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性債務是新預算法實施后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治理的重點和難點。本文通過構建一個關于地方政府行為的模型,探討債務限額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為規(guī)避債務限額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增加,而增強財政透明度和審計力度有助于約束政府的預算外活動。本文還發(fā)現(xiàn)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兩種不同的預算外融資方式的影響存在差異。利用2012-2017年間全國地級市層面的計量分析支持上述推論。 

【文章來源】：財政研究.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6 頁

【部分圖文】：

1997年以來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增長率變化情況

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由上一級政府決定下一級政府的債務限額①。在2014年末債務審計核定的基數(shù)上,按照債務風險、地方財力等諸多因素,采用因素法確定額度②。整體上債務限額管理仍以風險防范為主,新增債券難以滿足地方政府的全部融資需求。如圖2所示,2018年全國絕大部分地級市顯性債務均在債務限額以下,但余額基本接近限額。由于短期內(nèi)地方政府熱衷基建投資的激勵未改變,事權及支出責任和財權不匹配造成的財政缺口未改變,地方政府仍具有較大的舉債沖動,硬化預算約束很可能導致預算外活動的增加。新預算法實施后,隨著債務限額、債務預警系統(tǒng)等治理工具的應用,顯性債務得到有效治理,隱性債務問題卻逐漸突出。地方投融資平臺依然是地方政府主要的預算外融資方式,同時PPP、政府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或“政府引導基金”)等新方式大量涌現(xiàn)①。國家審計署和財政部陸續(xù)對一些地方政府違規(guī)舉債進行問責,并在全國開展隱性債務的規(guī)模摸底和“化債”探索②。由于預算外活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學術界對隱性債務規(guī)模的估算差異較大。根據(jù)國際清算銀行(BIS)的估計,除顯性債務外,2017年底中國隱性債務規(guī)模達到8.9萬億元,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2016年底隱性債務就達到19.1萬億元③。除了規(guī)模巨大,隱性債務引起的不良市場預期和局部風險過大等問題,可能誘發(fā)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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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3548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