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美國歷屆政府對臺政策的研究

    美國歷屆政府的對臺政策，一直是兩岸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問題。兩岸學者對這一問題從不同角度開展研究，力圖闡釋美臺關系的復雜性與互動性。劉紅著重闡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對臺政策的演變歷程，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約十年間美國的對臺政策經(jīng)歷了“扶持、放棄、再扶持”的轉變。從這一轉變可以看出，臺灣問題的出現(xiàn)及長期懸而未決，完全是美國介入中國內戰(zhàn)、干涉中國內政的結果，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

    關鍵詞：近20年,海峽兩岸,中美建交,美臺關系,研究綜述,中美關系論文
 

    臺灣學者吳昆財認為，在1949年無論是文人體系的美國國務院，還是軍人體系的美國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皆認為不必為了臺灣的戰(zhàn)略地位而出兵。其中美國國務院認為必須放棄美臺軍事接觸觀念，以確保將來與中共接觸的籌碼。正是由于“美國認為臺灣的赤化是在所難免，所以必須對臺灣保持若即若離關系，以便將來可以從臺灣脫身”。因此，1949年美國對臺政策一直處于混沌狀態(tài)。［2］

    劉麗華分析了20世紀40～5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后，認為以朝鮮戰(zhàn)爭為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經(jīng)歷了從明確支持臺灣回歸中國到公開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從“不介入”臺灣問題到武力侵占中國臺灣海峽兩大變化，美國對臺政策的逆轉都是基于美國的利益需求。［3］

    臺灣學者張淑雅依據(jù)多年來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的研究，認為這一時期主導美國決策者對臺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厭惡與猜疑、對維持美國威望的關切以及不愿意為遠東政策付出太高代價等“主觀認知”，而非美國國內民意輿論、國際間的協(xié)定、其他盟邦的立場、甚至美國自己的政策聲明等外在因素。在此前提下，她將50年代美國對臺決策過程歸納為三個模式：首先是以保持彈性為最高指導原則，導致經(jīng)常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其次，美國往往在危機爆發(fā)后才被迫采取行動因應，隨大陸定的調子起舞，失去主動性；再者，美國對臺決策常打算以最小的代價，維護自己最大的利益，其政策可行性隨之降低。［4］

    在對此一時期美國對臺政策的研究中，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與美臺關系的發(fā)展是兩岸學者研究的興趣點之一。沈志華認為，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決策層在醞釀和制訂對臺政策時，國務院、軍方、兩黨之間存在種種分歧，但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本質分歧，而是通過何種手段何種方式不讓中共得到臺灣，以此粗暴干涉中國內政。［5］

    孫艷紅、付平認為，50年代美國對華戰(zhàn)略中，臺灣是用來與大陸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無論有沒有朝鮮戰(zhàn)爭，美國都需要把臺灣納入自己的戰(zhàn)略防御圈，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恰好給華盛頓的干涉提供了借口。［6］

    林曉光則認為，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蔣介石極力反對美國通過策劃在聯(lián)合國的“安理會停火案”使臺灣問題國際化的企圖。這使大陸認識到美蔣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和政策矛盾，可以利用它們的矛盾，尋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新途徑。［7］

    張淑雅認為，直到1951年春，即朝鮮戰(zhàn)爭局勢開始對聯(lián)合國軍有利之后，美國決策者才開始認為臺灣已從美國的政治負擔變?yōu)檎钨Y產(chǎn)，開始探討積極保全臺灣的可能性。［8］

    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的美國對臺政策，是兩岸學者研究的另一興趣點�？夏岬险畷r期，美國決策者們已經(jīng)認識到，美國對華政策必須服務于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的廣泛利益，而非臺灣當局一家利益。新中國政權的穩(wěn)固運行，也促使美國變革對華政策，政府內部先后討論過一些調整方案，例如迫使臺灣當局從緬甸、泰國、老撾“金三角”地區(qū)撤軍，試圖誘迫蔣介石從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撤防，美臺雙方施壓與抗壓、牽制與反牽制的互動十分明顯。但由于難以擺脫臺灣當局的牽制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的掣肘，這一時期美國對臺政策的調整只能局限于“兩個中國”之類的方案。［9］

