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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教研究

2008 2014 年第 1 12 01 2期

高等教育改革頂層設計的邏輯
閻光才
摘 要 ：高等教育改革 頂層 設計 首 要 目 的 是 進 一步明確 政府 與 高校 間 的關系 ， 在 注 重 強 化政府 作 為戰(zhàn)略 統(tǒng) 籌者 的 地位 、 依法合 理 運用如規(guī)劃 和評估等 各種有效 政 策工具 的

同時 ， 弱 化 其 對高校 過多 的 行 政干 預 的 角 色 ， 為高校 釋放出最大 的 自主空間 ， 鼓勵 高校 依照章程開 展 “ 摸著石頭過河 ” 的 多 樣 化 探索與 創(chuàng)新 。 概言之 ， 當 下中國高等教育 宏觀 改革的 基本取向 為 ：宏觀 政府 層 面的 頂層 設計 與 微觀 層 面高校 “ 摸著石頭過河 ” 的 相 結(jié) 合 。 關鍵詞 ：頂層 設計 ；政校關系 ； 自主 創(chuàng)新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 后 ，“ 改革頂層設計 ”的說法在我國各級政府的官方文 本中日益流行 。 在高等教育領域 ， 近年來加強改革的 頂層設計也漸成聲勢 ， 它與 “ 綜合改革 ” 聯(lián)袂 ， 一起成 為當下改革話語中最為醒目的兩個關鍵詞 。 然而 ，， 究 竟如何理解 “頂層設計 ”， 在現(xiàn)實的政策設計與實踐中 究竟如何把握頂層設計的精髓 ， 使之不流于一種套話 和官話甚至被曲解為一種逆潮流而動的不當改革托 詞 ， 這正是本文在此所嘗試加以探究的 。 一 、 頂層設計與政府作為 辦學自主權 ， 加強高等學校同生產(chǎn) 、 科研和社會其他 各方面的聯(lián)系 ， 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jīng)濟和社會 發(fā)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 。 ”1993 年 ，中共中央 、 國務 院正式發(fā)布了 《 中國教育改革和綱要 》， 其中特別提 出 ：“ 通過立法 ， 確定高等學校的地位和任務 、 權利和 義務 、利益和責任 。 學校在執(zhí)行國家的方針 、政策 、 法 規(guī)和計劃的前提下 ， 享有教學 、 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 的自主權 ， 人事調(diào)配權 ， 經(jīng)費 、 物資的占有和使用權 ， 開展國內(nèi)外教育與學術的交流 、合作權 。 政府通過法 規(guī) 、計劃 、撥款 、 組織評估等手段和人才勞務市場的調(diào) 節(jié)作用 ，引導學校建立自我約束機制 。 ” 但是 ， 迄至今日 ， 我國高校實質(zhì)性的自主依舊極 為有限 ， 高校對政府還存在高度的依賴性 ， 與早在 30 年前就倡導的高校面向社會 、依法自主辦學的預期還 存在相當大的距離 。 在政府主導的資源分配體制與評 價制度框架中 ， 高校自身作為獨立辦學主體的活力和 主動性遠未得以發(fā)揮 。 盡管政府逐漸改變了傳統(tǒng)計劃 經(jīng)濟體制下的行 政 剛 性 管 理 和 “ 基 數(shù) + 發(fā) 展 ” 的 撥 款 方式 ， 轉(zhuǎn)向了注重評估手段 、 采用仿市場競爭方式旨 在增加靈活性的 “ 綜 合 定 額 + 專 項 補 助 ” 財 政 分 配 體 制 ，但是 ，因為資金的分配和使用完全為政府所控制 ， 如此反而進一步強化了高校對政府的依賴性 。 在為各 種紛雜的 “專項 ”而競逐過程中 ， 為迎合和滿足政府各 種專項設計目標的需要 ， 高校的自主權甚至教師學術 工作的自由權反而往往受到抑制 。 我們甚至不妨可以這樣認為 ，30 多 年 我 國 高 等 教育的改革 ， 盡管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 政府在特 定時期和特定領域的強勢推動 ，也的的確確凸顯出了 它的一些優(yōu)勢 。 但是 ，不容否認 ， 政府與高校間關系問 題迄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 30 多年中 ， 這些改革中有 些成就的獲得與其說是來自于政府深謀遠慮 、“ 有心

