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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本體論分析

作者：高尚濤編輯：studa090420

　　【論文關鍵詞】　國際關系　本體論　社會事實　主體間性

　　【論文摘要】　本體論是我們對研究對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一般視本體論為國際關系研究對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種存在而進行探討。根據(jù)社會學家關于社會事實互動性的定義,國際關系事實可歸類為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的根本特性是主體間性,所以國際關系事實可視為在根本上是一種主體間事實。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國際關系本體論是一種主體間本體論。國際關系主體間本體論的提出有助于建構更加清楚的國際關系理論,并為國際關系諸概念的統(tǒng)一分析創(chuàng)造了條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通常,我們在試圖認識和觀察某一外在事物時,總是通過一些中間媒介間接地對認識對象進行觀察和認識。比如,我們通過對光線成像的感知,可以間接地認識能反射光線事物的形狀和構成。我們通過對事物特征進行合乎邏輯地預設,間接地認識“主權”、“結構”之類事物的結構和形態(tài)。我們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沒有必要直接跟認識對象發(fā)生聯(lián)系,這種認識方式?jīng)Q定了我們必須不斷地根據(jù)邏輯推理或常識推理,對認識對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據(jù)這種假定形成對認識對象的知覺框架,從而完成對認識對象的認識。在這一認識過程中,我們對認識對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體論假定”。

　　一　本體論的哲學含義

　　本體論(ontology)是指在觀察和研究對象事物時,對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對所認識事物的終極假定。沒有這種假定,我們就難以認識外在的事物。所以,本體論假定對于我們認識和研究國際關系現(xiàn)象具有重要意義�！氨倔w論”這一概念的含義在其發(fā)展演變的歷程中發(fā)生過較大的變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將這一術語從哲學領域引入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時,根據(jù)本體論的現(xiàn)代哲學含義對其意義做了取舍�，F(xiàn)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的本體論含義已經(jīng)與傳統(tǒng)本體論的哲學含義大有不同。所以,我們在研究和學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時,需要首先澄清“本體論”術語意義的這種變化。

　　理解和澄清本體論的術語意義及其變化,需要從其哲學含義開始。
　　
　　在古希臘,人們認為人類之所以具有各種各樣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協(xié)調(diào)關系、吟詩作賦、發(fā)明創(chuàng)造等,是因為人類有一種叫做“智慧”的東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熱愛。所以古希臘人把“熱愛智慧”稱為“哲學(philosophy) ”,這就是哲學一詞的最初含義。[1]

　　智慧使得我們有了處理各種問題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卻不能直接體現(xiàn)出來,也不能直接為我們觀察到。我們能夠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為了方便對智慧進行研究,一些希臘哲學家(主要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逐漸把熱愛智慧具體化為追求“普遍知識”,并用“普遍知識”代替“智慧”進行研究,哲學也就順勢轉(zhuǎn)變成為追求普遍知識的學問,而不再是關于智慧的學問。柏拉圖暗示,作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識,不是關于“現(xiàn)象世界”的知識,而是關于“理念世界”的知識。[2]

　　亞里士多德對所有的學問和學科進行了分類,在分類的基礎上,他把“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學”作為第一哲學,“它研究‘是者之所以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應有的性質(zhì)”。“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當于英文的詞根ont - ,加上logy (學科) ,構成“ontology”一詞。所以,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就是指本體論。[3] 這是本體論一詞的最初哲學含義。
　　
　　黑格爾接受了這一界定,并繼續(xù)把本體論局限在純粹的理念知識,與經(jīng)驗知識和現(xiàn)象界的知識區(qū)別開來。黑格爾的邏輯學是純粹的原理,即是所謂的本體論;自然哲學則是純粹原理的外化和展開,具體化為自然的原則;作為純粹原理的絕對理念經(jīng)過自然界的外化,最終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這部分內(nèi)容就是精神哲學。作為絕對理念的邏輯學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體論的研究內(nèi)容。

　　亞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里面曾專門討論過“本體(noumenon) ”的概念。他認為,只有本體是能夠獨立存在的,其他各種“所是”都是依附于本體才能成立的,這是他討論“是者之所以為是”時的一個基本觀點。[4] 但是,由于本體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諸“是者”之一,所以本體論實際上是關于“是者”及其“所以為是”的學說,而不僅僅是關于本體的學說。