    在此大環(huán)境下，當1962年臺灣當局企圖利用大陸經(jīng)濟困難實行大舉“反攻”時，肯尼迪政府百般阻撓拖延臺灣當局的“反攻”計劃。牛大勇、唐小松認為，與當初人們的猜測不同，美國對臺灣當局“反攻復國”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不許大打，只準小鬧。美國上層人士包括軍方將領，幾乎都是致力于“拴緊韁繩”、“限蔣出籠”，而不是“策動”蔣介石“反攻大陸”。［10］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通過“先鋒計劃”，一方面掩護美國開始調整與北京的關系，另一方面在非洲提升臺灣當局的聲望，以維護臺灣當局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借此緩和因美國政府變革對臺政策而招致的不滿情緒。［11］

    約翰遜時期的對臺政策，在總體上繼承了肯尼迪政府的思路。由于臺灣在美國國際戰(zhàn)略中的作用不斷降低，約翰遜政府在對臺政策上開始了實質性的調整，結束了同臺灣的“蜜月期”，不再直接卷入臺灣海峽的軍事對峙，并繼續(xù)反對臺灣“反攻大陸”，希望以此保持臺海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美國開始逐漸疏遠臺灣當局，臺灣當局在“外交”上越來越被動。［12］

    總之，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的美臺關系仍是一種非對稱的戰(zhàn)略同盟關系，是冷戰(zhàn)時期美國構建亞太戰(zhàn)略同盟體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作為非對稱同盟之一，美臺同盟的穩(wěn)定性低于美韓與美日同盟，美臺雙方的互不信任和相互斗爭多于后者，但是臺灣當局通過這種非對稱同盟在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進步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韓國。這主要是因為臺灣當局在處理對美關系時是一種“怨婦心態(tài)”，而美國處理對臺關系則是基于“皮格瑪麗翁”效應。①

    二、關于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研究

    在有關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研究中，1961年和1971年是學者們關注的重要年份。兩岸學者經(jīng)過研究，一致認為，1961年初掌美國政權的肯尼迪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隨著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加入聯(lián)合國，美國在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自1951年始一直堅持的“延期審議”政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同時，美國的一些盟國也紛紛要求正視中國的代表權問題，致使肯尼迪政府不得不策劃通過讓蒙古加入聯(lián)合國這一“迂回”手法，阻止中國進入聯(lián)合國。對于臺灣當局而言，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是一場重要的“外交戰(zhàn)”，關系到臺灣當局在聯(lián)合國的存亡。因此，美臺在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的博弈中，蔣介石持強硬立場，堅持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投否決票。經(jīng)美國的強力勸阻，雙方幾輪討價還價，臺灣當局在“顧及肯尼迪的威望和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的理由下讓步”，以放棄否決“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換得美國對臺灣當局“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諾，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lián)合國。［13］

    當然，對于美臺雙方的博弈，兩岸學者看法不一。臺灣學者王正華認為，在此次美臺博弈中，由于蔣介石在當時反共陣營中的地位，使得美國不得不對其妥協(xié)讓步。［14］但是，放棄否決“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對蔣介石而言是憤慨的，此后臺灣當局的“外交路線”不是趨向更彈性而是走上更保守的路線。［15］

    梁志認為，在這次美臺博弈中，由于美國在美臺聯(lián)盟中相對較少的依賴性，能夠以威脅和允諾的雙重作用迫使臺灣當局妥協(xié)；而臺灣當局也絕非完全被動，它同樣會在關鍵時刻制造出一個僵局，逼迫美國繼續(xù)讓步。這種策略的有效性并非來自臺灣當局本身的實力，而是源于美國人眼里臺灣地位的“極端重要性”［16］。顧寧認為，1961年肯尼迪政府關于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政策，在整體上還是繼承了上屆美國政府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所推行的對華政策。［17］