30 多年來 ， 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突破性的發(fā)展 ，
由政府推動的高等教育大眾化 ， 實現(xiàn)了規(guī)模意義的快 速增長 ， 讓我國迅速成為世界人力資源大國 ； 實施人 才強國與人才強校戰(zhàn)略 ， 推動一流大學建設 ， 讓部分 大學和學科在短期內(nèi)獲得了相對充裕的資源優(yōu)勢 ， 學 術水平和研究實力迅速提升 ； 通過實施對外開放政 策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大大提高 ， 如此等等 。 在短 時期內(nèi) ， 我國高等教育所取得上述如此顯赫的成就 ， 應該說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政府推動的結(jié)果 。 如果 說 ， 頂層設計就意味著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有為政府 ， 以其所特有的行政強勢和傳統(tǒng)權威 ， 全面發(fā)動 ， 采取 自上而下的策略來推動高等教育的發(fā)展 ， 這 30 年我 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成果 ， 或許就足以把 “ 頂層設 計 ” 理解為 “強勢的政府 ” 的佐證 。 然而 ， 正如我們在現(xiàn)實中所普遍意識的 ， 強勢的 政府推動 ， 也為中國當下高等教育遺留下諸多原本就 存在且至今尚未破解的難題以及眾多新出現(xiàn)的問題 ： 譬如 ， 早在 1985 年 《 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 定 》 中就明確指出 ：“ 當前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關鍵 ， 就是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tǒng)得過多的管理體制 ， 在國 家統(tǒng)一的教育方針和計劃的指導下 ， 擴大高等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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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花 ” 的 “ 頂層設計 ”， 還不如說是它基于特定時期國 家發(fā)展的情境順勢而為 、“ 無意插柳 ” 的結(jié)果 。 譬如 ， “ 擴招 ”、“211 工程 ” 和 “985 工程 ”、“2011 計劃 ”、 各種 人才計劃項目等等 ， 都帶有濃厚的 “ 事件性 ” 色彩 ， 而 并非是既有的相對穩(wěn)定成熟的制度的自然演繹 。 換言之 ， 在 30 多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過程 中 ， 處于頂層的強勢政府 ， 其行為更多地帶有 “ 摸著石 頭過河 ” 的特征 ，具體表現(xiàn)為 ： 多樣化甚至不乏權宜性 和靈活性的政策創(chuàng)新有余 ， 而相對穩(wěn)定的宏觀法律和 制度框架建設明顯不足 。 正因為對強勢政府的政策存 在高度依賴性和受動性 ，高校層面及其內(nèi)部反而缺少 了 “ 摸著石頭過河 ”的自主性和探索性 。 其實 ， 與經(jīng)濟 領域情形相仿 ， 就長遠而言 ， 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長期穩(wěn) 定發(fā)展和持續(xù)繁榮取決于政府所訂立的公平市場規(guī) 則下私人市場活動的自由 。 在高等教育領域亦然 ， 高 等教育的整體效率體現(xiàn)并不在于政府政策本身的效 率取向 ， 而在于政府是否能夠確立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制 度結(jié)構(gòu) ， 為具體的高等教育活動實施主體在提供一定 的確定性同時 ， 釋放出足夠的自主空間 ， 一個社會的 整體效率往往是源自基層的自主創(chuàng)新和探索而未必 是政府過多的政策和制度創(chuàng)新 。 因此 ， 在總結(jié) 30 多年我國改革經(jīng)驗和教訓的基 礎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特別指出 ：“ 堅持政 府處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關系 ， 膽子要大 、 步子要穩(wěn) ， 加強 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jié)合 。 ” 在此 ， 結(jié)合高等 教育領域改革 ， 我理解的所謂 “ 頂層設計 ”， 其實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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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 使其從無限責任的陷阱中解脫出來 ， 淡化其過 多過頻政策和項目創(chuàng)新者角色 ，強化其依法統(tǒng)籌全局 和作為戰(zhàn)略管理者的地位 。 同時 ，通過建立大學章程 ， 明確高校法人地位 ， 讓高校成為真正的自主辦學實 體 ， 在接受國家依法治理的前提下 ， 結(jié)合自身辦學條 件和特色 ， 開展豐富多樣的 、“ 摸著石頭過河 ” 意義上 的自主創(chuàng)新 。 簡言之 ， 頂層設計是針對宏觀層面政府 而言的 ，而 “ 摸著石頭過河 ” 更多體現(xiàn)在微觀實踐層面 上 ， 宏觀層面力求穩(wěn)健即 “ 步子要穩(wěn) ”， 微觀層面鼓勵 多樣化的自主探索與創(chuàng)新 ， 前者為后者提供保障 ， 后 者為前者提供經(jīng)驗和宏觀制度變遷的路徑參考 。 二 、頂層設計的整體布局

