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現(xiàn)實意義——兼以江蘇調查為例，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編者按：中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與之相關聯(lián)的人力資源、社會發(fā)展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本組文

章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以展示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關注點和研究方法的豐富性。鄭真真的文章簡要回顧了生育意愿研究在國內外的發(fā)展及其在不同人口發(fā)展階段的實用意義，以江蘇的調查個案討論了在低生育率地區(qū)符合二孩政策夫婦的生育意愿、生育計劃及其向生育行為的轉化，認為理想子女數(shù)、生育意愿和生育計劃是逐步接近現(xiàn)實的三個層次。與理想子女數(shù)相比，生育意愿和生育計劃更具有政策相關性和實用價值。楊菊華的文章探討了教育與縱向社會流動的關系，使用具有全國代表性數(shù)據(jù)，分析因地域流動等原因引起的父母構成變化與１７一１８歲青少年高中教育機會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人口流動并不一定總是帶來積極的教育后果。父親流動而與留守母親同住的孩子具有最大的教育優(yōu)勢，母親流動而與留守父親同住的孩子的高中教育機會較差。陳友華等的文章則對社會上出現(xiàn)的“剁女”問題進行質疑，以實證的資料證明目前

中國女性過剩實屬偽命題，認為女性在各年齡組及受教育程度下都基本處于短缺狀態(tài)，而刺女概念本身不過

體現(xiàn)社會對女性單身生活方式的排斥而已。王同存的文章則從中國避孕節(jié)育政策、避孕節(jié)育技術的進展以及避孕節(jié)育使用等方面，對中國實施計劃生育以來的避孕節(jié)育歷程進行了梳理與分析，豐富我國避孕節(jié)育及計劃生育歷史體系的考察。

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現(xiàn)實意義

——兼以江蘇調查為例

鄭真真

內容提要本文簡要回顧了生育意愿研究在國內外的發(fā)展及其在不同人口發(fā)展階段的實用意義，介紹了從生育意愿到生育行為的決策過程，并以江蘇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調查結果為例，討論了在低生育率地區(qū)符合二孩政策夫婦的生育意愿、生育計劃及其向生育行為的轉化。作者認為，理想子女數(shù)、生育意愿和生育計劃是逐步接近現(xiàn)實的三個層次，每個層次在數(shù)量上逐級遞減，具有明確的數(shù)量和時同的生育計劃更有可能轉化為生育行為。而這三個指標隨時問變動的穩(wěn)定性也是逐級遞減的，理想子女數(shù)最為穩(wěn)定，生育計劃短期改變的可能性更大。與理想子女數(shù)相比，生育意愿和生育計劃更具有政策相關性和實用價值。

關鍵詞理想子女數(shù)量

生育意愿

生育計劃

生育行為

生育意愿研究回顧：人口轉變后的研究需求由于生育意愿與人們的生育行為相關聯(lián)，對

生育意愿的研究由來已久。不過，不同國家或地

區(qū)在不同的人口發(fā)展階段對生育意愿的關注視角和研究動機并不相同。在第一次人口轉變階段，

由于主要矛盾是存在未滿足的避孕需求，關注的

焦點是避孕節(jié)育的社會接受程度和服務的普遍可

１０

萬方數(shù)據(jù)

得，尤其在發(fā)展中國家，研究重點和項目的目標在

于提高避孕使用率，減少非意愿的妊娠，降低生育率。邦戈茨的生育模型ｑ）以人類自然生殖力作為參照基礎，總結歸納了婚姻、避孕、人工流產和產后不孕期對總和自然生殖率ＴＦ（假定為１５．３）的抑制作用（１Ｈｔ＝Ｑ?ｃ。?Ｃ。?Ｃ；?ｒｒＦ）。當時，婚配年齡和避孕行為是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倡導晚

婚和推動避孕節(jié)育，成為降低生育率的工作重點。

此外，人工流產的合法性和服務可及性不僅影響婦女健康，也會直接影響非意愿生育。由于存在大｛交非意愿妊娠導致的出生，這個階段的普遍現(xiàn)象是生育意愿低于乍育率。

