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與唐朝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韓國的漢詩以新羅和唐朝之間的相互贈詩為中心,開始出現(xiàn)了諸多好的作品。 在新羅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史上有一種奇特的現(xiàn)象,那就是兩國的國王互贈自己的詩。其中,有新羅的真德女王繡在綢緞上贈予唐高宗的《太平頌》:而唐玄宗也曾贈給新羅景德王一篇名為《賜新羅王》的詩。由此可以推斷,新羅與唐朝之間曾有過非常密切的交流,又可看出當時的漢詩已得到極大的發(fā)展。 三國以來,與中國之間的交流主要通過進貢的形式展開。在這種交流過程中,新羅開始積極推進了伴隨古代國家完善的政治社會制度及文化方面的邀請活動。在三國統(tǒng)一之前,這種外交努力通過新羅的進貢和人質相結合以及添入文化表現(xiàn)的宿衛(wèi)得以實現(xiàn)。三國統(tǒng)一后,兩國間有一段時間的斷交后,新羅與唐朝之間重新建立起文化·經濟上的外交關系,由使節(jié)及在唐朝修學的留學生和眾多求法僧開始直接主導各種政治·文化的交流。 到了新羅后期,新羅和唐朝同時步入國力衰退時期,因此正式的使節(jié)派遣開始逐漸減少。但與此同時,從真骨貴族的政治性垅斷中淘汰的沒落貴族或六頭品出身的留學生以及以留學僧的身份來到唐朝的新羅人不斷吸收儒教政治理念或革命性禪宗思想。通過這些人不斷的學習唐朝的文化制度和詩文創(chuàng)作,奠定了韓國漢文學正式發(fā)展的基礎。 贈詩大部分都是在新羅后期或晚唐時期得以創(chuàng)作的。唐代人的詩文主要是贈與新羅文人、僧侶、使節(jié)。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人、僧侶和使節(jié)起到了大部分文化交流的作用。 唐朝詩人贈給考中賓貢科舉的新羅文人的詩中,雖有些離別的悲痛和對旅程的擔憂,但也充滿了對他們艱苦求學精神的贊頌以及對他們歸國后大展宏圖的期望。與此相反,贈給那些未能考中賓貢科舉的新羅文人的詩中,卻充滿了對他們未能實現(xiàn)夢想的憐憫之情和對他們前途無望的擔憂,同時還重疊有對辛勞旅途的憐憫之情,從而呈現(xiàn)出了凄涼悲苦的情調。 大部分新羅僧侶都屬于禪宗系,從地位和思想上與六頭品的文人具有深厚的連帶關系,而且這些人在唐朝的活動也并非局限于宗教方面,他們基于敦厚的文學素養(yǎng),積極參與了與六頭品文人或唐代詩人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 唐代詩人對新羅僧侶們的宗教修行境界給予了高度評價,甚至達到敬仰的地步。正如那些作者們所說,在以佛教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世界里,不能存在“華”與“夷”的區(qū)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文化普遍主義立場,在構筑東亞共榮圈的精神基礎當中,國際性宗教的佛教的作用和效力大于任何制度或文化。 雖然當時派遣使節(jié)的次數降到最低,但從三國時代開始精通文學的使節(jié)在促進兩國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尤其從真德女王時代起至景文王時代期間,所派遣的宿衛(wèi)長期滯留在異國他鄉(xiāng),起到了兩國政治、外交、文化橋梁的作用,雖然在新羅后期,為他們贈詩的現(xiàn)象并不是很頻繁,但通過使節(jié)的文學交流卻從未間斷。 新羅人贈給唐代人的詩共有86首,這與唐代人贈給新羅人的55首詩相比,足足多了31首。但贈詩給新羅人的唐代詩人共有35人,而贈詩給唐代人的新羅詩人卻只有真德女王、崔致遠、樸仁范、崔匡裕、崔承佑、金立之等人,從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新羅人在接到唐代人的贈詩后,理應有答詩,但那些詩之所以未能流傳至今,或許是因為這些詩文集或詩選集未能被很好地編輯記錄下來。此外,又或許是因為來往于唐朝的新羅人遠多于往來新羅的唐朝人。但為數不多的新羅人能給許多唐朝人贈詩的事實,足以能夠證明當時新羅詩人們的崇高地位,這也是證明新羅人在當時廣泛而又積極開展文學活動的一個鐵證。 對新羅末期、高麗初期漢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崔致遠一人身上。在流傳至今的詩文寥寥無幾的情況下,集中研究資料豐富的崔致遠一人似乎很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也不能忽略在同一時期極有可能發(fā)揮出相當可觀的文學力量的那些其他詩人們的功勞。 