　　本體論學說在西方哲學中不斷發(fā)展和演化。一些現(xiàn)代西方哲學家對本體論做了不同的解釋。美國哲學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體論簡單地歸結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爾(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則認為本體論“是對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尋求發(fā)現(xiàn)是者之是”。[5] 總之,在現(xiàn)代西方哲學中,以“存在”代替“是”作為本體論的研究對象,而“存在”又被當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質(zhì)的概念。于是,本體論被當成關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質(zhì)的一門學問。總之,在西方哲學中,“傳統(tǒng)本體論”是關于本體和由“本體”所衍生出來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為是”的學說,這種學說是純粹理念性的、未經(jīng)證實也無須證實的形而上學理論,與實證理論和實體理論截然不同�！艾F(xiàn)代本體論”的內(nèi)容有所簡化,被視為關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質(zhì)的一門學問,是關于一切實在的基本性質(zhì)的理論或研究。[6]

　　二　西方學者對國際關系本體論的分析
　　
　　隨著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nèi)找嬗|及深層的本體論問題。有意識地對國際關系事實進行本體論分析、做出本體論假定日益成為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難以回避的話題。在這種背景和趨勢下,自覺地加強國際關系本體論的專門分析和研究,變得至關重要。對國際關系本體論進行自覺分析始于西方學者。所以,理解國際關系理論中本體論的含義,需要了解西方學者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本體論的。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西方學者較早主張對國際關系本體論進行系統(tǒng)考察和研究,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亞歷山大·溫特在其建構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曾在多處論及本體論問題。他指出,他這本書是關于國際生活本體論的。他認為,即使最具有經(jīng)驗思想的國際政治學者,也必須研究一下本體論(must do ontology)。為了說明國際體系是如何運作的,溫特指出,研究者必須做出一些形而上學的假定:國際體系是由什么構成的? 它是如何被構造的? 因為人類不可能直接地、沒有任何中介地接觸世界,故所有的觀察都一定是摻雜了理論的( theory - laden) ,這種觀察依賴于一些關于“何種事物存在”以及“它們是如何被構造的”等這樣一些觀念,這些觀念通常被當做是沒有問題的,或者是不被質(zhì)疑的。當我們所研究的物體不可觀察時(比如國際關系中的事物) ,我們尤其需要這些本體論假定。問題是,我們?nèi)绱讼薅ㄎ覀兊恼J知活動,本體論就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們的實體理論的內(nèi)容。[8] 在此書中,溫特試圖揭示新現(xiàn)實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的結論是存在問題的,這是因為其結論從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層的物質(zhì)主義和個體主義本體論,如果我們以理念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觀點來審視國際體系,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國際政治。[9]

　　從這段話里我們清楚地看到,溫特所謂的本體論是指關于研究對象的本質(zhì)特性及其建構方式的形而上學(純粹理念性質(zhì)的)假定,比如我們從純粹理念上假定,我們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構造的? 在溫特看來,新現(xiàn)實主義的問題根源是,它把國際體系(研究對象)看成了一種物質(zhì)性的存在(物質(zhì)主義本體論) ,這種物質(zhì)性的存在從根本上來源于國家個體的行為表現(xiàn)(個體主義本體論)。[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對本體論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國家中心”主義是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建構的本體論原則。新現(xiàn)實主義采用個體主義方法論(從本體論意義上也是個體主義) ,把國家比做一個棱鏡,通過這個棱鏡,把集體主義理解為國家個體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動的集合結果。[11] 華爾茲在此意義上認為,國際體系從本源上講是個體主義的,是自然發(fā)展起來的,而非有意設計的結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對新現(xiàn)實主義來說,國家在本體上是優(yōu)先于國際體系的。這一體系的結構是這樣產(chǎn)生的:先將國家定義為各個獨立的個體,然后研究幾個個體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時表現(xiàn)出來的特性。對新現(xiàn)實主義者而言,不先形成國家行為體的概念,就無法描述國際體系結構�！盵13]

　　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謂的本體論似乎與溫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謂的本體論是指對于國際體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現(xiàn)實主義認為,國家先于國際體系而存在,因而國家是國際體系的本源,所以“國家在本體上是優(yōu)先于國際體系的”。[14]如何理解這種不同呢? 仔細品味一下,其實他們本質(zhì)上講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談的是總體上的國際體系,是以國際體系為研究對象時的本體論,試圖回答國際體系根本上是什么的問題。那么國際體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這是阿什利提出的問題。阿什利認為,在新現(xiàn)實主義看來,國家比國際體系更根本,更具有本體性,所以,國家是國際體系的根本。溫特在談到本體論時,不是指總體上的國際體系,而是指以國際體系結構為研究對象時的本體論。那么,國際體系結構根本上是什么呢? 這是溫特所提出的問題。溫特認為,從根本上看,國際體系結構是一種觀念結構,而不是物質(zhì)結構。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無論溫特還是阿什利,他們談論的本體論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對象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存在。這恐怕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使用本體論這一術語時采用的一個基本含義。[15]

