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鄧小平外交思想，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1977年鄧小平復出前，美國有著作對他作過介紹。但總體上講，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學者才開始對他進行嚴格意義上的研究。進入80年代，美國學者不僅較詳細介紹其生平實踐活動，而且著重考察其思想和中國改革開放實踐。近十年亦即2005年以來，美國學者更廣泛更深入地研究鄧小平及其外交思想，本文將對近十年來的研究情況加以介紹。

　　一、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評價

　　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許多正面評價。這些正面評價可歸納為兩方面：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fā)展新形勢，結合改革時期中國實際，繼承和發(fā)展毛澤東外交思想；它對中國和亞太地區(qū)及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1.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fā)展新形勢，結合改革時期中國實際，繼承和發(fā)展毛澤東外交思想。

　　一是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fā)展新形勢。

　　面對80年代初國際形勢朝和平與發(fā)展方向發(fā)展的態(tài)勢，鄧小平改變過去聯美遏蘇“一條線”戰(zhàn)略，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麥艾文指出：80年代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時代主題”，這一判斷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政策“奠定基礎”；鄧小平追求“更有國際性和有助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外交政策”，亦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隨著80年代初美蘇爭霸態(tài)勢發(fā)生變化，美國鑒于蘇聯對自己威脅減小，輕視中國戰(zhàn)略地位。鄧小平調整對美政策，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全勝和南卡來羅納州查爾斯頓學院政治系教授劉國力指出：80年代初蘇聯國內腐敗并陷入阿富汗戰(zhàn)爭之中，同時美國里根政府對蘇聯“強硬”，“大幅度增加國防開支”，美國聯合中國以制衡蘇聯的需要減少，這促使鄧小平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丹佛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穗生指出：當80年代中國未面臨嚴重安全威脅時，中國在美蘇中三角關系中的戰(zhàn)略地位隨著蘇聯對美國威脅減小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80年代初中美兩國在臺灣等問題上一系列摩擦促使鄧小平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喬治城大學對外服務學院教授羅伯特·薩特指出：1981年1月里根上臺后，中美在臺灣和人權等問題上產生一些摩擦；里根執(zhí)政前期對華態(tài)度也推動鄧小平決定同美國保持距離。

　　80年代初蘇聯愿意改善對華關系，鄧小平調整外交政策以緩和同蘇聯關系。羅伯特·薩特指出：80年代初因國內領導人繼位、經濟難以維持和在波蘭等地關系緊張，蘇聯國力下降，蘇聯“試圖改善對華關系”；這同樣促使鄧小平決定“減少對蘇聯敵對行為”。

　　二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結合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實際。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和平國際環(huán)境，為此鄧小平80年代初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傅高義指出：鄧小平80年代愿意中國與世界各國發(fā)展良好關系，與蘇聯恢復正常關系，原因之一是中國“需要和平環(huán)境從事現代化建設”。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增強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主動性。這也成為促使鄧小平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一個因素。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鄧小平1982年改變“一條線”戰(zhàn)略，讓中國與美國拉開距離，同時與蘇聯保持距離，以有助于中國外交走向主動。

　　但近十年美國學者在這方面亦有新觀點，如認為，中華民族具有追求平衡和穩(wěn)定的傳統(tǒng)，是鄧小平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戴維·蘭普頓指出：維護全球戰(zhàn)略力量“平衡”與國際局勢“穩(wěn)定”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政策重要內容，中國數千年來都追求“平衡和穩(wěn)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讓中國與美蘇均“保持距離”。

　　三是鄧小平外交思想亦是對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羅伯特·薩特指出：80年代初鄧小平“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張中國依然發(fā)展“與第三世界國家關系”，此為毛澤東生前外交主張；但對毛澤東外交思想又“有所發(fā)展”，如將毛澤東70年代聯美遏蘇政策調整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羅伯特·薩特看來，鄧小平外交思想繼承和發(fā)展了毛澤東的外交思想。

　　2.鄧小平外交思想對中國和亞太地區(qū)及世界具有意義。

　　一是鄧小平外交思想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有助于80年代后中國與美蘇同時發(fā)展正常關系。趙全勝和劉國力指出：1982年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國繼續(xù)發(fā)展與美國關系；同時改善與蘇聯關系。1989年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蘇聯解體后，中國仍與獨聯體國家“發(fā)展密切關系”。

　　其次，有助于80年代后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世界所有國家發(fā)展正常關系。傅高義指出：在鄧小平外交思想指導下，80年代中國不僅“與鄰國保持和睦關系”，而且“改善與每個重要國家關系”。

　　第三，為80年代后中國經濟建設創(chuàng)造和平國際環(huán)境。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李侃如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為80年代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和平時期”；中國可利用此時期培植自己工業(yè)生產能力和發(fā)展經濟。

　　第四，對推進中國領土統(tǒng)一有積極作用。傅高義指出：根據鄧小平外交思想尤其是“一國兩制”主張，中國同英國政府經過多輪談判，終于達成解決香港問題協(xié)議，使得中國1997年對香港成功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主張既為解決香港問題“提供框架”，也可能有助于減少臺灣民眾對中國統(tǒng)一的“恐懼”。

　　第五，有助于80年代后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塞繆爾·金指出：鄧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助于提高中國在亞太和世界的“大國地位”。

　　第六，有助于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追趕亞洲強國。弗吉尼亞大學貝騰領導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何漢理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使得中國“采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戰(zhàn)略”，追趕亞洲“虎國”。

　　第七，，對當今中國外交仍有影響。傅高義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在當今中國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如目前中國主張“繼續(xù)與各國保持和諧關系”。圣地亞哥·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謝淑麗指出：鄧小平“韜光養(yǎng)晦，有所作為的”思想對其后中國外交仍有影響，如當今中國仍實行“低調外交政策”。

　　二是鄧小平外交思想對亞太地區(qū)和世界具有意義。

　　首先，對亞太地區(qū)和世界和平具有意義。劉國力指出：自鄧小平制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來，“中國積極地發(fā)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維護地區(qū)和平與穩(wěn)定”；“中國愿意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為建立一個新型和平、穩(wěn)定、公正和合理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作不懈的努力�！奔词故墙谔岢觥爸袊磳⒈罎ⅰ庇^點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沈大偉也曾認為，在鄧小平“有所作為”主張指導下，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上更加“有所作為”，在解決朝鮮半島和伊朗核危機、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亞洲鄰國救災和向發(fā)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及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方面“發(fā)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其次，對亞太地區(qū)和世界經濟發(fā)展具有意義。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杰弗里·貝德指出：由于實行鄧小平提出的外交政策，中國經濟多年來一直驚人地增長，中國已從貧窮國家變成“國際貿易體系中重要成員”，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它直接投資；世界許多國家和企業(yè)“從與中國開展貿易中獲得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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