30 年多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 ， 盡管成就卓著 ， 但
是 ，改革也遺留下眾多難題 。 譬如高考制度的持續(xù)改 革雖從未中斷 ， 但是 ， 在如何確立人才評價和選擇標 準 、 正確引導中小學教育和維護教育公平之間 ， 根本 性的矛盾依舊存在 ； 高等教育大眾化推動了高等教育 規(guī)模增長 ， 但規(guī)模擴張難掩質(zhì)量之闕如 ； 在追求一流 大學的水平過程中 ， 注重硬件建設 ， 但是 ，軟件建設和 對人的關注明顯不足 ， 功利化和浮躁化弊病日益凸 顯 ，甚至危及整個學風建設 ； 片面強調(diào)與國際接軌 ，重 表面形式而漠視實質(zhì)內(nèi)容 ； 普遍追求辦學層次提高 ， 忽略與社會需求 、 勞動力市場間的銜接 ， 大學畢業(yè)生 就業(yè)難問題日益嚴重 ； 由于政府以及社會資源分配和 評價導向存在偏差 ， 導致各類各層次高校內(nèi)部重量輕 質(zhì) 、 重科研輕教學現(xiàn)象極為普遍 ， 大學人才培養(yǎng)的本 體功能發(fā)生了動搖 ，30 多年前就存在的 “ 千校一面 ” 現(xiàn)象在今天依舊普遍甚至更為嚴重 ， 例如在所謂綜合 化的改革浪潮中 ， 傳統(tǒng)行業(yè)院校的特色反而有被湮沒 的趨勢 。 除此之外 ， 在更為宏觀層面上 ， 原來因為高等 教育資源不足而引起的接受高等教育公平問題 ，在新 的社會背景和新的形勢下 ，又產(chǎn)生許多甚至更引起社 會不滿的新的公平問題 。 所有這些問題表明 ， 在改革的過程中 ， 我們在宏 觀層面上可能太多地關注了改革步子的快節(jié)奏 ，以及 改革過程中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又往往曇花一現(xiàn)的所 謂制度與政策創(chuàng)新 ， 忽視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全局性 、 決策的科學性和廣泛征求民意的民主性 。 正因為步子 太快 、節(jié)奏失調(diào) ， 各種問題紛至沓來 ，甚至有些問題經(jīng) 年積累 ，已經(jīng)成為 “老大難 ” 和 “ 硬骨頭 ”。 針對上述問 題 ， 傳統(tǒng)的頭疼醫(yī)頭 、 腳疼醫(yī)腳的糾偏和補漏方式顯 然難以為繼 ， 在宏觀層面還依靠單純的 “ 摸著石頭過 河 ”的思路更難以行得通 。 正因為如此 ，在十八屆三中 全會之后 ，頂層設計和綜合改革成為教育領域的關鍵

