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西方視角下的中印政治發(fā)展模式比較，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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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英：西方視角下的中印政治發(fā)展模式比較

作者:印度之窗  發(fā)布日期：2015-02-26 00:00:00  被圍觀：615次 

摘 要：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所謂“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35]根據這一解釋，以競爭性的選舉為標志的民主僅僅是良好政治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1959年，還未成為美國總統(tǒng)的肯尼迪曾說：“當今世界還沒有哪一場競爭更值得我們付出時間和精力來關注，那就是中國和印度為爭奪亞洲領導權，贏得亞洲國家的尊重，以及向世界證明哪一種生活方式更好而進行的較量。這場斗爭或許更加微妙而不招搖——甚至它都不被雙方承認——但毫無疑問就是一場斗爭。因為這事關兩個對所有未明確發(fā)展方向和落后的國家最具吸引力的大國”。[1]時隔55年后，這場關于哪一種發(fā)展道路績效更高的較量仍未結束。經濟改革領域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國和印度同時躋身于新興大國的行列，在未來的數(shù)十年中兩國在世界政治舞臺將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他們在全球經濟、政治和安全環(huán)境領域的影響力也是顯而易見的。[2]近20年來，學術界已有許多關于中印對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兩國經濟發(fā)展的模式和績效，以及由此引發(fā)的關于民主、威權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等領域。在經濟增長、社會發(fā)展等方面，國際社會大體上接受中國比印度發(fā)展得更好這一結論，誰能發(fā)展得更好這一問題變成了印度是否能趕上并超過中國的問題。[3]然而，對于中印兩國政治領域的比較研究似乎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已有的許多關于中印政治領域的比較研究也大多集中在政治發(fā)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上。政治大體上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因變量，主要用來解釋兩國經濟發(fā)展的模式、過程及其差別是如何造成的。[4]這些研究說明盡管中印兩國政治發(fā)展的道路、模式完全不同，但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并不太重要。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印度被稱作是穩(wěn)定的民主國家，而中國則是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執(zhí)政體系。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被認為沒有多少共同之處。印度自由民主制度的價值和內在潛力是不言而喻，而中國還沒真正開始從威權國家向民主國家的轉型。從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選舉和政黨、政治參與各方面來看，似乎都缺乏可以比較的對象。

　　中印政治領域的比較涉及發(fā)展中國家應如何評估其民主政治的過程性和實質性定義之間的區(qū)別這一核心話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主質量的研究開始興起。這些研究從本質上突破了將民主等同于自由選舉和競爭性政黨制度的簡單定義，將新興民主國家以及老牌民主國家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予以評價。與此同時，一些傳統(tǒng)威權國家在領袖層更替、法治、反腐敗等方面的改革以及政府效率的提高，使得“威權主義”這一籠統(tǒng)概念已難以評價其政治發(fā)展的方方面面。對中印兩國而言，在民主憲政結構、大眾參與和競爭性選舉等方面，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經穩(wěn)定運行了60多年;然而在政治穩(wěn)定、政治腐敗、責任政府等方面，未能證明比中國更成功。因而，除了民主與威權的簡單對立外，在政治發(fā)展的諸多方面，中印兩國發(fā)展水平如何、各自面臨著怎樣的挑戰(zhàn)，理應受到關注。在對中印兩國崛起尤其是經濟發(fā)展的成就給予極大關注的同時，如何看待兩國政治發(fā)展的水平，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本文旨在梳理西方學界和研究機構對中印政治發(fā)展比較研究的已有成果，為客觀分析兩國政治發(fā)展的績效提供參考視角。

　　一、西方學者對于中印政治發(fā)展的比較

　　西方學界對于中印政治發(fā)展的比較最早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現(xiàn)代化理論的鼎盛時期。亨廷頓、摩爾等人都對中印兩國進行過比較。亨廷頓認為中國1949年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的建立，是20世紀中期最偉大的政治成就，因為一百多年來中國首次建立了一個真正能夠統(tǒng)治的政府;而印度的穩(wěn)定則主要依賴于高度制度化的國大黨和文官系統(tǒng)。[5]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中，摩爾認為“俄國和中國的農民革命代表了現(xiàn)代化的第三條道路”;而既沒有選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沒有選擇東方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的印度，阻礙現(xiàn)代化的因素特別強大，“只有未來才能顯示出印度社會是否有可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及維持或擴展自由民主”。在對印度農村和農業(yè)發(fā)展分析的基礎上，他認為印度為了民主，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棄速度。對印度而言，“無論是采用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強制手段，還是社會主義式的直截了當?shù)母邏赫�，都是有必要�?rdquo;。[6]