    牛大勇則認為，表面上看美臺關系的這場危機是以雙方的妥協(xié)而結束，但仔細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當時臺灣當局幾乎滿載而歸，沒有任何實際損失；而肯尼迪政府至少喪失了兩項戰(zhàn)略利益：調整對華關系的靈活性及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建交。［18］對于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恢復在聯(lián)合國合法權利的原因，大陸學者認為，1971年，美國正式?jīng)Q定采取“雙重代表權案”，但由于總統(tǒng)尼克松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構成的決策核心在處理此問題的戰(zhàn)略前提是與北京改善關系，根本不顧臺灣當局對此事的反應，再加上兩人對長期負責該事務的美國國務院系統(tǒng)毫不信任，從而造成美國政府嚴重的信息脫節(jié)，使美國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出現(xiàn)一系列戰(zhàn)術失誤，中國恢復了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權利。［19］

    張紹鐸認為，由于蔣介石一直秉持在聯(lián)合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使得那些為保住臺灣當局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而實質上傾向于默認“雙重代表權”的臺灣高級“外交官”，難以向蔣介石進言，無法配合美國行動，臺灣當局被驅逐出聯(lián)合國成為必然。［20］1971年中國成功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雖與尼克松政府的相關政策不無關系，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自身，即只要中國不發(fā)生內亂，只要北京不讓步，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是必然的結局。［21］

    針對臺灣民眾認為臺灣退出聯(lián)合國是蔣介石實行“漢賊不兩立”政策所造成的“外交”失敗這一普遍觀念，王正華指出，臺灣當局在聯(lián)合國的代表權，實與臺灣當局各“邦交國”有密切關系。大陸利用建交要求對方承認其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要建交成功，臺灣當局就不得不與之“斷交”。蔣介石所謂的“漢賊不兩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只是蔣介石面對“外交”困境的情況下不得不強調意志的力量，以突破難關。［22］

    作為與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密切相關的事件，20世紀60年代中期臺灣當局援助非洲農業(yè)技術問題也引起大陸學者的關注。陳長偉認為，60年代約翰遜政府為了在聯(lián)合國維持“納蔣排共”的局面，決定支持具有“兩個中國”意味的“研究委員會提案”�？膳_灣當局認為支持“研究委員會提案”就是對自己“合法”國際地位的挑戰(zhàn)，因而堅決反對。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美臺雙方共同認識到要保住臺灣當局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地位，就必須積極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因而美國同意根據(jù)參議院農林委員會制訂的一項食物援助法案(PL480)第一款與臺灣當局簽訂協(xié)定，為臺灣當局對非洲農業(yè)技術進行“援助外交”提供財政資助，構成60年代中期美臺在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進一步合作。［23］

    張紹鐸則認為，雖然美臺雙方試圖通過對非洲國家進行農業(yè)技術援助，以改變非洲國家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投票取向，但非洲國家的投票取向受其自身政局演變等因素的影響，最終使美臺的希望落空。［24］

    三、關于美臺軍事同盟問題的研究

    對于美臺軍事同盟問題，兩岸學術界關注點不同。例如，有關《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問題，賈國慶認為，《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簽訂是中美關系的諸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產(chǎn)物，但該條約的簽訂并不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相反它只是以法律的形式重申了美國為了維護其戰(zhàn)略利益執(zhí)行分裂中國的扶蔣反共政策。［25］

    張淑雅認為，對美國而言，《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只是維護臺海兩岸現(xiàn)狀的不完美方案，臺灣當局希望由此獲得較長期、較穩(wěn)定的軍事和經(jīng)濟援助，并希望以條約的形式在國際地位構架中取得美國“盟邦”的地位。同時該條約的簽訂也暗示美國承認臺灣當局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具有相互平等的形式。［26］

    臺灣學者粟國成通過研究1957年“劉自然事件”①，檢討20世紀50～60年代的美臺軍事同盟關系。他認為“劉自然事件”并沒有使美臺關系破裂，但是此事件促使美臺雙方都開始正視美軍人員在臺的“治外法權”問題，從而直接促成了1965年8月《美在臺地位協(xié)定》的簽訂，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27］