　　三　國際關系事實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社會性存在

　　既然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把本體論理解為研究對象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存在,那么從總體上看,國際關系事實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這一點,我們需要先明白一個重要的概念———社會。什么是社會呢?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個人之間是處在不斷的互相作用過程之中的,由于個人的互相作用而聯(lián)系起來的網(wǎng)絡就是社會。社會只不過是對互動著的一群人的稱呼。所以社會學的任務是要闡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即闡明個人怎樣互相交往而形成群體,群體又怎樣制約個人,故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16] 馬克斯·韋伯也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試圖說明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釋的科學。“行為”在這里表示人的行動,只要這一行動帶有行為者賦加的主觀意向即可。“社會行為”則表示,行為者的行動根據(jù)行為者所賦加的意向而與他人行動有關,并在其行動過程中是針對他人行為的一種行動。[17] 這意味著,只要某個行為者與他人發(fā)生了有意識的行動聯(lián)系或行為互動,他就采取了一種社會行為而不是單個人的獨立行為。所以,社會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有意識的聯(lián)系與互動,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有意識聯(lián)系和互動而形成的關系網(wǎng)絡就是社會。這一定義與齊美爾的定義差不多,只是馬克斯·韋伯更加強調(diào)了社會行為的意圖性。

　　根據(jù)關于社會和社會行為的這種定義,我們可以確定,典型的社會行為不僅包括社會成員之間有規(guī)范的避讓(如紅燈停、綠燈行) ,而且包括他們之間無規(guī)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韋伯所謂的兩個騎車人相撞后的對罵互毆)。[18] 也就是說,從含義上看,社會行為僅僅意味著社會成員之間的有意識的互動,而與互動的方式及與互動者之間是否存在規(guī)范的秩序無關。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國際體系中,如果我們把體系成員看做是各個國家的話,那么國際社會或者說國際體系中的社會事實就不像英國學派所斷言的那樣,僅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規(guī)范的國際體系中。純粹通過暴力規(guī)則交往的國際體系(如霍布斯體系)也是一種社會體系,其中的國家交往也是一種社會交往。英國學派所謂的“國際社會”,只是一種文明程度更高的國際社會,而不是唯一的國際社會形態(tài)。筆者認為,國際關系現(xiàn)象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國際關系事實屬于社會事實。絕大多數(shù)國際關系學者都有意無意地支持了這種觀點。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國際關系看做社會現(xiàn)象的著名學者之一,其巨著《戰(zhàn)爭與和平》是用社會學方法分析國際關系的重要著作。國際關系的理想主義理論以及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早期著作,如卡爾的《二十年危機》、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等,都是從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社會關系出發(fā)來分析國際現(xiàn)象的,都默認國際關系的社會性質(zhì)。新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也不例外,從葛蘭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國際關系的社會屬性與社會互動(盡管互動的主體可能主要不是國家) ,默認國際關系的社會屬性。

　　除此之外,當前國際關系的三大主流理論———新現(xiàn)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都堅持國際關系事實的社會屬性。

　　首先是新現(xiàn)實主義。被普遍誤認為采用物質(zhì)主義本體論的華爾茲實際上認可了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的社會屬性。他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指出,國際體系發(fā)揮作用、塑造行為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社會化,另一個是競爭。這都是在描述社會行為。社會化通過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效仿和競爭使得社會成員變得類似。“沒有人讓一個學�；虺擎�(zhèn)的青少年穿著相似的衣服,但他們大部分人都這樣做了……社會以一種自發(fā)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為規(guī)范。組織的觀點可以左右其成員。英雄和領袖出現(xiàn)了,大家競相效仿。社會化使得一個組織的成員與這個組織的規(guī)范變得一致起來。有些成員可能會感覺到壓抑并企圖做出越軌的行為,但輿論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軌或者迫使他離開這個組織。社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規(guī)范并鼓勵一致性”。此外,“競爭鞭策行為者,促使他們調(diào)整自身,采取社會上最能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會化和競爭是減少行為及其后果多樣性的兩個方面”。[19] 可見,華爾茲并沒有把國際政治和國際體系看成是物質(zhì)事實,而是看成社會事實。華爾茲只是把他發(fā)現(xiàn)的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一個核心變量———國際體系的結構———看成是物質(zhì)性的。如果華爾茲的研究對象僅僅是“國際體系的結構”,那么我們可以說他的本體論假設是物質(zhì)主義的。但是,華爾茲的研究對象不是國際體系的結構,而是整個國際政治體系,所以,將華爾茲理論的整個本體論假定理解成物質(zhì)性的,就存在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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