　　亨廷頓和摩爾的觀點對于后來中印比較的研究者有非常重大的影響。斯考切波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中再次對于中國的革命道路進行了肯定，在她看來，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在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平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進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一種非常高效的官僚體制。[7]而印度，由于在政治上未能經歷革命，陷入了失敗的困境。[8]20世紀90年代以后，兩國先后啟動經濟改革。許多學者用“奇跡”、“成功”等字眼來贊揚中國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與中國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伴隨著貧困、腐敗、剝削、缺乏安全等巨大的社會代價”。[9]

　　20世紀90年代印度啟動經濟改革以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學界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重大改變。2005年，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弗里德曼和布雷斯·季禮主編的《亞洲的巨人：中國和印度的比較》一書，對盛行于中印比較研究中關于中國“成功”和印度“失敗”的結論進行了辯駁，認為威權主義統(tǒng)治下的中國在發(fā)展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不足以稱之為“成功”，而印度的民主制度也不能稱之為“失敗”。在政治發(fā)展方面，作者認為印度已經建立了能夠提供有效治理的機構和合理制度，具有長期的政治穩(wěn)定性，保障了自由和大眾參與，通過聯(lián)邦主義和妥協(xié)來處理語言、宗教、種族和地區(qū)等社會多樣性問題，政治制度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彈性。與此同時，該書不僅認為在自由和民主參與等領域，中國政治發(fā)展領域幾乎沒有進步，而且還面臨著極高的轉型風險，甚至有可能會走向分裂。[10]在政治穩(wěn)定和政府效率這兩個通常被認為中國表現(xiàn)得更好的領域，該書也予以了反駁。該書認為中國的政治從長遠來看是不穩(wěn)定的，而政府的高效則是因為在中國的威權體制下，缺乏問責制約的政治領導人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集中關注某一特定議題，并動員所有的資源來實現(xiàn)這一目標。[11]總之，該書的幾位作者不僅僅肯定了印度在自由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認為在經濟增長、人類發(fā)展和治理等領域和中國取得了同樣的成就，甚至在公平和治理方面比中國更有優(yōu)勢，而根源就在于印度的政治是民主的。[12]

　　在中印比較研究中，著名經濟學家阿瑪?shù)賮?middot;森也對印度的民主制度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盡管印度的民主制度存在許多缺陷，但總體上是非常成功的，表現(xiàn)為自由選舉制度、多黨競爭制度、基本不受審查的媒體、言論的自由、獨立的司法等等，而且政治參與擴大到印度社會最貧困的邊緣群體中。相反，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決策主要依賴于高層領導，一旦領導層的看法發(fā)生變化，政策就會發(fā)生改變。由于缺乏廣泛的公民權利和政治參與，中國政治在應對大規(guī)模的饑荒方面出現(xiàn)了失敗。[13]

　　在《印度和中國：治理問題與發(fā)展》一文中，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普拉納布·巴爾坦也對于中印兩國的政治發(fā)展及其績效進行了比較。他對于民主制度及其理念進行了充分的辯護，認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能夠避免大的政策失誤，更能包容社會的差異性和各種社會沖突，能夠保證發(fā)展更具可持續(xù)性。但是作者也認為這并不意味著印度的民主制度就不會限制發(fā)展。他認為印度民主政治的特點是“競爭性的民粹主義”，即為了贏得選舉而一味迎合選民短期利益，損害了印度的長期投資，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這正是印度發(fā)展的“瓶頸”。中國的政治家和政府擁有更多決策上的自主性，可以廣泛實行“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而在印度，可能導致選舉上的不利后果一開始就打消了政治家進行此類政治實驗的念頭。同時，作者認為兩國在政治上面臨同樣的腐敗問題;但在中國，由于政治家不需要通過選舉來上臺，因而沒有籌措金錢以當選的壓力。[14]在中國和印度發(fā)展的模式比較上，普拉納布·巴爾坦認為兩國應區(qū)別對待，在一些方面，印度做得更好;而另一些方面，中國則做得更好。[15]