    臺灣學者劉曉鵬通過整體考察50～60年代美臺軍事交往后認為，通常學者將50～60年代的臺灣當局視為美國的附庸，可是臺灣當局更像美國雇傭的保鏢或者說低薪勞工。臺灣當局只有努力地保衛(wèi)美國利益才能勉強維持生存。同時，由于美國大規(guī)模軍援臺灣，讓臺灣擁有了較為現(xiàn)代化的兵力，造成臺灣當局對本身的認知與行為仍為“大國”，致使理想與現(xiàn)實出現(xiàn)偏差。［28］

    美國給予臺灣大量的軍事援助是美臺軍事同盟的一項重要活動。杜繼東對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對臺軍援做了初步研究。他認為，在美國的軍事援助下，臺灣海、陸、空得到較好的改造，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擁有了與大陸隔海對峙的軍事資本，但是臺灣當局在接受美國軍援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其約束，形成對美國的依賴局面。［29］

    溫強則認為，美國自約翰遜政府時期已開始削減對臺軍援�；粮裨L華前，美國從過去的無償援助為主過渡到以軍事銷售為主。基辛格秘密訪華公開后，美國軍方、保守派、親臺勢力向白宮發(fā)難，臺灣也借機迫使美國補償并強化了自己的空軍。［30］

    四、關于臺海危機與美臺關系的研究

    1949年至中美建交前一共爆發(fā)三次臺海危機，即1954～1955年的第一次臺海危機(臺灣方面稱為“九三炮戰(zhàn)”)，1958年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臺灣方面稱為“八·二三炮戰(zhàn)”)，1962年的第三次臺海危機。①

    臺海危機一直是兩岸學者關注的重點問題。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張淑雅通過考察艾森豪威爾政府前兩年(1953～1954年)的對臺政策，對一般認定美國有決心防衛(wèi)“外島”②的說法提出強烈質疑。她認為，“外島”問題從浮出臺面到變成主要沖突焦點，美國的“外島”政策也歷經(jīng)從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fā)前的逐漸加重協(xié)防責任到危機爆發(fā)后的不愿意武力協(xié)防，甚至希望在不失顏面的情況下從“外島”脫身的變化。這主要是因為大陸在“外島”問題上占有優(yōu)勢。［31］

    余子道認為，美國從杜魯門政府到艾森豪威爾政府，逐步形成對“外島”的基本政策：把臺灣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在遠東的防御體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衛(wèi)臺澎不落入中共手中；美國對防衛(wèi)“外島”不向臺灣當局做任何承諾，除非中共軍隊在對“外島”進攻的同時也對臺澎發(fā)動攻擊，或者對“外島”的攻擊是進攻臺澎的前奏，否則，美軍不介入保衛(wèi)“外島”的戰(zhàn)爭。同時美國又刻意保持“外島”政策的靈活性與模糊性。臺灣當局則著眼于“反攻復國”的基本政策，視“外島”為生命線，竭力堅持以重兵保衛(wèi)“外島”，要求美國承諾協(xié)防任務，直接參與防衛(wèi)“外島”的軍事行動。由于美臺雙方的立場不同，因此在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美臺間的博弈無不貫穿著各自的政策意圖，呈現(xiàn)出既互助協(xié)動又矛盾沖突的復雜關系。［32］

    鄭永平詳細分析了三次臺海危機期間美臺的政策互動后指出：經(jīng)過三次臺海危機，現(xiàn)存的臺海兩岸相互對峙的戰(zhàn)略格局基本定型。美中兩國和臺灣當局經(jīng)過多次較量，對彼此在中國統(tǒng)一問題上的目標、立場、政策乃至具體策略逐步了解。其中，由于美臺的目標相差較遠，臺灣當局在三次臺海危機期間對美國的政策是既屈從又對抗，有時甚至態(tài)度強硬。［25］(pp.120～166)