受到贈詩的新羅人除了那些賓貢諸子以外,還有很多渡唐留學生和僧侶以及外交使節(jié)。這些人受到的贈詩各占一定的比率。他們的主業(yè)雖然不同,比如說文學、求法、外交等,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具備相當高的文學素養(yǎng),他們憑借與唐代詩人之間親密的文學交流關系,展開了多方面的文學活動。這證明了新羅末期、高麗初期,新羅和唐之間的文學交流及新羅漢文學并非僅靠幾個特定人來主導,而是通過各種身份的新羅人們廣泛參與才得以推進的。 唐人贈給新羅人的詩,特征可分為地理性的距離認識和文化性的同質意識,兩國間隔海相鄰造成的地理性的斷絕,加深了送別人和離別人之間的別離悲情。但這些悲傷在文化和制度上同屬一個家族的精神紐帶下得以緩解和克服。此外,在這種文化同質意識基礎上交游的唐代詩人并未將新羅人當作是蕃國的異邦人,并未顯露出中華人的優(yōu)越感,而是將他們視為情濃意厚的友人或文學方面的同仁,平等對待。 新羅人贈給唐人的詩主要觀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太平頌》特征和在渡唐留學生中占據最大比重的崔致遠贈詩的特征�！短巾灐返男问绞俏逖怨旁�,內容是頌體,并且是一首外交詩�！短巾灐烦钟嘘杽傊�。可以說該詩具有高古雄渾的風格。 崔致遠贈詩的特征包括:詩語的恰當安排、運用多種固有名詞、使用獨創(chuàng)性數字或虛字、首尾雙括的章法構詞、運用二開七合的手法、運用嚴整的對偶格式、使用多種疊字、為獲得音響上的效果而復用語辭、多種心像表現(xiàn)構詞、運用廣泛的典故。 贈詩在韓國漢文學史上的意義大可分為對新羅末期,高麗初期漢詩發(fā)展的貢獻和對新羅漢文學水平的提高以及晚唐潮流的再評估。 有評價說新羅末期在唐研究詩文的新羅人大舉發(fā)展了我們的漢詩,但也有人評價說是他們將晚唐綺艷的詩風傳播給了新羅詩壇,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批判性評價,是因為當時這些人是在晚唐進行了研修,而且在崔致遠的詩中出現(xiàn)了晚唐的風格。但至今傳下來的詩并不是很多,而且僅憑他們在晚唐活動的表面現(xiàn)象,將這個時期的詩文定論為晚唐風格的現(xiàn)象未免有些失實,這也極有可能是一種偏見。雖說晚唐這個時期顯現(xiàn)出了許多末代弊病,但仍殘留有前代的痕跡,而且曾與新羅人交游的大部分唐代詩人并非個個都是綺艷的晚唐風格的詩人,不屬于這一類的詩人反而更形成了主流。也就是說,具有賈島類寒瘦苦吟特征的詩人,繼承中唐期新樂府運動的詩人,具備相當的格調,并關注現(xiàn)實的僧侶詩人,此外,留給新羅人的贈詩最多,并從白話詩人杜荀鶴曾受到贊頌的張喬等無法定論為晚唐風格的詩人更加占據優(yōu)勢。因此,將新羅末期高麗初期文學只斷定為晚唐風格多少有些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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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8
【分類號】：I207.229.421

【引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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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崔華洋;唐朝與新羅時期的詩歌交流[D];延邊大學;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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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允珍;晚唐著名韓國詩人崔致遠與《桂苑筆耕集》[D];華中科技大學;2012年

6 張建;安史之亂前后唐與新羅詩歌交往研究[D];內蒙古大學;2013年

7 姜姍;中國儒道思想對新羅漢詩的影響[D];延邊大學;2013年

8 樸錦哲;申用溉詩歌研究[D];延邊大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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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44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