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隨班就讀到同班就讀:關于全納教育本土化理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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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隨班就讀到同班就讀:關于全納教育本土化理論的思考
發(fā)布日期: 2013-11-14 發(fā)布:
2013年8期目錄 本期共收錄文章15篇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隨班就讀與回歸主流、全納教育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認為西方特殊教育經歷了從回歸主流到全納教育的深刻變化;對應西方回歸主流走向全納教育的趨勢,我國特殊教育理論應該在隨班就讀模式的基礎上走向與全納教育理念一致的“同班就讀”。如同隨班就讀是我國特殊教育實際和西方回歸主流思想相碰撞的產物一樣,同班就讀是我國對國際全納教育理論趨勢的中國式回應,是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之間的嫁接、沖撞與融匯,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
中國論文網
關鍵詞:隨班就讀 同班就讀 全納教育 本土化
分類號 G760
1 前言
從全球范圍的角度來看,,特殊教育經歷了隔離式特殊教育體制(特殊教育學校與特殊教育班)、回歸主流(瀑布式教育服務體系)、全納教育等不同理論與實踐模式的轉變。近年來西方關于全納教育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對“人權、多元、平等、個性自由”等西方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價值觀基礎的描述與鼓吹的層面,缺乏從特定社會文化的角度對全納教育進行理論思考與分析。研究領域充斥著全納的激情與期待,但缺乏理性、冷靜的專業(yè)判斷與透過表面喧囂的反思。學界不僅沒有深入探討全納教育的本質及歷史文化特性,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與教育體制,缺少對全納教育進行本土化理論生成與發(fā)展的探究。
中國特殊教育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小到繁榮的艱難發(fā)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特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逐步豐富與完善起來。中國特殊教育的發(fā)展需要自己的理論。正如樸永馨(1998)指出的,我國特殊教育的發(fā)展模式必須建立在我國特有的國情與文化傳統(tǒng)之上,對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教育哲學等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tài)度,不能照搬。我國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隨班就讀理論就是中國特殊教育工作者結合西方特殊教育的理念與做法,是在本土實踐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的理論。今天,隨班就讀已經成為我國特殊教育的主要理論與實踐方式,很少有人否認隨班就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樣,幾乎無人不質疑隨班就讀的教學效果。隨班就讀發(fā)展的20多年以來,正是西方特殊教育從回歸主流走向全納教育的重要轉型時期。然而,我國隨班就讀提出后似乎一蹴而就,嚴重缺乏從理論到實踐層面的思考與探索。與80年代剛開始進行隨班就讀試驗之時相比,現(xiàn)在的隨班就讀除了在入學率登記方面的變化外,并無本質的進展,仍然處于“似搞非搞”的狀態(tài)。
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認為:語言是一切詮釋的結構因素,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語言的世界,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世界在語言中呈現(xiàn)自己,所以我們掌握語言的同時也為語言所掌握,這個掌握的維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時也是語言的界限;要想產生超越現(xiàn)有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須在語言上尋求一種突破與創(chuàng)新。因此,只有通過對語言的研究,我們才能真正進入思想的領域;同樣,根據(jù)這種思想觀念理解的“世界”概念也不是囿于自我的門戶之見,而是一個不斷克服自我限制而獲得共識的公共領域。
全納教育的哲學基礎恰恰是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因此有必要對全納教育及相關的詞匯進行話語的分析與理解,尤其需要將已經固化的、通過法定程序或者習俗神圣化的詞語重新置于特定的語境與社會文化情景中進行詮釋與批判,從而實現(xiàn)話語體系的轉變與概念自我的審視與突破。本文正是希望通過分析隨班就讀與回歸主流、全納教育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將全納教育與中國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相聯(lián)系,通過納入社會批判的視角審視隨班就讀的話語含義及其本質,期待形成扎根于中國特定文化情景與過程中的、具有獨特性的全納教育的解讀與本土化特征的理論。
2 隨班就讀與回歸主流模式的二元互動
2.1 關于隨班就讀的爭論與基本觀點