    張淑雅在仔細分析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對臺灣當局“反攻大陸”政策的態(tài)度后，認為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由于擔心蔣介石趁機擴大沖突，美國要求臺灣當局不可憑武力硬性“反攻”，而是要“待機反攻”；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fā)后，美國將“待機反攻”的想法進一步推演，構思了讓“反攻大陸”精神化的說辭，要臺灣當局扮演中國文化的守衛(wèi)者，以爭取大陸民心，為日后重掌政權打下基礎。實質上，美國從未打算支持臺灣當局“反攻大陸”，但為了牽制中共，一直不愿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政策。［33］

    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美國曾想通過聯(lián)合國安理會決議�；鸬姆绞浇鉀Q這次危機。由于最終沒有具體結果，兩岸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討論并不深入。張淑雅通過解讀英美雙方的外交檔案以及臺灣當局“駐美大使館”的檔案，對“安理會停火案”作了較為詳盡的敘述與分析后認為，由于艾森豪威爾政府只希望通過“安理會�；鸢�”維持臺�，F(xiàn)狀，并不想費太大力氣根本解決“外島”問題，因此“安理會�；鸢�”完全是“頭疼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策略；而英國則認為該案偏離了自己的對華外交政策目標，而且最終連決議案都沒能交議，美國想讓安理會為美國政策背書的愿望也隨之落空。［34］

    對于1962年的第三次臺海危機，余子道認為，此次臺海危機之所以流產(chǎn)，一方面是由于美國權衡戰(zhàn)略全局，不支持臺灣當局“反攻大陸”。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政府動員軍民，調集重兵、嚴陣以待，同時在外交戰(zhàn)線實行“以美制臺”策略的結果。［35］

    趙學功和王棟則認為，由于中美兩國都對華沙渠道給予重視，通過中美兩國大使級華沙談判代表的溝通，雙方都認識到制止蔣介石冒險行動的重要性，這為化解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36］王棟還認為，1962年臺海危機之后，美國“戰(zhàn)略模糊”混合“雙重威懾”的策略逐漸成形，該策略是構成冷戰(zhàn)期間美國對臺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37］

    五、關于美臺關系中個人因素的研究

    在美國對臺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的過程中，美國眾多政治、軍事、外交人物都起了重要作用。目前，兩岸學者已經(jīng)將美臺關系的研究延伸到相關人物的研究。

    美國國會中的“中國幫”是兩岸學者共同的研究焦點。賈妍、信強及臺灣學者趙綺娜分別通過對美國國會“中國幫”議員推動美國加強對臺灣當局的軍事、經(jīng)濟援助，阻撓美國承認新中國等事例的考察，認為盡管他們數(shù)量不多，但是他們通過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力，對美國政府制定對臺政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38］

    趙綺娜還通過詳細考察“中國幫”主要代表人物———新澤西州參議員史密斯在杜魯門政府時期的言行，認為史密斯之所以不遺余力地主張保護臺灣，主要是基于美國在冷戰(zhàn)時期全球地緣政治的考慮，以及堅持美國外交的傳統(tǒng)思想。［39］

    臺灣學者林孝庭認為，1949～1951年間，蔣介石在軍事、“外交”與安全政策方面極度依賴以美國退休海軍上將柯克為首的一群“非正式”美國軍事顧問人員，充分顯示美國政府高層在此一時期的對臺政策制定上存在嚴重矛盾、沖突與不協(xié)調；而臺灣“國家”政策的這一“私人化”過程，對蔣介石政治生命的存亡與延續(xù)產(chǎn)生了至為關鍵的作用，也為此后美臺軍事關系發(fā)展起到鋪路與傳承的作用。［40］

    張淑雅通過探討美國藍欽(大陸學者翻譯為“蘭金”)“大使”執(zhí)行美國對臺政策的方法、態(tài)度及其對這一時期美國對臺政策的影響后認為，雖然藍欽在美國對臺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影響有限，但他卻能夠通過執(zhí)行政策時的偏向，增加美國對臺灣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藍欽強調“心戰(zhàn)”在反共斗爭中的重要性，將“反攻大陸”當做“心戰(zhàn)”工具，無形中加強了臺灣與大陸分離的傾向。［41］