是進一步凸顯政府自上而下全面介入的強勢地位 ， 而 是從宏觀法律和制度層面 ， 進一步厘清政府與高校間 的關系 ， 從法理上不僅要清晰界定政府的能為角色 ， 即如何通過宏觀制度的設計和指導 ， 維護高等教育的 公平和提升高等教育的質(zhì)量 ， 而且還要明確界定在哪 些方面政府應該扮演無為角色 。 正如袁貴仁部長在題 為 “ 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 ” 講話中所提出的 ：“ 深化 行政體制改革 ，創(chuàng)新行政管理方式 ， 進一步簡政放權 ， 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 ， 特別是加快事 業(yè)單位分類改革 ，推動公辦事業(yè)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 關系和去行政化 ， 建立事業(yè)單位法人治理結(jié)構(gòu) ，…… 構(gòu)建政府 、 學校 、社會之間新型關系 ， 落實和擴大學校 辦學自主權 ， 建設依法辦學 、 自主管理 、 民主監(jiān)督 、 社 會參與的現(xiàn)代學校制度 。 ” 在此所謂 “簡政放權 ” 和 “ 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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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事務的管理 ”， 其實就反映了政府在頂層設計中的 角色內(nèi)涵 ， 即明確政府宏觀指導職能和依法管理責 任 ， 逐步建立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相對穩(wěn)定成熟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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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 它們的出現(xiàn)并非是偶然的 ， 而是在高等教育改革 與發(fā)展到一定階段 ，政府基于形勢的發(fā)展和對眾多深 層次基礎性問題所做出的戰(zhàn)略性判斷 。 所謂 “ 綜合改革 ” 其實就代表了當下以及未來高 等教育領域改革 “ 頂層設計 ” 的基本思路 ， 其主導思想 即為袁貴仁部長在 “ 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 ” 講話中 所提出的 ：“ 以改革推動發(fā)展 、 提高質(zhì)量 、 促進公平 、 增 強活力 。 ”“ 以改革推動發(fā)展 ” 意味著改革是發(fā)展的前 提 ， 改革要應對的問題不僅是 30 年來至今未解決的 沉疴 ， 而且特別指向了 30 年改革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積 弊以及有關利益格局 。 而 “ 提高質(zhì)量 、 促進公平 、 增強 活力 ” 則回答了如何改革和改革的目的指向和機制問 題 ， 這三個主題不僅覆蓋了整個高等教育領域 ， 而且 也必須通過整體推進 、全面布局和系統(tǒng)綜合的改革才 能夠達到目的 。 在此 ，結(jié)合現(xiàn)實中全局性 、 關鍵性問題 ， 筆者嘗試 著對今后高等教育領域改革整體布局概括以下 5 個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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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象全面盛行 ； 在過于強調(diào)研究成果與晉升 、 報酬掛 鉤的業(yè)績考核機制下 ， 即使是以教學為主高校中的教 師 ， 也把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視為第一要務 ， 教學精力投入 嚴重不足 ， 教的學術成為雞肋 ， 嚴重影響了人才培養(yǎng) 的特色與質(zhì)量 。 因此 ，如何通過對各種評估體系的系 統(tǒng)改革 ， 處理好科研與教學的關系 ， 強化教師人才培 養(yǎng)的責任意識 ， 樹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成果評價 導向 ， 這是撬動高等教育階段人才培養(yǎng)的大棋局 、 從 根本上推動我國高等教育質(zhì)量提升的重要支點 。

4. 開放辦學與廣泛的社會參與機制 。 就整體而
言 ， 我國高等教育系統(tǒng)與具體的辦學機構(gòu) ， 主動面向 社會開放辦學的意識還比較薄弱 ， 適應社會和吸納社 會辦學資源的能力明顯不足 。 正因為如此 ， 對政府資 金來源的過度依賴不僅弱化了高校主動面向社會謀 求生存和發(fā)展的能力 ， 而且也因為囿于政府資金使用 的導向性和剛性限制 ，難以真正獲得更多的或真正的 自主發(fā)展空間 。 開放辦學和建立社會廣泛參與機制需 要著重如下方面 ： 一是在國家和高校層面 ， 推動決策 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盡可能發(fā)揮專家在決策中的資政 作用 ，充分預估政策風險 ， 并廣泛征求民意 ，維護公眾 的參與權 、表達權和監(jiān)督權 。 要進一步推行和落實高 校對外信息公開制度 ， 尊重公眾對高校內(nèi)部運作狀況 的知情權 。 二是深入開展高校事業(yè)單位改革 ， 鼓勵高 校建立吸納社會人士加入的理事會或董事會 ， 參與高 校決策并協(xié)助高校廣泛籌措辦學資源 。 三是強化高校 的經(jīng)營意識和能力 ， 通過提供有償社會服務 ， 如研究 成果轉(zhuǎn)化 、 科研合作 、 向社會開放高校有關設施和設 備 ，獲得更多辦學經(jīng)費 。 四是通過稅收激勵機制改革 ， 為高校獲得更多民間捐贈提供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 。 與此同時 ， 在依法監(jiān)管的前提下 ， 鼓勵高校通過資本 管理與運營獲得合法收益 ，以作為高校辦學資源的補 充 。 五是推動高校與社會部門在科研和人才培養(yǎng)方面 的協(xié)作 ，加強高校在有關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格與社會專 業(yè)組織資格認證之間的有機銜接 ，吸納社會部門的專 業(yè)人士參與高校內(nèi)部教學活動 ， 等等 。