更多的研究發(fā)現(xiàn)，僅靠避孕服務還不足以有效降低生育率。在避孕服務普遍可及的情況下，生育觀念及其主導的生育決策是影響避孕使用的重要岡素，而夫婦的生育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經濟、文化和政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婦女受教育程度、婦幼保健、婦女就業(yè)等因素也對生育決策有決定性的作用。有學者分析了２０世紀７０一８０年代近７０個發(fā)展中國家的調查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生育意愿的下降強化了避孕動機，提高了避孕使用率，從而有效地促進了生育率下降②。該研究結果證明，生育意愿是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在避孕服務普及之后，降低生育率的難點在于降低生育意愿，而不是減少“不想要”的生育；或者說，生育意愿的轉變和避孕服務的普及對生育率下降的作用都很重要，不應當輕視生育意愿的作用。因此，這個階段很多關于生育意愿的研究重點是降低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最終目的在于降低生育率。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后，一部分發(fā)達國家的生育率從戰(zhàn)后嬰兒潮快速回落，人口生育水平不斷

下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婚育模式從傳統(tǒng)型向更

為自由多樣化的現(xiàn)代型轉變，婚育年齡推遲，婚姻不再成為生育的必要條件。在這個被稱為第二次人口轉變的階段，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已經發(fā)生變化，自然生育率已經失去了參照意義。面對

多種選擇，人們的生育行為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

理性決策主導。邦戈茨③總結了人口轉變后的社會中低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提出了在這一階段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論框架，此后Ｍｏ刪將這個

理論框架構造為低生育模型，即：

萬方數(shù)據(jù)

睪海２０１１．２

。Ｉ’Ｆ’Ｒ＝ｆｊ。Ｆ：’Ｆｇ’Ｆｊ‘ｆｊ。Ｆ：‘ＩＰ

該模型不再以自然生育力為參照，而是以意愿生育數(shù)量（ｍ）為參照，平均意愿生育數(shù)量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差距取決于提升因素和抑制因素的作用。其中，提升因素為Ｆｕ（非意愿生育）、Ｆｒ（替補效應）、Ｆｌ（性別偏好），抑制因素為Ｆｔ（進度

效應）、Ｆｉ（不孕效應）和Ｆｃ（競爭效應）。作為估計生育水平的主要參照，對生育意愿的調查和研究

引起了更多行為與社會科學、尤其是從事與人口相關研究學者的重視，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是主要內容之一。

研究發(fā)現(xiàn)，生育意愿隨時期變動，雖然與生育

率相關但不相同。ｋ觀察并總結了美國培一３９

歲白人婦女的對生育數(shù)量期望的變化。通過不同

跟蹤調查得到的理想子女數(shù)或期望子女數(shù)在二戰(zhàn)

后迅速上升，從３左右升至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問的峰

值３．５，隨后快速下降，并于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后期

穩(wěn)定在２．３左右⑤。ｋ還根據(jù)已有的不同時期

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一對夫婦所期望的子女數(shù)受到他們對未來社會經濟狀況預期的影響，生育計劃也會隨著生活經歷不斷改變，因此他提出了移動目標理論，定量地闡述了生育意愿變

化與時期生育率變化的關系。此外，ｋ還進一

步討論了收集和使用生育意愿數(shù)據(jù)時需要注意的問題，首先是測量本身的問題，其次是生育意愿隨

時間變化、不宜用于預測生育率，并提出需要長期跟蹤同一隊列以得到更為完整可靠的實證數(shù)據(jù)。例如，美國全國青年跟蹤調查（ＮＩ＆叩９）從１９ｒ７９年開始至２００６年連續(xù)詢問了同一隊列的生育意愿（對“您想要或再要幾個孩子？”的１６次回答），使

