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場國企改制的大潮席卷整個中華大地。千千萬萬國企職工的利益在改制中受到了直接地影響。改制中無論是否下崗,國企工人普遍遭到了“生存危機”。和由于腐敗等因素而帶來的不平感。如果按照“不平則鳴”的說法,數以千萬計的遭遇改制、下崗的國企工人應該會使世紀之交的中國變成難以想象的局面。然而經驗事實告訴我們,工人普遍的集體行動并沒有發(fā)生。 全能主義國家希望通過打破民眾的橫向聯系并且減少身份以及地理的流動——使得社會上的個體原子化,以避免個體之間連接起來挑戰(zhàn)政權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個體的自主性以及傳統文化中人際關系網絡的作用,關系依舊存在。這樣“原子人”并沒有出現,相反的,這個正式制度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分子人”的存在。工人之間以及工人與外界之間是存在聯系的,這種“有限的橫向聯系”構成了工人的人際關系網絡,使得工人傾向于采取集體沉默,即使發(fā)生了集體行動,范圍也很小。“有限的橫向聯系”的存在是在國企改制中遭遇大量下崗的工人沒有大范圍的行動,從而使得社會整體穩(wěn)定,改革進程沒有因此受到影響的一個重要的穩(wěn)定機制。 同樣也是在全能主義政治下,各級單位和行政組織成了國家在各個領域的代理人。國家通過各級代理機構和代理人避免與民眾個體直接接觸。工人若采取集體行動針對的先是本單位,后來是各級地方政府,但由于改革政策是國家制定的,各類補償標準也在國家層面有統一的規(guī)定,因此無論找到哪一層,解決效力都是有限的。在若干次行動過后,工人們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而且那些“鬧”得很兇的工人有的被周圍的人看作“沒有能耐”,并有可能遭到報復。于是工人就轉向了其他途徑解決——如轉向個體行動靠人際關系尋求幫助等。因此工人最終傾向于集體沉默,即使發(fā)生了集體行動,除了個別情況之外,也都是發(fā)生在底層。而各級單位和地方政府作為一種“有效的縱向緩沖”,減輕了改制帶來的工人對與改革本身和體制的沖擊,保障了整體的穩(wěn)定。 “有限的橫向聯系”與“有效的縱向緩沖”作為國家正式制度的產物,使得遭遇改制和下崗的工人傾向于采取集體沉默,即使發(fā)生了集體行動,也是低層級、小范圍的。它們是在改革進程中使得社會整體穩(wěn)定的兩個重要的穩(wěn)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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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1
【分類號】：D663.1;C912.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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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47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