

5.社會資本論198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被

引入政治學領域，推動政治信任研究走向了深入。盡管人們對社會資本的認知存在差異，但也形成了一個共識：社會資本是基于信任的社會網絡關系，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元素。可以說，正是社會資本理論推動政治信任研究成為一門顯學。

政治學的研究廣泛接納了社會資本，人們集中關注社會資本、社會信任、政治績效和政治信任的關系。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學者帕特南和美國學者福山。帕特南對意大利南北方考察后得出結論：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如信任、規(guī)范和組織網絡使人們更容易產生利益集合，形成權利共識，參與公共事務，“信任是社會資本必不可少的

[21][22]組成部分”“，是使民主得以運轉的關鍵因素�！�

公民文化論認為，信任文化是民主政治成長的重要因素。這為政治信任研究的興起提供了理論養(yǎng)分，學者們正是以公民文化為基點，來思考民主政治與信任文化的關系，形成了政治信任研究的文化模式。盡管有人持相反觀點，如Cleary和Stokes對拉美民主國家（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研究發(fā)現：“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委托和懷疑“良性運行的民主要求懷疑的公民，主義文化�！�

[15]

而不是信任的公民�！钡@些研究的理論淵源與

公民文化論一脈相承。

4.社會交換論

社會交換論是二戰(zhàn)后發(fā)展

起來的重要社會學理論，它通常把人的行為看作是一種理性選擇，認為人們之間的互動是為了滿足最大利益。彼德·布勞把交換論引入到包括政治在內的廣泛社會領域，與喬治·霍曼斯的行為主義交換論不同，其研究重點不是個體之間的交換關系，而是交換的社會結構基礎；不是影響人們交換的心理因素，而是交換過程與社會結構的關系，被稱為結構交換論。

布勞認為信任是社會結構的重要規(guī)定因素，社會交換取決于信任，“要求信任別人會履行他

[16]

。同時，社會交換也促進了信任，“社們的義務”

他關于美國的很多研究也佐證了這些論斷。福山堅持認為：“低水平的社會資本會導致一些政治

[23]

功能的失調”。具體到美國，他說：“民主政治制

度和企業(yè)一樣，都必須仰賴信任感才能夠有效運作，而社會信任感降低之后，意味著社會需要更具強制力、規(guī)范力的政府，才能夠約束社會關

[24]系�！�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Newton認為：“良好社會資本蓄積是有效政治系統(tǒng)的前提條件，這能建構政治資本，但高水平的社會資本不必然產生高水平的政治資本，無論在任何國家、任何時間、任

會交換的過程———它可能以純粹自身利益的形

128

政江治蘇社學會研科學究

何地點都是這樣。”他拿芬蘭和日本做例證：“盡管它們的國會信任水平很低，但社會信任水平很高。”“與芬蘭一樣，日本是一個政府信任很低的

[25]

日益增長的社會資本。”國家，但它有很高的、

和權利關系得以凸顯，成為影響他們政治信任的主要變量。他們對政治生活越來越挑剔，對權威尊重日益削弱，增強了對民主的支持，用更高的標準評判政治體系，體系又往往難于滿足這種需表現于各個方面，求。政治不信任因此應運而生，

“公眾的信任正在衰落，不僅表現在關鍵的政府警察、公共服務和武裝力量，而且機構，如國會、

[29]

也體現在政黨、教會、教育系統(tǒng)和新聞媒體�！�

三、政治信任研究興起的社會背景

政治信任之所以在1970年代以來才得到學理關懷，其個中緣由除上述學理資源外，這一時期遍布世界各國的政治信任危機也促使人們從學理上深入全面地思考政治信任及相關問題。根據結構主義，政治信任危機既可能來自于公民自身（主體），發(fā)生于政治體系（客體），也可能形成于公民與體系的溝通環(huán)節(jié)（介體），當然信任環(huán)境（環(huán)體）的改變也會引發(fā)政治信任危機。

1.批判型公民的成長

作為一種心理傾向，

政治信任的主體是公民。公民的本質是一種身份或資格，它規(guī)定著公民與政治體之間的利益、權公民資格的兩極———公力和權利關系。邏輯上，

民與國家的關系應保持適度張力，這是承載政治信任的重要平臺，過分強調哪一極都不利于政治信任的建構。近現代以來公民身份的普及賦予了公民與政治國家的對話能力，提升了公民的自主性。二戰(zhàn)后特別是1970年代以來“批判型公民

[26]