1. 區(qū)域高等教育結(jié)構(gòu)與布局 。 改革開放 30 年多
年來 ， 盡管我國各地區(qū)高等教育都取得了巨大的進 步 ， 但是 ， 相對于東部以及核心城市 ， 中 、 西部地區(qū)的 高等教育資源無論在品質(zhì)還是數(shù)量上都存在巨大的 落差 ， 沒有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崛起 ， 我們很難真正成 為高等教育強國和人力資源強國 ， 而缺乏人才資源優(yōu) 勢 ， 中西部的地方社會和經(jīng)濟建設恐怕也難以取得真 正的突破 。 因此 ，重視對中西部地區(qū)高等教育資源的 有效投入 ， 加強區(qū)域間的院校交流與合作 ， 推動中西 部高等教育質(zhì)量和規(guī)模的整體提升 ， 不僅有助于緩解 區(qū)域間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公平問題 ， 而且就長遠而言 ， 也是解決流動人口異地考試困境的重要路徑之一 。

2. 不同類型高等教育結(jié)構(gòu)與分類指導 。 近 30 年
來 ， 在具體政策與現(xiàn)實實踐中 ， 我們始終沒能破除傳 統(tǒng)的高等教育分層觀念 ， 綜合化與升格風曾一度盛 行 。 在各種項目與學科建設過程中 ， 過于強調(diào)學術水 準 ， 忽略了不同類型院校根據(jù)社會現(xiàn)實需求和自身條 件所應持有的多樣化質(zhì)量觀 ， 在資源分配 、 學科水平 評估以及各種大學排名的導向下 ， 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格日益 趨同化 ， 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存在明顯的結(jié)構(gòu)性失調(diào) 問題 ， 畢業(yè)生就業(yè)質(zhì)量低下與就業(yè)難問題日益嚴重 ， 急需政府從資源配置 、評估方案調(diào)整和分類指導的角 度加以系統(tǒng)解決 。

5. 學術氛圍營造與學風建設 。 良好的高校文化
氛圍營造與學風建設是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健康發(fā)展 的表征 ， 同時又是提升高校教職員工士氣 、 推動高等 教育質(zhì)量提升的保證 。 學風建設與高校文化氛圍的營 造固然取決于人們的道德倫理自覺 ， 但更需要從制度 的頂層設計和綜合治理入手 。 近些年來 ， 無論是在高 校 、學科 、團隊還是師生個體層面 ， 我國高等教育制度 的整體設計更偏于效率取向與強調(diào)競爭機制 ， 這種機 制固然在激發(fā)活力上顯現(xiàn)出其一定的優(yōu)勢所在 ，但在

3. 高校教師與學生學習評價制度 。 正是由分類
指導不到位所導致的機構(gòu)定位不清的問題 ， 不同類型 高校內(nèi)部教師考核要求和標準雷同化 ， 重科研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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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實的實踐中也的確多多少少地引發(fā)了人們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態(tài) ，甚至出現(xiàn)一些有違學術道德如學術不 端現(xiàn)象 ， 嚴重損害了高等教育的公共形象 。 三 、 頂層設計中要注意處理好的關系 鑒于上述問題 ， 從高等教育改革與長遠發(fā)展角度 而言 ， 在制度的頂層設計中可能需要特別關注以下 4 個方面的關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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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布局與重點突破間的關系 。 頂層設計強
調(diào)系統(tǒng)性 、 整體性和協(xié)同性 ， 在高等教育的全局改革 中 ，唯有政府才能擔當整體布局的重任 。 但是 ， 整體布 局并不意味著要面面俱到 ， 在高等教育各個領域和主 題事項上都均勻或同時發(fā)力 ， 而是要善于研究和探索 其各自間所存在的互動和有機聯(lián)系 ， 因情勢和階段性 特點 ， 從中選擇重點議題加以突破 ， 進而起到綱舉目 張的效果 。 譬如在提高高等教育質(zhì)量和高等學校的分 類指導議題中 ， 地方政府要統(tǒng)籌省域不同歸屬 、 不同 類型的高等學校 ， 采用規(guī)劃手段 ， 特別是擅用基于各 個學校自我定位 （而不是劃一剛性的 ） 的評估方案 ，來 促成各校在特色和滿足各自面向 （ 學術與市場 ） 需求 上形成獨有的優(yōu)勢 。