研究者得以觀察和分析近３０年的變化過程。研

究結果發(fā)現(xiàn)，僅有４３％的婦女實現(xiàn)了她們２４歲時的生育意愿，而其他“脫靶”的人多數(shù)沒有達到意愿的生育數(shù)量⑥；而且隨著年代的推移，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數(shù)緩慢下滑，逐漸接近至４０歲的實際生育數(shù)量（１．９ｒ７）。

低生育率國家的共同特點，是生育水平長期低于生育意愿⑦，不過理想子女數(shù)量則相對穩(wěn)定。

日本結婚ｌＯ年以內的５０歲以下婦女報告的理想子女數(shù)在１９８２年為２．５６；２００２年為２．３９，２０年間的變化只有０．１７，較為穩(wěn)定；但同期的總和生育

率卻從１９８５年的１．７６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９⑧，

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現(xiàn)實意義

不僅在數(shù)量上遠遠低于理想子女數(shù)，而且下降速

度更快、下降幅度更大。長期的低生育率引起了不少國家政府的擔憂，這些低生育地區(qū)的社會政策關注點，已經轉移到通過各種努力幫助人們實現(xiàn)自己的生育意愿。因此不少研究應用低生育模型。注重分析生育抑制閡素的作用，旨在弱化或改

變阻礙實現(xiàn)生育意愿的因素，提高生育率。

在有關生育意愿的調查中，常常用理想子女

數(shù)代表生育意愿，這是個相對簡單易得的指標。不過研究者們普遍認為，理想子女數(shù)反映的是個

人價值和生育觀念，而不是預測生育率的有效指

標�？梢哉J為理想子女數(shù)是生育數(shù)量的上限，調查得到的生育意愿往往低于理想子女數(shù)，而最后

的實際生育結果往往低于生育意愿。Ｍｉｕｅｒ等在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專門研

究和討論了生育期望、意愿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從意愿到行為的序列決策和作用過程⑨，

即

生育動機一生育意愿一生育打算一生育行為一生育率。

Ｍｉｌｌｅｒ認為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是具有時間

和數(shù)量維度的測量，并提出了具體的測量工具＠。這些多維度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通過共同的作用影響生育行為，逐步轉化為現(xiàn)實，其影響路徑如

圖ｌ所示。其中，生育動機是在先天因素（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和生活經歷中獲得的經驗因素（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此后諸多對于生育意愿和生育

行為關系的微觀定量分析，多少都沿用了這一分析路徑和多維度的測量工具。

圖ｌ從生育動機到生育行為的影響路徑

‰Ｐｌ砌ｃｔＥ枷ｔｙＢ粕盯ｉＩｌＭ村ｒｉｅｄｃ咄？Ｊ０ｕｍａｌ責料來源：Ｍｍ凹，Ｗ．舯ｄ

Ｐ蜮ａ，Ｄ．蝴ｏｒａｌ

Ｉ“融訪∞８：Ｗｈｉｃｈ

０ｆＡ刪跏

ｃｉ８ｌ腳捌崎，１９９５，２５（６）：５３０一５５５

圖ｌ其實是一個比較簡潔的示意圖，其實生育行為最終能夠成功并影響生育率，還受到避孕和生育力等因素影響（Ｍｉｌｌｅｒ在其文章中用另一張圖表達了這種影響），而期望和打算也會受到內部和外部影響因素的作用隨時間調整改變。圖ｌ對

研究生育意愿的重要啟示是，人的生育行為是從

１２

萬方數(shù)據(jù)

觀念形成到決策并訴諸行動的一個復雜序列過

程，受到各個環(huán)節(jié)不同因素的影響，如果僅用任何

單一指標來表達或研究，難免會因過于簡化而推

演出錯誤結論。

中國有關生育意愿的研究：條件限制與決策需求

中國雖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有關生育意愿

的調查卻起步較晚，歷史資料尤其缺乏。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開展了一系列人口和生育方面的全國性調查，一些地區(qū)性調查中開始包括群眾生育意愿的內容。盡管只是通過一兩個問題簡單了解群眾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和性別，不過仍可以看出不同地區(qū)和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隨時代的變化⑩。

