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館藏一組玉片,出土于云南晉寧石寨山滇王大墓,名之"滇王玉衣"。揆諸史料,無論是從數(shù)目、工藝、面積還是出土狀況來看,其與漢代斂葬玉衣都存在顯著差異,然與文獻中記載的"鱗施"高度相似。本文對石寨山6號墓出土玉片的產地及定名等問題展開討論,認為其為滇國本土所制,且坯片部分宜稱"鱗施"而非"玉衣"。"鱗施"的出現(xiàn),是彼時厚葬之風與貴玉觀念在滇地盛行的體現(xiàn),亦是古代云南邊疆與中原政治聯(lián)系、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證。 

【文章來源】：文博. 2020,(03)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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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晉寧石寨山M6出土穿孔玉片及殘玉璧片（引自《中國博物館·云南省博物館》第50頁）

又如邯鄲戰(zhàn)國趙王陵出土的穿孔玉片178枚[30]，輝縣戰(zhàn)國墓地2號墓出土的置于墓主人胸部的穿孔玉片22枚[31]，戰(zhàn)國晚期中山王墓出土的穿孔玉片200余枚[32]，學者們認為，這些都有可能是當時貴族使用的斂葬玉——鱗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發(fā)掘的山西潞城戰(zhàn)國初期7號墓葬，在該墓槨室的西側，出土了110枚方形穿孔玉片[33]，這些玉片呈帶狀有序排列，乍看似上述真山大墓出土鱗施的上半部。發(fā)掘者并未對出土玉片用途加以進一步闡釋，但有研究者指出，“這條用玉片編結成腰帶狀的東西可能也是鱗施，是戰(zhàn)國低等級貴族模仿當時諸侯王一級貴族使用鱗施殮葬的結果”[34]。由于該墓未經擾動，得以察知鱗施在墓葬中的原始形態(tài)（圖二）。這也提示，鱗施未必只能覆蓋于死者尸體之上，它在墓葬中的具體位置，可能就實際情況有所調整（圖三）。從以上出土鱗施的墓葬規(guī)格及墓主人身份地位來看，鱗施多出土于中高級墓葬，墓主人生前地位普遍較高，多為諸侯國國君一級人物，如中山國國君、趙國國君、魏國國君。而山西潞城縣戰(zhàn)國初期7號墓的主人，據考證為韓國下大夫[35]，這說明低級貴族亦有用鱗施斂葬的情況。從墓主人的性別來看，以上大墓的主人皆為男性，這一點與漢代玉衣男女皆見使用的情況有所區(qū)別。從墓葬年代來看，鱗施至遲出現(xiàn)于春秋時期，戰(zhàn)國中晚期已普遍使用。魏鳴先生曾對北洞山楚王墓的玉片進行綴合復原，推測鱗施“可能流行于戰(zhàn)國至西漢前期”[36]。石寨山6號墓屬西漢中期[37]大墓，去戰(zhàn)國不過百年，其時，鱗施這一斂葬形式想必不會完全銷聲匿跡。據劉尊志先生的研究，西漢諸侯王使用斂葬玉衣具有一套嚴格的制度，“異姓諸侯王及謀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斂葬”[38]。歸附西漢王朝的滇國國君，賜封“滇王”，大致相當于列侯一級，斂葬用“鱗施”而非“玉衣”，可謂是符合其身份的平情之舉。