　　分析西方學者對于中印政治發(fā)展模式及績效比較的研究結論可以發(fā)現(xiàn)，對于發(fā)展中國家民主政治發(fā)展的研究始終無法避免“民主政治能否促進經濟發(fā)展”這一核心問題。盡管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一再強調，民主并不能必然保證經濟增長，但是發(fā)展中國家(無論是在貧窮的民主國家，還是在依靠政績提供合法性的威權國家)，民眾普遍對于政府及其治下的良好政治寄予了經濟增長、提供就業(yè)、社會保障等愿望。即使是在成熟的民主國家，政黨和政客也競相兜售他們的經濟政策口號，而將抽象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視作是幌子。在新興國家，發(fā)展經濟更是被視作是政府的首要職能。依靠經濟增長作為合法性基礎的威權國家和依靠經濟增長、就業(yè)機會來獲得選票的民主國家面臨同樣的發(fā)展任務。在中印現(xiàn)代化的比較中，幾乎所有的西方學者都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內在價值;但他們同樣也無法否認印度民主政治下經濟增長及社會發(fā)展落后的事實。因而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現(xiàn)代化研究者對于中國具有高度動員和滲透能力的政治體制給予了較高評價，而對印度的民主制度比較悲觀。隨著兩國經濟上的崛起，政治發(fā)展的評價變得愈發(fā)復雜。在肯定印度的選舉、競爭性政黨制度、三權分立結構等憲政程序外，西方學者未能在中印政治發(fā)展諸方面的比較中做出肯定性的結論。

　　二、國際研究機構中的中印政治發(fā)展比較

　　與經濟學家采用GDP或人均GDP來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水平不同，政治學家缺少衡量不同國家政治發(fā)展水平的一般標準。近年來，許多機構致力于分解政治發(fā)展某一方面的指標，并建立相應的世界各國的排名。盡管這些研究并非專門針對中國和印度，但是由于研究者采用統(tǒng)一的分析框架和評價指標對各國政治發(fā)展的方面進行評估，因而對客觀認識中印政治發(fā)展的現(xiàn)狀提供了依據。中印兩國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因而對這兩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考察受到研究機構及研究者本人意識形態(tài)偏好的強烈影響。印度被許多重要的國際性研究機構納入考察的對象，例如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機構(IDEA)在其關于新民主國家政治實踐的跨國調查中，印度就是其中之一。[16]然而，也并非所有關于民主政治發(fā)展的調查研究都將中國排除在外。臺灣大學“亞洲民主動態(tài)調查”項目自2000年開始對東亞、東南亞10多個國家的民主發(fā)展水平進行實證調查，其中就包括中國。[17]本文選擇了全球治理及民主政治發(fā)展研究領域的主要研究機構，根據其發(fā)布的研究數(shù)據，對中印兩國政治發(fā)展的水平及其變化進行比較。

　　1.世界治理指數(shù)(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該指數(shù)從六個方面來評估一國或地區(qū)的治理水平：表達和問責、政治穩(wěn)定和暴力狀況、政府有效性、管制的質量、法治和腐敗控制。每一項指數(shù)得分的估計區(qū)間在-2.5(治理效果最差)到2.5(治理質量最高)之間。雖然這項研究重點在于比較各國宏觀治理水平，但在評價體系上更多采用政治性指標而非經濟增長的數(shù)據，因而為我們了解一國宏觀政治發(fā)展水平提供了依據。中印兩國在上述六項指標中的總體評價如下[18]：

　　在表達和問責領域，中國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很低，大致在-1.46～-1.68之間。盡管近10年來由于互聯(lián)網的普及導致言論空間的擴大，但中國政府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沒有表現(xiàn)出明顯改善的跡象。而與此同時，被譽為全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在表達和問責領域的得分也并不令人滿意，得分在0.38～0.45之間。以2012年為例，中印兩國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分別為-1.58和0.39，在215個研究的國家和地區(qū)中分別排在第202和89位。

　　在政治穩(wěn)定和沒有暴力/恐怖主義方面，與許多觀察家包括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是個相對穩(wěn)定的國家這一認識相反，中國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也是負數(shù)，得分在-0.66～-0.36之間;而印度的穩(wěn)定性程度則要更差，得分在-1.53～-0.99之間。以2012年的數(shù)據為例，印度在該項指標上的得分為-1.25，位居倒數(shù)26位，僅排在阿爾及利亞、尼泊爾等國前，幾乎可以列入非常不穩(wěn)定國家。

　　在政府效能方面，總體上中國的表現(xiàn)好于印度，保持在-0.09～0.19之間，2006年后始終維持在正值;印度的政府效率得分略低于中國，最高值為0.11，最低值為-0.10。以2012年為例，中印兩國在政府效能方面的得分分別為0.01和-0.18。

