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扶貧開發(fā)"六大工作機制"之一,干部駐村幫扶在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中發(fā)揮了重要的抓手作用。本文基于在陜甘寧深度貧困地區(qū)采集的2萬多建檔立卡貧困戶數(shù)據(jù)建立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從第一書記的個人特征、人力資本、派出單位層級、村莊資源稟賦以及貧困戶屬性等因素入手,驗證第一書記貧困治理的"先鋒"角色和派出單位的"后盾"作用。本文發(fā)現(xiàn):（1）第一書記派出單位層級和職務職級越高越有助于提升貧困治理績效;（2）第一書記年齡越大、學歷越高則貧困治理績效越低。本文為考察第一書記駐村幫扶提供了一個"先鋒"與"后盾"的互動視角,并在實證分析中優(yōu)化了貧困治理績效評價方法,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有助于完善第一書記選派制度,提升第一書記選派精準度和匹配度,從而提高干部駐村幫扶績效。本文的局限在于缺少對貧困治理績效進行動態(tài)分析以及對第一書記有關個體特征的控制,這是后續(xù)需要予以關注的方面。 

【文章來源】：公共管理學報. 2020,17(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5 頁

【部分圖文】：

第一書記貧困治理績效理論模型圖

在派出單位因素對貧困治理績效影響方面，“資源論”認為第一書記貧困治理績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派出單位的整體資源優(yōu)勢，派出單位的性質、行政層級和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不同，對貧困治理績效影響較大，一般情況下單位層級越高其掌握的資源就越多，貧困治理績效就越好。如謝小芹通過對廣西圓村的案例研究，發(fā)現(xiàn)貧困村在脫貧致富道路上的快慢和治貧效果直接跟后盾單位的經濟實力相關。在考核壓力之下，當?shù)谝粫浻捎谧陨碣Y源有限和后盾單位實力不強等導致項目和資源支持不夠時，甚至會與村干部合謀造假[7]。許漢澤和李小云發(fā)現(xiàn)第一書記派出單位的性質不同，對第一書記提供的支持以及所產生的影響有很大的差異，如市委市政府、財政局、發(fā)改委等強勢部門派遣的第一書記，單位一般都能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而大部分資源有限的普通部門和邊緣部門很難對貧困村提供項目支持[31]。覃志敏等認為駐村干部及其后盾單位構建了針對扶貧對象的社會“幫扶網”，駐村干部結對幫扶資源主要依賴于社會網絡或原單位非常規(guī)業(yè)務范疇資源[32]。田維緒等也發(fā)現(xiàn)派出單位之間的性質、擁有資源差異及責任人的能力各異，折射出差異化的資源配置和幫扶效果[33]。劉湖北等認為派出單位帶來的主要是社會資本，如資金的支持、思想支持和政策支持或提供程序便利等，在扶貧工作中能帶來的幫助是最多的[30]。張登國認為，第一書記的貧困治理績效不僅取決于其個人能力、實踐經驗、社會資本等，還取決于其派出單位所占有的經濟、政治、組織和文化資源，層級越高的單位，占有的資源越豐富，調動資源的能力就越強[34]。張國磊認為具有較高的行政級別的委派單位對體制內資源的調動能力較強，能夠在短時間內改善幫扶村莊貧困狀況。第一書記主要依靠制度資源、本單位供給的后盾資源以及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整合體制外社會資源[35,36]。童春陽等發(fā)現(xiàn)駐村幫扶干部的派出單位等級代表著派出單位擁有的主要社會資源，對扶貧效果產生正相關影響，特別是縣級以上單位派出的干部對貧困治理績效影響較大[37]。陳志等運用華中某縣的精準扶貧實績核查數(shù)據(jù)考察了幫扶主體層級與貧困戶幫扶效果之間的關系，并得出幫扶主體的層級越高，所能調動的社會力量越多，對貧困戶的幫扶效果越好[38]；而黃娟娟等利用華東某扶貧重點市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數(shù)據(jù)，通過傾向匹配得分法和雙重差分法來評估第一書記對貧困戶收入提高的影響，得到了與陳志等人不同的結論，發(fā)現(xiàn)市派第一書記要比省派和縣派的作用更大，幫扶主體的來源層級越高對貧困戶的幫扶效果越好的結論不具備普遍性[39]。此外，“信息論”認為后盾單位通過向貧困地區(qū)輸送專家、輸送信息、輸送技術等幫扶手段不斷增強貧困群眾脫貧致富能力，擴大貧困群眾的知識面、信息量、技能水平和內生動力等[40]。駐村工作隊通過后盾單位人際資源、第一書記個體性人際資源，尤其是技術、市場、管理等方面的人際資源，擴大了貧困戶現(xiàn)有的人際交流圈[41]�！皦毫φ摗闭J為在目標責任的考核下，派出單位的扶貧成效會影響本單位的年終績效考核，其所承擔的治村責任遠大于駐村干部，這就迫使其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全力支持駐村干部的治村工作[35]。根據(jù)2015年4月下發(fā)的《關于做好選派機關優(yōu)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第一書記并不直接對扶貧目標負責，而是派出單位與目標掛鉤。因此，在目標考核和問責壓力之下，派出單位確有主動作為的理由。在個體因素對貧困治理績效影響方面，一般從“資源論”的視角進行論述和驗證。舒全峰等強調第一書記的公共領導力能夠顯著地提升村莊集體行動能力，從而提升農村公共治理水平[17]。劉湖北確認了第一書記的身份地位、社交網絡等社會資本與工作績效有顯著的正向關系，其自身文化素質、工作能力、工作態(tài)度等也是重要影響因素[30]。李華等通過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仔細考量了影響第一書記工作績效的12個因素，發(fā)現(xiàn)第一書記的工作經驗與學歷有一定的顯著性影響[42]。盧沖等測算了駐村干部與貧困村的匹配度以及駐村干部勝任力與貧困村脫貧成效關系，發(fā)現(xiàn)駐村干部對脫貧成效影響力的大小受職位級別的直接影響[43]。王卓等通過對第一書記群體特征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在個人因素中，個人能力、社會資源和人脈關系、家庭背景影響力依次遞減，而在環(huán)境因素中村干部的配合影響最大，其他依次是村民配合、鄉(xiāng)鎮(zhèn)干部支持[44]。劉偉等認為第一書記貧困治理績效與其個人的能動性有關，能動性本身是由駐村干部介入程度與村莊力量強弱所共同決定的，積極參與貧困治理乃至村莊治理的駐村工作隊，而對于主導鄉(xiāng)村秩序沒有太大興趣的駐村工作隊，通常會選擇“遷就”的做法，成為“協(xié)調型”工作隊或盡可能少做事。他們據(jù)此認為不同工作參與的積極性與第一書記的貧困治理績效有關，而積極性與否與其年齡和職務職級相關[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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