在２０世紀的最后２０年間，大部分地區(qū)群眾的理

移，城鄉(xiāng)居民都向“兒女雙全”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和理想子女數(shù)量和性別的問題。盡管三次調查的問

表性，仍可大致作個比較：三次調查得到的平均理

已婚婦女，則１９９ｒ７年和２∞１年的調查結果為

１．７７和１．７５＠。從這三次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群中的最低行列。當然，國內相關研究都指出在關于理想子女數(shù)的觀念上，存在明顯的城鄉(xiāng)差距和

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普及全國的計劃生育工

想子女數(shù)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隨著年代的推性別結構靠近。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實

施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調查中，都設計了有關題或答案設計有差別，不過調查樣本具有全國代

想子女數(shù)分別為１．７４，１．７０凹和１．７３；如果只包括

眾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相當穩(wěn)定，而且最高也沒有達

到１．８。這個水平處于目前全世界生育意愿調查

地區(qū)差距，且與婦女本人現(xiàn)有子女數(shù)量高度相關。

而且，這些調查或多或少會受到現(xiàn)實條件的限制。

作推動下，中國的人口形勢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而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變革，以及８０年代以后制訂實施的生育政策，又在不同階段

從各方面影響到群眾的生育行為。面對如此快速

和原因復雜的變化，在中國開展生育意愿的研究

受到極大挑戰(zhàn)：（１）對于１９７０年代的生育意愿只有回顧性的調查，因此無法全面了解中國人口生

育意愿的變化過程，例如難以判斷當時是否因為生育意愿的下降促進了避孕使用的推廣；（２）在已經有明確政策規(guī)定一對夫婦可以生育的子女數(shù)量

睪海２０１１．２

之后，再詢問他們希望生幾個孩子，似乎已經不合乎邏輯；（３）在調查中使用“理想子女數(shù)”的時候，無法擺脫生育政策的限制，即在生育政策已經被廣大群眾了解且在多數(shù)人當中實施的情況下，很難判斷群眾的回答究竟是真正意義上的理想，還是對政策的服從；（４）由于生育政策詳細規(guī)定了數(shù)量和兩孩間隔，致使一個地區(qū)的牛育行為具有較研究。這些調查結果顯示，盡管政策允許生兩個

孩子，獨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與非獨生子女沒有顯著差別，城市獨生子女并非都認為有兩個孩子最理想，認為理想子女數(shù)為一個的比例接近一半或更高，同時他們對子女的性別偏好較弱＠。最近在一些城市中開展的調查除了與以上調查有相似的發(fā)現(xiàn)之外，更揭示了獨生子女青年的實際生育強的同質性，深入的生育意愿研究受到很大局限。

由于諸多局限，對于生育意愿調查是否反映了真實情況，難免存在各種質疑。例如，由于“只生一個好”有可能成為調查員對調杳對象的引導，使人擔心調查得到的生育意愿會系統(tǒng)性的偏低。而這種質疑已不僅針對科學探索，而是隱含著對一旦發(fā)生政策變化、生育水平將很快上揚的擔憂。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中國的生育水平總的呈現(xiàn)下降趨勢，目前已經連續(xù)多年穩(wěn)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不過仍有觀點認為，這種低生育水平主要是計劃生育強有力的政策推行所致，而并非由于生育觀念的真正轉變，因此具有不穩(wěn)定性和不確定性。盡管有關生育意愿的調查研究受到種種局

限，但“理想子女數(shù)”被作為了解群眾生育觀念的

重要指標，一直受到決策者和學者的重視。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簡單的“理想子女數(shù)”已經被賦予了政策重負。例如有些地區(qū)在調查獲得的理想子

女數(shù)高于政策允許的平均生育水平后，認為這是

超生風險的警示，并以此為依據(jù)進一步加強生育控制的行政力度。

進入２１世紀以后，第一代獨生子女陸續(xù)進入婚育年齡，為生育意愿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大部分以一孩生育政策為主的地區(qū)，生育政策規(guī)定如果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申請生育第

