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來,中美之間出現(xiàn)貿易摩擦,經濟的不確定性逐漸增強,同時人民幣匯率經受了較大的壓力,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擔憂,因此研究試圖從貿易結構角度入手,分析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原因。在過往的研究中,對貿易結構與匯率的研究比較少,更鮮有以中國視角看待此問題的研究。在回顧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基礎上,將貿易結構加入經典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中,探討貿易結構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同時對貿易結構對均衡匯率的影響機制進行了系統(tǒng)性梳理,認為貿易結構從工資效應和財富效應兩方面作用于均衡匯率,并建立了三部門的經濟模型,通過嚴格的公式推導得出貿易結構的改善會使得均衡匯率升值的結論。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實證模型,提取1995—2018年世界各國的相關匯率和貿易數(shù)據(jù)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也證實了相關結論。研究結論可以為相關部門制定針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策略、推動我國進出口轉型等提供參考。 

【文章來源】：金融理論與實踐. 2020年06期 第28-35頁 北大核心

【文章頁數(shù)】：8 頁

【部分圖文】：

工資效應影響機制

和工資效應一樣，假定高生產率部門生產率增長，從而高生產率部門工資提高，進而在一價定律作用下，低生產率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工資增長，進而總收入會增加，從而對不可貿易品的消費會增加，導致不可貿易品的價格上升，進而均衡匯率會升值。在這一過程中，貿易結構的改變，即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的轉移，導致整個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提高，整個貿易部門的工資升高，在一價定律作用下，不可貿易部門工資也提高了，從而收入繼續(xù)增加，對不可貿易品的消費增多，不可貿易品的價格繼續(xù)上升，導致均衡匯率繼續(xù)上升。同時，由于在一般情況下，高生產率產品相較于低生產率產品技術含量較高，所以高生產率產品價格較高，低生產率產品價格較低，貿易結構的改善（即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移動），導致高生產率產品占比增多，而低生產率產品占比下降，從而整個社會的總收入增加，進一步增加了不可貿易品的消費，最終引起均衡匯率的上升（見圖2）。（三）中美貿易摩擦后人民幣貶值的理論邏輯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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