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年底的中東北非地區(qū)，發(fā)生了一場持續(xù)至今、波及到幾乎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動蕩。這場源起于一位突尼斯年輕人自焚的偶發(fā)事件，最終點燃了長期以來中東北非地區(qū)強人政治下民眾積壓的憤怒之火，如多米諾骨牌一般迅速蔓延到整個中東北非地區(qū)，給中東北非阿拉伯地區(qū)帶來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歷史變革。它吹皺了阿拉伯地區(qū)看似一潭死水的專制體制，給許多研究者不曾看好的中東地區(qū)的民主轉型帶來了可能。然而，這場被許多西方媒體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社會運動，卻在中東北非阿拉伯地區(qū)具有相同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國家，，產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在出現一系列社會抗爭運動的國家中，影響最大的是突尼斯、埃及、也門、敘利亞和利比亞這五個威權體制國家，而海灣地區(qū)如沙特和巴林等君主制國家則在經歷短期的社會振蕩之后，以不同方式恢復了之前的統(tǒng)治秩序。發(fā)生政治轉型的5個國家，都是伊斯蘭信仰的威權主義國家；除敘利亞的巴薩爾在2000年才繼承執(zhí)政30多年的父親，執(zhí)政時間稍短之外，其他四個國家的執(zhí)政者都在20年以上；經濟發(fā)展問題很大，但是同時也獲得了一定的發(fā)展。本文針對這場政治轉型，力圖分析在該地區(qū)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威權體制下的國家，發(fā)生政治轉型的相似的條件、行動者的不同策略選擇及引發(fā)的不同轉型的過程、績效以及轉型的前景。政治轉型進程中，五個國家行動者的策略選擇各異，造成了不同的具體的轉型途徑，埃及和突尼斯的統(tǒng)治者退出政壇，也門的執(zhí)政者通過談判下臺，敘利亞和利比亞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內戰(zhàn)，敘利亞的內戰(zhàn)還在繼續(xù)；不同的轉型路徑導致完全不同的績效和轉型前景。本文旨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分析什么樣的具體轉型過程把不同國家引向不同的未來，以及行動者的策略選擇對轉型過程的決定性意義。 本文正文一共包括7個部分。 導論部分對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論基礎、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進行了討論，明確了本文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章對有關中東地區(qū)政治轉型和民主化問題的研究進行了梳理，指出直到2010年之前，“中東例外論”是西方民主化問題研究的主流認知，盡管中東地區(qū)及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并非沒有一點成績，如土耳其的民主化成果，但中東在亨廷頓所說的民主化“第三波”中的缺位，則似乎進一步強化了民主不適于中東的偏見。盡管存在著這些偏見，但對于中東北非地區(qū)政治民主化問題的研究，仍然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和相對比較集中的核心主題。對于中東北非地區(qū)政治民主化進程的艱難性、伊斯蘭教傳統(tǒng)與民主化的關系以及影響中東北非政治民主化的影響因素和條件（包括石油資源、經濟發(fā)展水平、公眾態(tài)度、公民社會、政體類型和地緣政治格局等）等相關理論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和深入的探討，相關文獻的積累也已達到了一定水平。而國內的相關研究相對薄弱，高質量的研究中東北非地區(qū)政治轉型的成果不多見。 第二章是全文的重點，嘗試對本文的理論框架進行初步構建，提出了政治轉型問題的基本分析框架：“結構-行動者-過程-績效”。這其中，民主化的周期論和條件論屬于政治轉型的結構分析，主要分析了經濟、文化傳統(tǒng)、體制和制度這些結構性因素對政治轉型的影響；“行動者-過程-績效”分析則是政治轉型的過程分析，指出政治轉型中的各方行動者和他們的策略選擇建構了轉型進程、路徑和方式，也最終影響到不同國家政治轉型的績效。結構性條件對政治轉型的作用舉足輕重，但行動者及其行為才是決定政治轉型過程及其結果的最具能動性的變量。 第三章具體分析了中東北非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的結構情境：該地區(qū)盛行的強人-威權體制，系統(tǒng)地分析了該地區(qū)的威權體制的類型、盛行原因和特點；伊斯蘭的文化傳統(tǒng)中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真主主權”、政教合一及部族政治對民主政治文化的影響；在威權政體下，經濟的發(fā)展或不發(fā)展，都會陷入兩難的境地，我們稱為發(fā)展的悖論，經濟畸形的發(fā)展伴隨著嚴重的政治危機；與之相對的是權貴的奢靡和民生凋敝，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現象經過新媒體的報道發(fā)酵，醞釀出越來越濃厚的抗爭情緒。 第四章通過各方行動者在此次事件中的行動策略與博弈，分析了行動者及其行為對政治轉型路徑及其結果的決定性影響。政權當局的政治領袖、政黨、軍隊和警察等行動者中，領袖及軍隊的行動選擇是事件發(fā)展過程的關鍵，決定轉型代價的大小，以及轉型發(fā)生后民主能否建立并得到鞏固；抗爭群體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以說沒有大眾的抗爭，就不可能有威權體制的垮臺，然而政治轉型中的抗爭群體不是轉型節(jié)點上的決定性因素；中東北非地區(qū)，反對派一直活躍在政治的舞臺，2010年底以來的政治變局，給他們帶來了問鼎政權的機會，然而反對派自身也問題重重，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在西方的支持下才艱難地推翻了卡扎菲的獨裁政權，埃及的穆兄會通過民選獲取政權一年后又失去了政權，敘利亞的反對派魚龍混雜等等。但無論如何，政治反對派作為此次事件的行動者是個贏家；外部勢力作為重要的行動者，一直是政治轉型的考量因素，其干預行動在有的國家起到了關鍵作用，如在利比亞，在有的國家則使得局勢更加復雜，如在敘利亞。所以，行動者在政治轉型進程中的不同策略選擇和博弈，型構了各國獨特的轉型路徑和方式。 第五章通過對中東北非阿拉伯地區(qū)政治轉型收益和代價的梳理，對該地區(qū)政治轉型的績效及前景進行了分析評價。政治轉型的陣痛帶來了無盡的傷害，無論經濟上、社會上還是潛在心理上，同時也開啟了無限種可能的未來空間。我們無法在短期內斷言某一具體國家政治轉型的成功或是失敗，是走向陽光的民主大道還是在民主的邊緣苦苦徘徊，但其間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彌足珍貴。 結論部分對整篇論文的基本觀點進行了總結，同時對此次中東北非地區(qū)的政治轉型對后發(fā)現代化國家政治發(fā)展的影響和啟示進行了分析。對于同樣正處在偉大現代化征程中，關鍵歷史轉折點上的中國來說，對中東北非阿拉伯地區(qū)政治轉型得與失的思考，更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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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蘇州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4
【分類號】：D737;D7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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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277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