二個孩子，有些農村地區(qū)還規(guī)定夫婦一方是獨生子女可以申請生育第二個孩子。還有一部分省市

在計劃生育條例中放寬或取消了對生育間隔的明確規(guī)定。于是在城市和計劃生育工作開展得比較早、生育政策執(zhí)行較好的農村地區(qū)，越來越多的夫婦在生育數(shù)量和生育時間方面會有更多的選擇。

同時由于中國的避孕節(jié)育服務和人工流產普遍可

獲得。婦女可以及時終止非意愿妊娠，夫婦的生育決策就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在這一背景下，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條件和意義，出現(xiàn)不少在城市中開展的有關獨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調查

萬方數(shù)據(jù)

數(shù)鼉和生育計劃低于生育意愿的現(xiàn)象＠。

由于適用于獨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不同，他們的生育意愿具有了更為現(xiàn)實的含義。獨生子比例較高的地區(qū)，每年新生嬰兒都是以一孩出生為主。獨牛子女夫婦有九成還是三成牛兩個孩子，將會得到極其不同的人口預測結果。例如對“四二一”模式家庭的討論，就是基于獨生子女夫婦仍然只生一個孩子的假設，相關的討論主要關注這類家庭模式可能具有的相對劣勢。不過，在對未來人口趨勢進行預測或模擬時，基于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一些人口預測假設９０％的獨生子夫婦都會生兩個孩子，所以認為“四二一”模式不會是普遍現(xiàn)象。

獨生子女夫婦會有多大可能生兩個孩子，會有多大比例生兩個孩子？如果他們認為兩個孩子最理想，自己是否會生兩個孩子？如果生二孩，要等多久再生？雖然諸多在獨生子女中開展的調查發(fā)現(xiàn)，打算生兩個孩子的獨生子女不是主流，而且實際上只有極低比例的獨生子女夫婦生了兩個孩子。不過，由于這些獨生子女較為年輕，大部分剛剛進入婚育年齡，在有了一個孩子之后，他們還有將近２０年的時間選擇再生一個孩子，因此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由于在某些省市這些獨生子女群體數(shù)量龐大，占３０歲以下人口比例已經超過一半＠，他們的生育行為將會影響未來人口變動趨

勢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并必然導致不同的社會經

濟后果。因而，無論對于制定政策還是研究或人口預測，尋找這些問題的明確答案都很鶯要。

所有打算建立家庭的人，心中可能都會有一個理想的家庭結構。在具體分析生育意愿，并把這種意愿和實際行為相聯(lián)系時，應當根據(jù)圖ｌ所示的影響路徑考慮：（１）理想狀況：反映了一種社會倡導或普遍認可的觀念，一般認為理想狀況是實際生育水平的上限；（２）生育意愿：年輕夫婦對自己小家庭的想象和憧憬，但是這種意愿會隨著

１３

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現(xiàn)實意義

人生經歷和條件的改變而不斷調整；（３）生育計劃／打算：夫婦或婦女本人對自己下一步生育的明確

計劃，如要幾個孩子、什么時候要、間隔多長、甚至要男孩還是女孩等；（４）生育結果：即使有了生育

打算，仍需要落實，才會真正對生育數(shù)量作出貢

獻。這四個層次實際上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我們已經通過不同規(guī)模的問卷調查對理想狀況有比較多的了解，“一對夫婦兩個孩子且兒女雙全”是最為普遍的理想家庭模式。對生育意愿的了解則在較大程度上受到當?shù)厣叩木窒�，不過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也有越來越多的調查了解他們的生育意愿，結果發(fā)現(xiàn)并不是所有的獨生子女都希望要兩個孩子。而對于生育計