　　在監(jiān)管質量方面，中印兩國總體發(fā)展水平差不多，中國的得分在-0.34～-0.13之間，而印度則在-0.47～-0.23之間。值得注意的是，似乎兩國監(jiān)管質量的差距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在拉大。2003年，中國比印度領先0.02，而到2012年這一優(yōu)勢則擴大到0.21。2012年，中印兩國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分別為-0.26和-0.47。

　　在法治方面，由于缺乏獨立的司法系統(tǒng)，中國的法治得分一直是負分，大致范圍在-0.32～-0.55之間，總體上沒有太大變化。與此相反，印度的法治狀況則不斷惡化，從2003年的0.10降至2012年的-0.10。2012年，中印兩國法治得分分別為-0.49和-0.10。

　　在控制腐敗方面，中印兩國差異最小。總體上兩國的腐敗狀況非常接近，中國的得分在-0.64～-0.41之間，而印度的得分在-0.57～-0.30之間。2012年，中印兩國在該項指標上的得分分別為-0.48和-0.57。

　　2.貝塔斯曼轉型指標(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該項目分析和評估129個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民主、市場經濟和政治管理的質量，每兩年發(fā)布一次評估指數(shù)。該項目的研究報告共由兩個次級指標組成：第一是國家指標，對一國的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進行評級;第二是管理評級。其中，政治轉型包括國家性、政治參與、法治、民主制度的穩(wěn)定性、政治和社會整合這五個指標。上述五個指標均采用10分制，按照得分高低共分為10分、7分、4分、1分四個等級。

　　貝塔斯曼轉型指數(shù)研究中對于中國政治轉型的評估得分非常低，大約在3.0～3.5分之間，屬于排名靠后的國家。其評分在過去10年中沒有發(fā)生明顯變化。五項指標中，在國家性方面中國毫無疑問已成功的解決了主權及民族國家認同問題，2003年得分為滿分，最低得分為2006年的8.5分。而在政治參與、法治、民主制度的穩(wěn)定性、政治和社會整合方面，中國的得分都低于3分，屬于倒數(shù)的行列。而印度在民主政治方面則完全屬于成功國家，得分在8分左右。其中政治參與的得分超過9分，最高分達到9.5分。在法治、民主制度的穩(wěn)定性、政治和社會整合方面，得分也在7.5分左右。僅在國家性方面上，印度與中國相比稍弱。2012年，中印兩國的平均得分為4.27和6.51，其中在國家性指標上，中國為10分，印度為8分;除在民主制度穩(wěn)定性上得分為1分外，中國在其余三項指標上的得分均為2分;而印度除在法治指標上的得分為6分外，其余三項指標上的得分均為8分。[19]

　　3.政體指數(shù)(Regime Ⅰ、Ⅱ、Ⅲ、Ⅳ)。該項研究采用行政錄用、行政權威的獨立性、政治競爭三個方面的六個衡量指標來對各國政體進行評估。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PolityⅣ包含了所有人口總數(shù)大于500000的主權獨立國家民主發(fā)展的水平，涵蓋時間為1800年至2012年。政體指數(shù)范圍在-10分到10分之間，，分數(shù)在-10到-6之間的是獨裁政體，-5到5之間為半民主政體，分數(shù)在6至10的是民主政體。該研究計劃承認公民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認為缺乏相關數(shù)據而未能將其納入考察。

　　政體指數(shù)的三個變量中對于選舉、政治競爭的強調使得在該項調查中中國排名非�？亢螅笾略�-7分左右，而印度的得分則在9分左右。單純從政體指數(shù)來看，中印兩國代表了兩個極端，而且兩國的得分情況基本保持穩(wěn)定。[20]

　　然而，在政體指數(shù)研究項目所屬的制度和平研究中心(the Centre of System Peace)同時進行的另一項研究國家脆弱指數(shù)(the State Fragility Index)中，中印兩國又存在完全不同的表現(xiàn)。該項研究旨在從四個績效維度對國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進行衡量：安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項指標分別從有效性和合法性兩方面予以測量，除經濟有效性外(實行從1到4的五分制，其中4分表示極度脆弱)均實行從0到3的四分制。0分表示沒有脆弱性，1分表示低度脆弱，2分表示中度脆弱，3分表示高度脆弱。國家脆弱性指數(shù)為一國上述四個指標有效性脆弱程度和合法性脆弱程度得分的總和，其中得分在20-25之間的為極端脆弱的國家，得分在16-19之間表示存在極高的風險，而12-15之間為嚴重的風險，8-11之間為中等程度的風險，4-7之間的表示脆弱風險性非常小，3分及以下表示幾乎不存在脆弱性問題。