    六、現(xiàn)有研究存在的問題

    回顧近20年海峽兩岸關于中美建交前美臺關系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研究問題不斷增多，資料運用日益多樣化，研究呈現(xiàn)多維展開、縱深發(fā)展的態(tài)勢，但現(xiàn)有研究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對比海峽兩岸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兩岸學者在使用美國檔案資料方面存在差距。20世紀90年代，大陸學者在美臺關系研究中除了使用已經(jīng)在大陸出版的《艾奇遜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麥克阿瑟回憶錄》等傳統(tǒng)資料外，開始使用美國檔案，主要是《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諸卷，其他美國檔案的使用基本屬于轉引性質。2000年后大陸學者使用資料逐漸多樣化。美國國家檔案館檔案、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個人檔案、美國總統(tǒng)公共檔案：約翰·肯尼迪(1961)、國會簡報等資料被逐漸應用到研究中。

    由于臺灣學者中很多人有在英美學習或工作的經(jīng)歷，使得他們對美方相關資料的運用已經(jīng)由大量使用美國國家檔案發(fā)展到挖掘個人檔案階段。例如，張淑雅在研究中除了運用《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及美國國家檔案館各種相關檔案外，還大量使用顧維鈞檔案、蔣介石日記、杜魯門檔案、艾森豪威爾檔案、亞歷山大·史密斯檔案、蘭德爾檔案、卡爾·蘭金檔案等。林孝庭則大量使用了胡佛檔案館收藏的蔣介石日記、查理·柯克檔案、魏德邁檔案、羅伯特·格里芬檔案、周以德檔案、艾爾弗雷德·科爾伯格檔案等。臺灣學者對美國諸多個人檔案的使用，使其研究可以深入到美國對臺政策的制定、運作，美國對臺政策決策者在處理美臺關系時的作用，以及諸多二線人物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等諸多問題中去，使臺灣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呈現(xiàn)出由面到點、點面結合的研究趨勢�？v觀兩岸學者對這一時期美臺關系的研究，還可以看出，盡管兩岸學者都搜集運用美方檔案資料，但多數(shù)忽略了海峽對岸資料的運用。1979年以前的美臺關系，并不僅僅是美臺之間的問題，主要是中、美、臺三方的博弈，任何一方資料的缺失，都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事實的厘清以及研究的客觀性。從現(xiàn)有主要研究成果看，2000年以前兩岸學者基本以美方檔案為研究基礎，對己方以及海峽對岸的資料甚少使用。2000年后，局面開始改變。就大陸學者而言，在研究中開始使用臺灣出版的檔案集、個人回憶錄及中國外交部檔案和福建省檔案。對臺灣學者而言，伴隨著臺灣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臺灣國民黨時期的檔案資料迅速對民眾開放，臺灣學者在研究中可以將諸多美國資料同臺灣島內“國史館”、“外交部”、“國防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國民黨黨史會等單位所藏檔案資料交互使用，互相印證。遺憾的是，盡管兩岸學者在使用己方檔案方面已有進步，但兩岸學者在研究中使用對方檔案仍處于起步階段。究其原因，或許與兩岸學者獲取對方資料的難易程度有關。

    綜上所述，海峽兩岸學者對中美建交前的美臺關系已經(jīng)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今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可以從以下方面進一步拓展深化：首先，擴展研究領域，比如此一時期在美臺關系中占重要地位、對臺灣社會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美國對臺軍經(jīng)援助，冷戰(zhàn)背景下英國、蘇聯(lián)、中國等因素對美臺關系的影響，美國國內其他因素如國防部、中情局、駐日盟軍總部(也稱為東京盟總)及美國親臺民間人士及組織(查理·柯克、陳納德、百萬人委員會①等)在美臺關系中所起作用等；其次，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以歷史學方法為主，輔以外交學、國際關系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研究方法及理論，深入探究這一時期的美臺關系。最后，注意搜集美國高校微縮膠片，及時關注國內外眾多檔案機關和研究機構的相關資料，使用新挖掘的史料研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