1.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間的關系 。 我國社會目
前依舊處于轉(zhuǎn)型期 ，因為轉(zhuǎn)型期社會發(fā)展階段的特殊 性和我國政治傳統(tǒng)的慣性 ， 宏觀層面上的高等教育制 度尚具有不確定性 ， 出于趕超與快速發(fā)展的需要 ， 改 革由政府發(fā)動并遵循自上而下線路來推動 ， 這依舊是 今后相當長時期內(nèi)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特征 。 但 是 ， 在此過程中 ， 政府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相對穩(wěn)定的 宏觀制度框架建構(gòu)的必要性 。 行政思維的沖動和政策 的多變 ， 往往會為高等教育實踐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 也會影響基層根據(jù)自身條件立足長遠的自主探索和 實踐 。 雖然從來不存在恒定的和完美的制度框架 ， 但 是 ， 無論在任何時期 ， 一個體現(xiàn) “ 善治 ” 的宏觀制度框 架都具備如下特征 ： 它在堅守公平底線的前提下 ， 最 大程度減少不必要的行政介入 ， 為基層自主創(chuàng)新 、 探 索 、 實驗提供法律與政策保障 ， 進而達到全面提高效 率的目標 。 而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基層自主行動與 多樣化實踐 ， 一旦遇到制度瓶頸 ， 會反過來推動宏觀 層面制度的改進與完善 。

4. 立足本國傳統(tǒng)與借鑒國外經(jīng)驗間的關系 。 我 國高等教育 30 多年來的改革 ， 其實就是一個立足本
國傳統(tǒng)和借鑒國外經(jīng)驗 、 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 在如 何處理好這兩者間關系上 ， 我們?nèi)〉昧瞬簧俳?jīng)驗 ， 同 時也有不少的教訓 。 立足傳統(tǒng) ，譬如實行統(tǒng)一高考 ， 讓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nèi)就恢復了教育秩序 ， 維護了教育 機會獲得的程序公正 ； 借助強勢政府的傳統(tǒng)力量 ， 高 等教育各個領域的改革得以全面鋪開并取得了快速 的進展 。 但是 ， 時過境遷 ，隨著形勢變化 ， 傳統(tǒng)所具有 的局限性也漸漸顯現(xiàn)出來 ， 甚至在特定時期它所具有 的優(yōu)勢被轉(zhuǎn)化為劣勢 ， 以至于成為改革進一步深入的 障礙 ；30 多年來 ， 國際化構(gòu)成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 基調(diào) ，但是 ，在借鑒國外經(jīng)驗推進國際化的進程中 ， 似 乎我們依舊沒有解決好 “ 體 ” 與 “ 用 ” 的關系問題 。 例 如 ， 在制度的引入上重形式輕內(nèi)容 、 重瑣碎的細節(jié)和 技術而輕理念和系統(tǒng)化的設計 ，片面強調(diào)量的比較而 忽視品質(zhì)和內(nèi)涵 ， 一廂情愿地追求國際接軌而漠視了 把握全局 、以我為主和為我所用的立場 ， 等等 。 因此 ， 面對新的形勢 ， 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頂層設 計中 ， 我們有必要確立如此態(tài)度或發(fā)展思路 ： 立足傳 統(tǒng) ， 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是封閉的和特殊的 ， 它可以通過 揉入或融合國際理念與制度而成為被國際所認可 、接 納甚至可推廣的經(jīng)驗 ； 借鑒國外經(jīng)驗 ， 必須考慮到國 外理念與制度在本國整體傳統(tǒng) 、 文化和制度中的契合 性 ， 做到立足全局和擁有國際視野 、 以我為主和主動 開放而不是亦步亦趨和被動適應 。 與此同時 ， 又要避 免唯我獨尊 、 以特色作為拒絕融入國際高等教育的理 由 。 我國已經(jīng)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國 ，但是 ， 能否成為高 等教育強國 ，不僅僅取決于我們是否在水平和實力上 趕超國際發(fā)達國家 ， 而且更取決于未來它是否能夠具 備為國際所認可和接納的 “ 中國氣 （ 下轉(zhuǎn) 第 13 頁 ）