　　比較中印兩國國家脆弱性的指數(shù)可以發(fā)現(xiàn)，在過去10年中，兩國都有明顯改善。中國的脆弱性程度從2003年的10分降至2012年的6分，如果是將此考察范圍上溯至1995年，中國在此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1995年，中國的風險指數(shù)為12，屬于存在嚴重脆弱性的國家，而在2012年已躋身于脆弱性較小的國家。其中，有效性脆弱指數(shù)的下降最為明顯，從1995年的7降至2012年的2分，主要歸功于經濟和社會領域脆弱性風險的下降。與此相比，印度在國家脆弱性的改善方面進步不如中國明顯，從1995年的17分緩慢下降至2012年的13分。其中在政治領域，中國政治合法性的脆弱程度為2，遠不是最為脆弱的國家;而為民主制度的印度，在政治合法性方面，也并非毫無風險，在2003年以后該項指標的得分才從與中國同為2分降至1分，即存在輕度脆弱性。而在政治有效性領域，兩國都不存在風險。[21]

　　4.民主指數(shù)(The Democracy Index)。該項研究由經濟學人信息社開展，對世界上166個國家或地區(qū)政權的民主程度進行打分和排名。該指數(shù)衡量了五個指標：選舉程序與多元主義、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每項指標按照質量高低從10分到0分進行打分。一國國家政權性質根據五項指標的總平均值分為“完全民主”(8至10分)、“有缺陷的民主”(6至7.9分)、“混合政權”(4至5.9分)和“獨裁政權”(低于4分)四類。

　　在經濟學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數(shù)研究中，中國由于在選舉過程及多元主義始終為零分，而公民自由指標上得分不足2分，導致總體得分非常低，保持在3分左右，居于最不民主的國家之列。在政府運行指標上，中國的得分大致在5分以內，沒有發(fā)生明顯改變。與外界普遍看法相反，自2006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并沒有完全體現(xiàn)出發(fā)展型威權國家在政府運行等方面具有較高績效這一特征。在政治參與領域，中國政府的得分在2008年后有小幅度進步，但此后該指數(shù)的得分一直穩(wěn)定維持在3.89分。而在政治文化領域，中國政治文化自由度和開放程度保持在中等水平。2006年首次評估時的最高分為6.25分，而在2010年后開始下降，2012年中國該項指標評分為5分。盡管如此，在經濟學人信息社的評估中，中國政治文化的民主程度沒有那么低。在政治參與領域，中國在該項指標上的表現(xiàn)有所進步，從2006年的2.78分上升至2010年的3.89分后一直保持穩(wěn)定。[22]

　　與此相反，印度在總分排名上屬于部分民主國家，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參與和政治文化領域的表現(xiàn)較差，因而未能進入完全民主國家之列。在選舉過程及多元主義、公民自由兩項指標上，印度的得分多年來分別保持在9.58和9.41分，可見民主指數(shù)研究對于印度在這兩方面的表現(xiàn)給予極高的評價。而在政府運行領域，自2006年來，印度的得分從8.21分降至7.5分，雖然變化幅度不大，卻說明在這8年中印度民主政治運行中政府質量下降的趨勢。

　　5.自由之家。從1978年起，自由之家開始連續(xù)出版年度自由評估報告，其關于各國自由度和政治權利的評估報告已經被廣泛應用于政治學研究中。其中自由指數(shù)是其最著名的關于政治發(fā)展的評價成果。它根據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這兩大類對各國的自由狀況進行評估，認為政治權利包括公民依靠選舉、競爭公職等方式，自由的參與政治過程。而公民自由則是言論和信仰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法治以及不受國家干預的個人自由權等。其評估并不針對政府或者政府績效，而是對公民實際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競選評估，每個測量對象都被賦予1到7區(qū)間中的一個數(shù)值，1表示自由度最高，7表示自由度最低，依據分值將它們評定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個等級。從1972年開始，中國在該項研究報告中的得分僅在1978-1989年間有過一定程度的變化，自1998年以來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兩項的得分始終維持在7分和6分。同期印度在這兩項指標上的得分分別為2分和3分。[23]