劃或打算，已經有調查顯示很多青年即使認為最理想的是有兩個孩子，自己也沒有再生第二個孩子的打算⑥�？梢哉f在現(xiàn)有的生育意愿研究中，

我們還缺少對于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的了解，而這也是

所有理想、愿望、計劃、嘗試最終轉化為嬰兒的出

生、從而影響生育水平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關聯(lián)：

來自江蘇的實證研究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由江蘇人口和計劃生育委

員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聯(lián)合組成的“江蘇省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研究”

課題組，在蘇南、蘇中、蘇北六個縣／市開展了生育

意愿和生育行為基線調查和跟蹤調查，調查方式

包括問卷調查、組織座談會和深入訪談，了解符合不同生育政策群眾的生育觀念、生育意愿、生育計

劃以及生育行為，了解社會、經濟、家庭以及政策

等因素對生育的影響。課題組尤其關注符合生育

二孩政策夫婦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計劃，希望

了解在生育政策允許的情況下、有多少夫婦會選擇并確實生第二個孩子。

江蘇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和總和生育率長期穩(wěn)定在較低水平，屬于已經完成第一次人口轉變的

地區(qū)。江蘇計劃生育條例規(guī)定全省城鄉(xiāng)基本實行

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３０多年來累積了大量獨生子女家庭，部分地區(qū)的一孩率已高達９０％以上。這些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后出生的獨生子女已

陸續(xù)進入婚育年齡。江蘇省計劃生育條例除規(guī)定

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同時１４

萬方數(shù)據(jù)

還規(guī)定農業(yè)人口或女方為農村居民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生二孩，越來越多的夫婦符合生育二

孩的政策規(guī)定。在生育率較低、長期以一孩出生

為主的情況下，他們生育二孩的行為將對未來人口變動產生重要影響。通過調查，課題組摸清了

與當前生育政策相對應的生育現(xiàn)狀，尤其是符合生育二孩政策婦女的生育現(xiàn)狀，對生育意愿一生

育計劃一生育行為之間的關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對影響城鄉(xiāng)婦女生育決策的主要因素有了較為明

確的認識＠。２０１０年的跟蹤調查則為我們提供了

生育計劃向生育行為轉化的實證。

課題組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在張家港、太倉、海

安、如東、東臺、大豐六縣，市開展了基線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問卷調查通過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

分別抽取了２４個居委會和２５個村委會，在抽中

的社區(qū)調查所有１８—４０歲有本地戶籍的育齡婦女，調查時點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最終有效調查樣本為１８６３８人。問卷調查內容包括：（１）個人和家庭的基本情況；（２）丈夫及其家人的基本情況；（３）孕產史和避孕現(xiàn)狀；（４）生育意愿、有關生育的

觀點、生育計劃及再要孩子時主要考慮因素等。課題組還于２００ｒ７年６—７月在六縣／市開展了收集定性資料的實地調查，共訪問了１５個村委會和１２個居委會，與約２００名育齡群眾和社區(qū)干部、計生干部等進行了深入訪談，并與省、地市、縣計生部

門開展了座談。

調查發(fā)現(xiàn)，這些縣，市在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效，自覺按

照政策生育已經成為育齡群眾的普遍做法。群眾

的生育決策是理性的。盡管已有越來越多符合政策可以生兩個孩子的夫婦，但他們生育子女的數(shù)量沒有出現(xiàn)與生育政策相應的增加。只有１０％

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婦女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即便在３５—３９歲的婦女中，生兩個孩子的也

只有不到３０％。當育齡夫婦在生育數(shù)量和生育

時間上有更多的選擇時，他們的生育行為表現(xiàn)出個性化和多樣化，而不是整齊劃一的模式。

基線調查結果說明在生育數(shù)量方面，政策、意

愿、計劃與現(xiàn)實的行為之間存在差距，不應當把它

們簡單地等同對待。按照當?shù)厣�，平均�?/p>

對夫婦可以生育１．２８個孩子，但是調查得到的已婚婦女實際曾生子女數(shù)平均為Ｏ．９９個，低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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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現(xiàn)實意義——兼以江蘇調查為例，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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