（criticalcitizens)”的成長挑戰(zhàn)著政治權威，嚴重

批判型公民的成長導致了公民和國家之間關系的失衡，實質是權利和責任關系的斷裂，結果造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間信任關系的危機。因此，當代西方學術話語中，各種政治立場的觀點都一致認為“增強公民責任”是一個緊迫的任務[30]。當然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與批判公民的成長同樣可以被看作是推動政治深度發(fā)展，造就更高層次政治信任的動力。

2.福利國家的發(fā)展與危機

現代民族國家

是最一般意義的政治信任對象。國家的政治結構及其功能發(fā)揮影響著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決定著政治信任的狀況。20世紀初特別是194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的興起與成長，深刻地改寫了近代西方社會國家與公民的關系。但長期沒有得到人們關注的是，福利國家的興起、成長和走向危機的過程同樣是公民與國家之間信任關系的嬗變的過程。

這種嬗變的內在邏輯：首先是利益關系。公民與政治體系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政治信任關系走向的根本因素。福利國家的術語“集中描述了一系列旨在通過國家投資，按照需要并通常是免費地提供諸如健康、教育等基本服務的社會政

[31]

�！案＠麌业谋举|是政府保護每一個公民策”

[32]

獲得最低標準的收入、營養(yǎng)、健康、住房和教育。”

消解了公民的政治信任情感。

批判型公民的成長與文化變遷密切相關。二戰(zhàn)后西方很多國家走向到了工業(yè)社會的鼎盛期，并逐步邁向后現代社會。這帶來了文化的變遷。英格爾哈特用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詮釋了這種變遷，認為與這種價值觀一起成長起來的批判型公民是引發(fā)政治信任危機的重要根源。他的研究發(fā)現：“與相對應發(fā)展中國家的公眾相比，發(fā)達工業(yè)社會的公眾對他們領導者和政治機構表現了很大的不信任。這反映了一種事實：經濟發(fā)展?jié)u漸地帶來了基本價值觀的隔代變化。當這一點達到大多數人把生命的存續(xù)（physicalsurvival）作為想當然的事情時，大多數的后物質主義者開始出

[27]

現。”后物質主義者，即批判型公民雖然物質利

一系列福利政策的推行，大大降低了公民的社會風險，保障了其利益的實現。廣大民眾因此從政治體系的輸出中獲得了較大的利益滿足，對那些有過經濟大蕭條經歷和難于從自由市場競爭中獲取利益的人來說，尤為如此。應該說，福利政策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幸福指數。其次是權力關系。與以前的“守夜人”政府相比，隨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的推廣，福利政府所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呈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其公共權力總量也大大增加，原先屬于公民社會和個體公民“私域”的私權力也大面積地轉化為國家和政府的公權力。而且，增加后的公共權力配置與分割的天平同樣偏向了國家和政府的一方。這種權力關系的變化直接導致了大多數公民的政治無力

益得到了保障，但主觀幸福感并沒有提高，因為其利益向縱深發(fā)展，訴求日益多樣化，而政治體系又難于滿足叢林化的利益訴求。這種對政府持續(xù)走高的期望，“已造成了政府‘超載’———一種情勢，這種情勢下公民要求政府解決政府難于解決的問題，要求政府做比政府能做的更多事情

[28]（更多不可協(xié)調的事情）�！倍遥诶娴玫奖�

障的情況下，批判型公民與政治體系之間的權力

129

江蘇社會科學

2009年第1期

感，降低了他們的政治效能感�！罢涡芨械脑黾�，無論在個體公民層面，還是對政體回應性認

[33]知來說，都會推動公民的‘散布性’支持。”相反，

[38]

，造成西方民主危機的原因在于民主自十年”

身運行機能的失調，或者說是民主體制內平等主義因素膨脹造成政黨體制等民主機制的衰敗，政黨難于很好履行其聯(lián)接體（lingkage）的功能，挫傷了公民的政治信心與興趣。應該說，這種解釋具有相當合理性。不過，這種民主危機的深層原因可歸為代議制的困境，因為二戰(zhàn)以后個人權利

[39]

“內在悖論”，使意識的高漲激活了代表觀念的

則會導致政治信任的流失。再次是權利關系。現代福利政策確實保障了公民諸多權利，但Nye等人的研究表明：隨著福利國家的興起，政府范圍的擴張已侵入到私人生活領域，成為解釋當前美國公眾對政府不滿的一個原因[34]。由于對政府能力的過多寄予，導致現實公共權力的擴張極大地擠兌了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空間，嚴重地影響了公民對政治體系的態(tài)度。這就是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對福利國家批評的癥結所在。