　　6.全球民主評級(Global Democracy Ranking)。該項排名是由位于奧利地維也納的非政府組織(民主評級協(xié)會)發(fā)起的一項旨在針對全球各國民主質量的評估，自2008年起每年發(fā)布年度民主評級指數(shù)。該項目所調查的民主質量由一項占50%比例的政治因素(自由及政治制度的其他特點)和五個各占10%比例的非政治因素的績效組成。其中政治因素共由七個次級指標組成，分別是政治權利、公民自由、性別指數(shù)、新聞自由、腐敗指數(shù)、過去13年中政府首腦的和平更替、過去13年中執(zhí)政黨的和平更替。另五個非政治維度包括：性別(社會經濟及教育領域的性別平等)、經濟(經濟制度)、知識(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社會，研究和教育)、健康(健康狀況和衛(wèi)生制度)、環(huán)境(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所有指標得分從最弱到最高得分在1到100之間。由于五個政治因素中最重要的政治權力、公民自由、新聞自由、腐敗指數(shù)均來自于自由之家和透明國際的指數(shù)，因而不難想象中國在此項排名中得分之低。盡管加上了五個非政治維度，中國的得分依然非常低，自2005-2006年以來的6次評估中，得分分別為31.0，35.4，33.0，36.7，36.9，39.1;而印度的歷次得分分別為47.5，49.7，49.1，50.7，50.1，54.1，處于中等之列。[24]

　　7.透明國際。透明國際組織所開發(fā)的腐敗識別指數(shù)現(xiàn)已成為該領域使用最廣泛的指標之一。從1995年開始，透明國際每年發(fā)表清廉指數(shù)，對世界各國的貪污情況進行排名。該數(shù)據反映的是全球各國商人、學者及風險分析人員對世界各國腐敗狀況的觀察和感受。其數(shù)據來源是由一些專家學者從國際上重要、著名的調查報告提取有關人士對各個國家腐敗程度的感覺和評判數(shù)據，加以綜合評估給出分數(shù)。CPI(清廉指數(shù))采用10分制，10分為最高分，表示最廉潔;0分表示最腐敗;8.0～10.0之間表示比較廉潔;5.0～8.0之間為輕微腐敗;2.5～5.0之間腐敗比較嚴重;0～2.5之間則為極端腐敗。自2012年起，該指數(shù)改用100分制。

　　從政府廉潔度來看，中印兩國的腐敗程度大致相似，甚至民主政府統(tǒng)治下的印度更為腐敗。從2003年起，中國的清廉指數(shù)始終徘徊在3.2至3.6之間，在2012后有小幅度改善，2013年上升至4.0。而在印度，自2003年以來，印度的清廉指數(shù)緩慢從2.8攀至3.6。[25]2012年正值中國政府換屆之際，新政府上臺后將反腐敗作為國內政治改革的頭號任務展開，由于現(xiàn)有反腐敗的力度及其效果還無法確認已經得到鞏固，因而尚不能說明中國政府的廉潔程度開始好轉。可以得出結論的是，盡管中國歷屆政府都強調把反腐敗提到關系到黨生死存亡的關鍵地位，印度民間社會也開展了轟轟隆隆的反腐敗運動，但從數(shù)據上，兩國政府的腐敗程度沒有發(fā)生明顯變化，也不存在明顯的相對優(yōu)勢。

　　三、西方視野下中印政治發(fā)展比較中的特點和問題

　　西方學者和國際評估機構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反映出國際社會對于中印政治發(fā)展的基本判斷。這些判斷中有共識，也存在許多矛盾之處。

　　首先，在政治競爭和公民自由這兩項被西方國家和研究者認為是民主政治基本要素的指標上，幾乎所有研究者和研究機構都對印度的民主制度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經濟學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數(shù)、全球民主排名、自由之家、政體指數(shù)等研究中，印度在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方面即使不能列為最成功的國家，也可以稱得上是非常成功的國家。而中國被認為是缺乏政治競爭和公民自由受到嚴格限制的國家。這一點幾乎在所有的西方學者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中達到了共識，認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能夠避免大的政策失誤，更能包容社會的差異性和各種社會沖突，能夠保證發(fā)展更具可持續(xù)性。就此而言，中國在政治發(fā)展的民主化方面還需要向印度學習。[26]阿瑪?shù)賮?middot;森在談及中印比較時，不止一次地指出由于缺乏自由和民主，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卻出現(xiàn)過大范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印度作為一個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上的政治體，運轉得相當良好。印度的民主政治歷經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鞏固的基礎。這種自由民主制度具有其內在價值，是一種普適的價值觀。[27]在《不確定的繁榮》一書中，他認為印度應該在經濟、教育和醫(yī)療保健等領域向中國學習，但絕不意味著印度應該以犧牲自由和民主為代價，恰恰相反，印度的議會民主制是巨大的成功。[28]

