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行政扶貧模式在后脫貧時代面臨諸多局限,引入社會主體參與扶貧,實現"單中心貧困治理"向"多中心貧困治理"轉型具有客觀必然性。然而,市場化的社會主體與行政化的精準扶貧、收益性的社會主體與公益性的精準扶貧、碎片化的社會主體與系統化的精準扶貧之間始終存在著較大的張力,而法律激勵機制的引入為張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機與路徑。當前我國社會參與扶貧法律激勵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層面的"管理型激勵"、標準層面的"資格型激勵"和方式層面的"幫扶式激勵"等問題,故應當針對當前社會參與扶貧法律激勵的問題,徹底實現"三個轉變":即實現激勵理念從"管理型激勵"向"契約型激勵"轉變,實現激勵標準從"資格型激勵"向"績效型激勵"轉變,實現激勵方式從"幫扶式激勵"向"合作式激勵"轉變,最終實現社會參與扶貧法律激勵的效能最優(yōu)。 

【文章來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2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10 頁

【文章目錄】：
一、激勵前提:社會參與扶貧的反經濟悖論
    (一)市場化的社會主體與行政化的精準扶貧
    (二)收益性的社會主體與公益性的精準扶貧
    (三)“碎片化”的社會主體與系統化的精準扶貧
二、激勵困境:社會參與扶貧的激勵問題檢視
    (一)“管理型激勵”:社會參與扶貧法律激勵的理念問題
        1.立法協商的缺失。
        2.立法內容的模糊。
    (二)“資格型激勵”:社會參與扶貧法律激勵的標準問題
    (三)“幫扶式激勵”:社會參與扶貧法律激勵的方式問題
三、激勵路徑:社會參與扶貧的激勵制度創(chuàng)新
    (一)從“管理型激勵”到“契約型激勵”
        1.強化“激勵契約”制定的協商性。
        2.提高“激勵契約”內容的明確性。
    (二)從“資格型激勵”到“績效型激勵”
    (三)從“幫扶式激勵”到“合作式激勵”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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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341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