有學者認為，玉衣由鱗施演變而來[39]。但在文化功能上，二者存在顯著差異。漢代以玉衣作為斂葬用玉，在時人看來，既能體現(xiàn)使用者顯赫的身份和地位，又具有保護尸身不朽的特殊功能[40]。而鱗施則不同，學者們大都認為鱗施源于對戰(zhàn)爭時所用甲衣的模仿，這一推測得到了考古資料的證實[41]。陳斌曾就邯鄲趙王陵出土玉片進行綜合考察，將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甲片形制與之對比分析，最終得出趙王陵玉片即玉鎧甲片的結論[42]，這從側面反映了鱗施與甲片之間的密切關系。根據袁勝文先生的研究，“鱗施是用玉片模擬甲衣片殮葬”，能夠體現(xiàn)墓主人顯赫身份及卓著武功[43]。鱗施的使用與彰顯軍功緊密相聯(lián)，構成其區(qū)別于漢代殮葬玉衣的又一特征。在石寨山6號墓還出土了一件疊鼓形貯貝器，它的器蓋上鑄有騎士5人、士兵17人、馬5匹。畫面中央是一高大將領，跨馬持韁，頂盔貫甲，執(zhí)戈殺敵，威風凜凜，推測為墓主人生前形象。整個場面“表現(xiàn)了進攻一方持兵躍馬馳騁疆場，敵方頑強抵抗直至慘敗的情景”[44]，這或許正是墓主人生前親歷的某場戰(zhàn)爭的真實寫照。揆諸考古資料，“滇人尚武”顯系事實。滇文化遺址出土的眾多文物中，兵器數(shù)量最多，且種類十分齊全[45]，這充分說明軍事活動在滇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如此，在象征意義上，鱗施較玉衣似乎更能彰顯滇王戎馬一生所立下的赫赫戰(zhàn)功。鱗施的使用，同戰(zhàn)爭場面疊鼓形貯貝器及陪葬的眾多兵械一道，是“尚武”觀念在喪葬禮儀中的直接體現(xiàn)，成為滇文化喪葬制度的重要內容。然則以上出土玉片大都具有穿孔，滇王墓葬中的這套鱗施為何未見穿孔呢？易學鐘先生早年提出“半成品”[46]的假說，研究者后多以此作為這批玉片未見穿孔的直接原因。細加考索，這一問題有待商榷。玉斂服所用玉片未經穿孔的情況不獨見于滇王墓葬。201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于米脂縣臥虎灣M103西漢早期墓葬中發(fā)現(xiàn)覆蓋在墓主人臉部與腳部的玉片280枚，發(fā)掘者將其判定為“玉覆面”和“玉鞋”，其中玉覆面計98片，修復后長38.5、寬29.2厘米，玉鞋（一雙）共計182片，修復后長27.5、高16、寬11.7厘米[47]。與以往金縷、絲縷穿墜而成的玉斂服有所不同，覆面、玉鞋所用玉片大多并無穿孔，參加修復工作的黃曉娟研究員指出：出土時玉片間的排列關系基本未受擾亂，故而埋葬時這些玉片的位置應當是固定的，推測“玉片很有可能是纏繞縫綴或利用某些粘合劑固定在紡織品表面”的[48]。此說可以用來解釋滇王鱗施未見穿孔的原因。類似的情況亦見于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玉衣軀干部位的玉片多由殘飾件雜湊而成，厚薄不均，周邊不整，片上無孔，清理者同樣認為“組合方法為正面以絲帶縱橫和斜向交叉地粘聯(lián)，背后用麻布貼襯”[49]。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陜西米脂臥虎灣戰(zhàn)國秦漢墓葬發(fā)掘簡報[J]. 邢福來,周健,李平樂,楊帆,康寧武,何存禮,葛林,劉軍幸,喬建軍.  考古與文物. 2019(03)
[2]再議西漢南越王玉衣[J]. 古方.  收藏家. 2019(02)
[3]“鱗施”與“珠襦”考[J]. 袁勝文.  中原文物. 2017(01)
[4]陜西米脂漢墓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科學分析與研究[J]. 黃曉娟,艾劍,王麗琴,嚴靜,趙西晨,曹銘婧.  考古與文物. 2016(05)
[5]西漢諸侯王墓斂葬玉衣及相關問題[J]. 劉尊志.  中原文物. 2011(04)
[6]玉石覆面研究[J]. 袁勝文,石文嘉.  中原文物. 2009(03)
[7]試論戰(zhàn)國趙王陵玉片的性質[J]. 陳斌.  邯鄲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 2005(02)
[8]滇國青銅文化中的珍品——疊鼓形貯貝器[J]. 佟偉華.  中國歷史文物. 2002(03)
[9]蘇州真山D9M1玉器分析與研究[J]. 陳瑞近,陸雪梅.  東南文化. 2000(05)
[10]試析周代的葬玉對漢代玉衣的影響[J]. 林蘭英.  東南文化. 1998(02)



本文編號：349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