　　其次，在政治穩(wěn)定方面，國際評估機構對于中印兩國的認識看法不一。世界銀行世界治理指數(shù)中關于中國政治穩(wěn)定和社會暴力沖突的評估中，盡管中國在此項指標上的得分為負分，但并不屬于非常不穩(wěn)定的國家。類似的結論在制度和平研究中心的國家脆弱指數(shù)評估中也可以看到。該指數(shù)將中國的國家脆弱性評分為6分，屬于脆弱風險性非常小的國家。而在貝塔斯曼轉型研究中，由于認為中國還未能向民主制度轉型，政治穩(wěn)定性得分幾乎為倒數(shù)。對印度政治穩(wěn)定的研究，學者和研究機構之間的結論差異性更大。在貝塔斯曼轉型指數(shù)評估中，印度無論是在主權和國家認同、政治制度穩(wěn)定性、政治和社會整合方面都屬于成功國家。然而在世界銀行治理指數(shù)中，印度在穩(wěn)定和沒有暴力/恐怖主義指標上卻屬于非常不穩(wěn)定的國家。2012年的排名為倒數(shù)26位，僅排在阿爾及利亞、尼泊爾等國前。在國家脆弱指數(shù)評估中，印度也位于存在嚴重風險的國家之列。

　　對于中印在政治穩(wěn)定方面認識的差異也存在于學者的研究中。關注未來中國政治轉型的學者，往往認為中國面臨著長期的政治不穩(wěn)定;而這種風險，印度則是沒有的。從由宗教、種姓、族群沖突引發(fā)的社會不穩(wěn)定視角出發(fā)的學者，則認為中國比印度具備更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因而在政治穩(wěn)定性的比較上，學者們實際上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面討論兩種不同的政治秩序�？浯笾袊尾环�(wěn)定或視中國為政治不穩(wěn)定的國家，往往忽略了中國試圖主動應對挑戰(zhàn)和變革的能力;[29]而認為印度不存在政治穩(wěn)定風險的結論則低估了宗教、種族、種姓等社會分裂結構轉化為政治沖突，從而降低民主政治質量的破壞性。[30]

　　第三，在政府效能、質量監(jiān)管和反對腐敗問題上，中印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優(yōu)劣之分。對此西方學者和國際評估機構對于中印的評價是一致的，認為兩國均存在嚴重的腐敗，在政府效率和質量控制兩方面位于中等水平，印度總體上稍微落后于中國。對此，有學者解釋道，經濟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民主政治在遏制腐敗方面并不比威權主義下的發(fā)展型國家更成功。民主本身并不會顯著導致更多或更少的腐敗，相反，民主政治有利于遏制腐敗關鍵依賴于經濟的發(fā)展。發(fā)達的經濟能夠提供了資源和關鍵性的機構來保護合法行為，并劃定追求和使用財富可允許的方式。此外，它還能提供腐敗型掠奪以外的其他選擇。中國封閉的政治和自主的精英，加上經濟的蓬勃發(fā)展，使得政權最高層免于面臨最嚴重的腐敗壓力。而在印度，政治開放和競選壓力，伴隨著資源稀缺和被嚴重削弱的政治問責，導致腐敗在各級政治和官僚機構中都非常普遍。[31]

　　第四，在政治參與領域，西方學者和國際評估機構一致認為印度政治參與的水平遠高于中國，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們認為中國缺乏真正的競爭性選舉。貝塔斯曼轉型指數(shù)和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shù)都認為中國是政治參與水平極低的國家，盡管二者承認中國的政治參與在過去近10年中出現(xiàn)了非常緩慢的進步。與此同時，印度在政治參與指標上的得分存在較大的差異。貝塔斯曼轉型指數(shù)、政體指數(shù)都對印度的政治參與評價極高，其中貝塔斯曼轉型指數(shù)中印度在政治參與指標上的得分超過9分(中國的最高分為2分)。然而，在將政治參與的效能納入評估對象時，印度在該項指標上的得分明顯下降。經濟學人2012年指數(shù)中印度政治參與指標得分為6.11(中國為3.89分)。而在世界治理指數(shù)中表達與問責指標中，2012年印度得分僅為0.35分(中國為-1.58分)，排名第89位。這或許正是普拉納布·巴爾坦所說的，印度在選舉時積極參與的窮人，卻無法懲罰那些無視其貧困、疾病和無知的政治家。政治參與不僅僅是選舉時的自由投票，還應該包括投票背后對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選擇。而這種理性選擇的前提則是必要的經濟條件、一定的教育水平和對信息的掌握、分析和自由運用。