20世紀七十年代以降，西方福利國家出現了嚴重危機[35]。隨之而來的是右翼保守派在西方政“政府再造”工程，推動了壇的迅速崛起，實施了新公共管理運動。但福利政策的裁減折損的是大多數公民的基本利益，因此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持續(xù)走低。一項關于歐洲公民對養(yǎng)老金制度改革的調查表明：“大多數公民贊成通過改革阻止福利制度進一步擴張，但不贊成縮減當前福利國家

[36]

總體規(guī)模的改革。”這是因為，“個人福利國家的[37]經歷影響著政治信任”。

代議制難以勝任表達和綜合公民利益訴求的基本功能，遭受了公民信任危機的考驗。這具體表現為：代表選舉中參選人數屢創(chuàng)新低，以多票當選的獲勝者在事實上難以代表選民絕對多數；社會結構和利益訴求的極端多元化，使得代表們很難清楚地知道該代表誰。不管原因如何，與“三國家民主危機相隨的是信任的危機。如Pharr邊”

等人認為《民主的危機》揭示了一個主題：“三邊民主政治中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即日益衰落的公

[40]

共信任。”

其次是“第三波”國家的民主危機。根據亨廷頓的描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象“滾雪球”一樣，1974年從葡萄牙開始，先后蔓延至南歐、拉美、亞洲和共產主義世界。然而，民主化的啟動顯得容易，民主化的堅守則相當困難。事實表明，與這些國家民主化相伴隨的是政治生活中的信任危機。如Lovell對中東歐國家民主化的研究認為：從程序角度看，過去十年間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多黨制、自由定期的選舉和非暴力的政府度—

輪換———已經在很多國得到確立。但與英美等國家相比，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信任水平總體偏低[41]。在俄羅斯，公眾比其他任何國家的公眾都不信任其社會機構，尤其是政治機構。沒有一個機構能夠贏得超過40%-50%的信任[42]。政治信任式微反映了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在后蜜月（post-）時期幻想的破滅。其原因很復雜。就honeymoon

民主政治成長看，這是因為，新興民主國家在從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型中，會碰到轉型問題、情境問題和體制問題。它們又往往難于駕馭民主

[43]

政治所固有的“三重悖論”。這種新舊政治轉換

3.民主政治危機的兩張“面孔”現實公共

政治生活中的代議政治、政黨政治、集團政治、大眾傳媒等都可視為現代民主的組織形式或政治機制，正是通過它們，公民的利益訴求才得以表“輸入”至政治體系，而政治體系的“輸出”大達或

多也是通過它們才得以實現。因此說，作為橋梁和紐帶的這些溝通環(huán)節(jié)和傳輸機制，對于維系政治過程中公民和政治體系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建構有序的民主政治和塑造公民的政治信任，其作用無可替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世界上很多國家發(fā)生的民主政治危機深刻地反映了這些溝通機制運行中的深層問題，挑戰(zhàn)著公民對政治體系的信任投入。不過，人們更多關注的是西方國家特別是“三邊”國家（美國、西歐和日本）的民主政治危機。事實上，這種危機具有兩張“面孔”：其一是“三邊”國家的民主危機，其二是“第三波”國家的民主危機。前者反映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運行的危機，后者體現的是民主化進程中民主成長的危機。但與兩種民主危機相伴隨的都是政治信任危機。

首先是“三邊”國家的民主危機。1975年由克羅齊等人向三邊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認定了三邊國家的民主危機。報告認為1960年代是“民主浪潮的十年，也是民主平等主義重新得到確認的

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打破了許多民眾已有的政治信任邏輯，侵蝕了他們的信任心理。

4.全球化的深度擴展

全球化進程的深度

擴展不僅改變了由民族國家建構的世界體系，而且深入至民族國家內部，大大地改變了民族國家機體內長期建樹起來的是公民（臣民）對國家認同和信任的內在邏輯與外在環(huán)境，成為制造政治信任流失的重要變量。這對于那些仍沒有完成國

130

博泰典藏網btdcw.com包含總結匯報、計劃方案、出國留學、高中教育、行業(yè)論文、旅游景點、自然科學、醫(yī)藥衛(wèi)生、教學研究、高等教育、農林牧漁以及政治信任研究興起的學理基礎與社會背景_上官酒瑞等內容。

本文共2頁12

  本文關鍵詞：政治信任研究興起的學理基礎與社會背景，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164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