2. 公平與效率間的關系 。 我國高等教育當前改
革的核心主題是公平與效率兼顧 ， 相對而言 ， 在高等 教育改革頂層設計中公平議題更為突出 。 譬如區(qū)域和 城鄉(xiāng)間的高等教育公平問題 ， 在差異性社會中不同階 層間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 ， 不同類型高等教 育機構(gòu)間的資源分配 、 配置的公平問題 ， 在競爭性制 度安排下高校內(nèi)部教師和學生發(fā)展機會均等問題 ， 等 等 。 當前 ， 宏觀制度層面高等教育改革過程中公平問 題之所以需要尤為重視 ，是因為經(jīng)過多年來差別化和 效率化改革 ，不斷涌現(xiàn)的公平難題已經(jīng)影響到穩(wěn)定甚 至高等教育自身的發(fā)展和效率提高 。 譬如區(qū)域間的差 異拉大 ， 進一步激化了人才資源區(qū)域間分布的馬太效 應 ； 不同類型高校間資源分配不平衡 ， 強化了高校之 間中心與邊緣關系以及同質(zhì)化的格局 ， 進而影響了各 校辦學與人才培養(yǎng)特色的形成 ； 資源的分配過多地依 賴于競爭性專項的形式 ， 不僅牽扯了基層太多組織的 精力 ， 打亂了其本應長期堅守的辦學方向 ， 而且還因 為資源分配在學科 、 團隊與個體間所存在的巨大差 異 ， 引發(fā)不公平感并影響了組織內(nèi)部的氛圍和士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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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of Free Normal Education in a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obilization
—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book Wen Jiabao’s talk on education

Hong Chengwen

Lin Chenghu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

Abstract: The policy making of the free norm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en jianbao cares and supports during the time he ’s the premier. It is a typical case of the education knowledge mobilization in China, which shows the democratic and scientific trend of the policy -making as well as the sign of the debeaucratizatio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cess of the policy of free normal education, from the ideas to the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mobilization. It tries to identify the nuance of education policy mak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utual interactions of the knowledge producers, knowledge utilizers. And then, the authors try to analyze outl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the China faces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mobiliz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make in the end. Key words: Students majored in normal education; Free normal education policy; knowledge mobilizatio

!!!!!!!!!!!!!!!!!!!!!!!!!!!!!!!!!!!!!!!!!!!!!!
（ 上 接 第 8 頁 ） 派 ”， 正如其高等教育曾經(jīng)為世界所矚 目的德國和如今依舊處于領先的美國 。 就此意義而 言 ， 在立足傳統(tǒng)與借鑒國外經(jīng)驗關系處理上 ， 我們頂 層設計所指向的高等教育系統(tǒng)和制度 ， 應該既是中國 的又是世界的 。 （ 閻光才 ，華 東 師 范 大 學高等教育 研 究 所所 長 、 教

授 ，上 海

20006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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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he Logic of Top-down Design i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Yan Guangca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CNU, Shanghai 200065 ）

Abstract: The top-down desig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s mean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On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its role i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effectively utilizing various policy instruments as required by law. On the other, it should make universities free from too many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s and furthermore encourage them to carry out diversified, innovative trials under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In other words, th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ought to be oriented towards comb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 top-down design at the macro level and universities ’ “groping their way across the river ” at the micro level. Key words: top-down design; the government-university relationship;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１３



  本文關鍵詞：高等教育改革頂層設計的邏輯，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