　　四、關于中印政治發(fā)展比較的進一步思考

　　總體上看，中印政治發(fā)展比較中的不同結論，反映了西方不同學者和研究機構的兩種思路：一種是集中于政體本身，關注中印政治發(fā)展的民主化程度，把重點放在政治競爭、政治代表、選舉、政治自由等民主政治的程序性上;二是研究政治過程及其結果，即政府、公民社會、政治制度的表現(xiàn)如何，民眾對于政府和民主的評價、經濟增長、社會發(fā)展等。在前一種思路下，中國政治發(fā)展不僅與印度相比存在極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許多貧窮、動蕩不安的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而在后一種思路下，由于政府在經濟增長和人類發(fā)展水平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即使不能稱作是成功的典范，也絕不是“失敗”。反之，對印度而言，“有缺陷的民主”、“糟糕的民主”[32]等之類表述也同樣說明，忽略政治過程及其結果，民主政治的價值也會受到質疑。

　　西方對中印政治發(fā)展比較的研究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偏差和歧見，但仍能引導我們思考當代發(fā)展中國家的一個基本問題，即民主政治的發(fā)展與競爭性的選舉之間究竟存在何種程度的關聯(lián)。民主不僅僅是亨廷頓所說的“實質是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盡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羅爾斯所說的“公共理性的實踐”。民主政治倘若將民主僅僅視作是一套自由的選舉和投票制度，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人們如何投票依賴于他們對問題的理解，依賴于他們認識到哪些目標值得追求。以選舉為標志的民主政治不僅僅是終極目標，也應當是實現(xiàn)美好社會的手段。而未能成功地回應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挑戰(zhàn)，正是印度民主制度受到嚴重質疑的原因。在這方面，中印兩國學者對此都有足夠的認識。印度的憲法制定者安貝德卡爾博士在說到民主時，一個核心論點就是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府組成方法，也是“一種聯(lián)合生活的方式”。這一觀點在中國也得到了共鳴。已故的憲政學家蔡定劍先生關于民主“是一種現(xiàn)代生活方式”說的也是如此。民主已不僅是一種國家制度的形態(tài)，而且也是一種社會形態(tài)和廣大公眾的生活方式。西方學者對于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各種爭議都集中于一黨領導體制的威權主義國家創(chuàng)造了經濟發(fā)展的奇跡這一事實。而對印度民主政治的批評則集中于國家飽受缺乏將經濟發(fā)展的宏偉目標轉化為實際政策結果的能力這一困擾。

　　因而，民主政治發(fā)展比較研究中關注民主的程序性要素和民主政治運行的績效兩種思路之間應當是缺一不可的，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可能無助于準確地評價各國政治發(fā)展的真實現(xiàn)狀。在西方國際研究機構對中印政治發(fā)展的一些基本結論中，這一缺陷非常明顯。在政體指數(shù)、自由之家、民主指數(shù)等研究中，中國政治的發(fā)展在過去幾十年中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對此即使是對中國政治持最嚴厲批評的研究者恐怕也難以認同。而印度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方面的落后，所面臨著的非常嚴重的腐敗問題，使得“成功的民主國家”這一結論也失去了意義。正如民主理論研究專家普拉特納所說，民主政權僅僅獲得民主是不夠的，它還必須能夠有效地進行政府治理。無論民主政治必須滿足其他怎樣的標準，它還必須能夠提供人們期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能提供的福祉，從經濟增長到教育再到個人及國家的安全。[33]經濟學人信息社在其發(fā)布的民主排名指數(shù)報告中也特別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廣泛的民主衡量指標沒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而這些被許多人認為也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經濟發(fā)展的水平和社會福利。該研究報告承認，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可以通過另外獨立的研究來展現(xiàn)，但它們的某些結果與政治民主是一致的。[34]由此而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成功表現(xiàn)往往被迄今為止的西方給忽視了。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浪潮以來，一方面民主的制度和觀念在全球范圍內擴張，另一方面產生了“非自由民主”、“病態(tài)民主”等各種帶形容詞的民主形式。當前發(fā)展中國家政治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不只是是否具有民主形式的問題，更是是否具備強大善治的能力的問題。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所謂“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35]根據這一解釋，以競爭性的選舉為標志的民主僅僅是良好政治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政治的發(fā)展離不開強大的國家和有能力的政府，民主除了大眾選舉，更應表現(xiàn)為負責任的政府。從這一點來說，西方對中國和印度民主政治發(fā)展的研究還待進一步深入，中國和印度的民主政治發(fā)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來源:《國際觀察》2014年5期作者:陳金英，2015-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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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西方視角下的中印政治發(fā)展模式比較，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