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圍繞"北京八景"進行的詩文唱和和圖畫創(chuàng)作,是明初永樂朝遷都過程中一項重要的藝文活動。其存留的詩文文本和相關視覺材料,為我們重構明初的藝文創(chuàng)作世情與文化政治生態(tài)提供了雙重的視角。不過,由于文本和圖像之間錯綜復雜的離合關系,該專題研究迄今為止仍然存有不少滯礙。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對王紱《北京八景圖》真?zhèn)螁栴}的研究�，F(xiàn)存最早的《北京八景圖》實物圖像遺存,庋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本）。此畫作原為清宮舊藏,畫卷由八幅各自獨立的水墨紙本 

【文章來源】：新美術. 2020,41(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23 頁

【部分圖文】：

《北京八景圖》國博本“居庸疊翠”卷后跋文

上述諸家對國博本真?zhèn)螁栴}的討論,無疑深化了王紱《北京八景圖》研究,但相互抵牾的觀點顯然是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為了突破既定的論證邏輯,本文另辟蹊徑,提出并討論諸家皆忽視的一個問題:倘若國博本屬于王紱《北京八景圖》副本或摹本,那么,《北京八景圖》祖本的創(chuàng)制過程與視覺形態(tài)如何?其與作為副本或摹本的國博本又是何種關系?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叢考《北京八景圖》祖本、詩文諸刻本與國博本之關系。一 《北京八景圖》祖本、詩文諸刻本及國博本關系叢考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審視一下國博本跋文的視覺形態(tài)。各景本幅后除了(楊榮)注文外,尚有九首七律題跋其上,其中第四首到第九首,皆是在詩文左側題署作者名字,詩文內(nèi)容及相應作跋人亦與刻本所載吻合。第一首到第三首,由于作者款識不全且錯亂無序,辨識起來相對困難。不過,對照張光啟刻本內(nèi)容,可以很明確地獲知前三首七律的作者從右到左依次是鄒緝–胡儼–楊榮三人。以國博本《金臺夕照》卷后跋文為例(圖3)。第一首鄒緝七律,除了張光啟刻本外,亦緝錄于《帝京景物略》(1635年刊行)和《天府廣記》等文獻。《帝京景物略》“黃金臺”條下,輯錄有鄒緝《黃金臺晚望》詩,詩文與國博本鄒緝詩跋僅一字之別。31 第二首胡儼七律,見錄于胡儼個人文集《頤庵文選》“北京八詠”詩文,32 其另外七首亦與國博本各景后胡儼詩文相合。在鄒緝七律詩文左側,多有“胡儼”署款并鈐其“若思”與“祭酒私印”。該作品入藏乾隆內(nèi)府并被《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時,著錄者阮元依照卷中第四首到第九首詩文和作者署款的格套,想當然地將鄒緝七律左側的胡儼署款視為鄒緝詩文的署款,從而產(chǎn)生張冠李戴的錯誤。33 不過,這樣的署名錯序并未出現(xiàn)于國博本第五景“居庸疊翠”后(圖4)。該幅九首七律,除第一首未署鄒緝名款外,其余八人皆在其七律左側中部署款。史樹青顯然已經(jīng)注意到了“居庸疊翠”后署款“多楊榮一人”。34 遺憾的是,他只是困惑于這種“亂象”,并沒有將其轉化為識讀國博本諸跋作者歸屬的線索。第三首楊榮七律,見錄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日下舊聞考》武英殿刻本,言及詩文乃抄錄于《燕山八景圖詩》。35 再看國博本各景后詩跋書寫風格,同一作者名下,其跋文書寫風格完全相同,當系同一人執(zhí)筆題寫于各景后。以楊榮(圖5)和胡儼(圖6)為例,卷中各自名下的八首七律綴合在一起加以比較,可以準確辨識出國博本八景后詩文作者、書寫者及其各景跋文之間的邏輯關系。據(jù)此可知國博本各景后詩文文本的視覺形態(tài),即從右到左依次為楊榮景觀注文–鄒緝七律–胡儼七律–楊榮七律–金幼孜七律–曾棨七律–林環(huán)七律–梁潛七律–王洪七律–王英七律。除楊榮景觀注文外,其跋文序列與《北京八景圖》祖本完全吻合,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國博本與祖本之間特殊的親緣關系。圖4《北京八景圖》國博本“居庸疊翠”卷后跋文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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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帝都勝游 朝鮮本《北京八景詩集》對《石渠寶笈續(xù)編》的補充與修正[J]. 衣若芬.  紫禁城. 2015(09)
[4]燕云入畫——《北京八景圖》考析[J]. 李若晴.  新美術. 2009(06)
[5]王紱北京八景圖研究[J]. 史樹青.  文物. 1981(05)



本文編號：348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