彭霞光(2010)指出,中國特殊教育面臨由三類殘疾兒童教育向有特殊需要兒童教育的轉變;教育形式由特殊學校教育逐漸向隨班就讀學校教育的轉變。我國隨班就讀模式與西方的回歸主流以及后來的全納教育是否完全一致?國內學者一般都承認隨班就讀是在西方回歸主流思想影響下,由我國特殊教育工作者根據(jù)我國國情探索出的對特殊學生實施特殊教育的一種形式,它使特殊兒童就近進入鄰近的普通小學接受義務教育。從現(xiàn)有觀點的傾向性來看,有研究者將我國隨班就讀和西方回歸主流或全納教育等同對待,認為它們之間沒有什么不同。這些學者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直接使用“Mainstreaming”(回歸主流)或“Inclusive education或Inclusion"(全納教育)等術語來描述我國隨班就讀的情況,并認為我國隨班就讀模式受國際特殊教育理論如回歸主流或一體化思想的影響因而具有國際性。彭霞光(2011)認為:我國實施隨班就讀仍存在著許多問題和挑戰(zhàn),距離融合教育目標有距離;但作者似乎將隨班就讀與融合教育制度等同看待。楊希潔(2011)似乎也是將隨班就讀視作融合教育的一部分,并認為國內外實證研究說明推進隨班就讀工作可以促進殘疾學生和正常學生的發(fā)展。另外一些研究者似乎更傾向于認為隨班就讀與西方的回歸主流或者全納教育之間有本質的區(qū)別。正如樸永馨(1996)指出,隨班就讀“與西方的一體化、回歸主流在形式上有某些共同之處,但在出發(fā)點、指導思想、實施辦法等方面有中國的特色”。肖非(2005)指出,早在1987年國家教委《關于印發(fā)“全日制弱智學校(班)教學計劃”的通知》中就明確提到:大多數(shù)輕度弱智兒童已經進入當?shù)匦W隨班就讀;這是目前查到的在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出現(xiàn)“隨班就讀”一詞的文件。樸永馨(1998)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外國可以為解決中國幾百萬殘疾兒童教育準備好現(xiàn)成的藥方,在特殊教育中過分強調“與國際接軌”是不妥當?shù)。中國的隨班就讀與美國的回歸主流或者全納教育有相同之處。但是,中美兩國國情是不同的;隨班就讀考慮了我國的社會文化、經濟、教育等實際的條件,具有我們自己的民族性,是中國人自己總結和探索出來的。
近年來隨著全納教育的發(fā)展,一些學者將隨班就讀與全納教育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試圖探討二者之問的異同,并探尋隨班就讀的本質屬性。樸永馨(2004)解釋:安置形式是為各國教育目標服務的,有相同的地方,這說明了特殊教育發(fā)展有共同的規(guī)律;也有不同的地方,這表現(xiàn)出地方的特色,是特殊教育民族性的一面。中國的隨班就讀與美國的回歸主流在教育安置形式等方面有相同之處,正是特殊教育共同規(guī)律在各國的體現(xiàn),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共同訴求,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將二者等同起來。鄧猛(2007)認為:如果說西方全納教育模式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模式,它以西方社會平等、個人自由等社會觀念為基礎,是在隔離式教育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特殊兒童義務教育已得到實現(xiàn)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其目的是保證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一樣平等地在普通學校接受“免費、適當”的教育,追求的是特殊教育的高質量,最終追求的是實現(xiàn)個人尊嚴與社會公正的目標;我國隨班就讀則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全納教育模式,旨在為我國大量還沒有機會接受任何形式教育的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上學讀書的機會,它是我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在經濟文化還不夠發(fā)達的情況下發(fā)展特殊教育的一種實用的、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隨班就讀模式和全納教育在西方的生成演化過程不同。全納教育在中國的發(fā)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從西方嫁接到我國的一個文化概念。隨班就讀正是西方全納教育的形式與我國特殊教育實際的結合,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全納教育模式。趙小紅(2013)指出:隨班就讀政策是國情所需,其發(fā)展受國際回歸主流及全納教育思想影響;隨班就讀在保障殘疾兒童義務教育方面逐步起到了主體作用;特殊教育學校與普通學校隨班就讀這兩種安置形式雖然各有利弊,但還將在一定時期內齊頭并進。李拉(2009)批駁了將隨班就讀與西方融合教育等同起來,或者認為隨班就讀是國外特殊教育思潮與我國特殊教育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的觀點,指出:隨班就讀是產生于我國的本土性理論,但隨班就讀是通往全納教育的橋梁和過程。總的來說,多數(shù)學者認為隨班就讀屬于全納教育的范疇,其理論的形成與實踐方式更多地受到西方回歸主流或全納教育思想的影響,是西方特殊教育理念與中國特教實踐結合的產物。因此,現(xiàn)有的相關研究文獻中將隨班就讀與回歸主流、全納教育的概念相聯(lián)系,在使用過程中相互混淆,經常不做詳細的區(qū)分。 2.2 隨班就讀與西方回歸主流模式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與本質的類似
從發(fā)生的時間次序上來看,隨班就讀是在1980年代中期出現(xiàn)的,這一階段正是西方回歸主流思想占主要地位的時期。全納教育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末期在西方出現(xiàn)、發(fā)展起來,到1990年代以后才傳入我國,并逐漸與隨班就讀發(fā)生關聯(lián)的。因此,隨班就讀與回歸主流在時間上更為接近。從理念與實踐方式上來看,只要將我國“以一定數(shù)量的特殊教育學校為骨干,以大量的在普通學校附設的特殊教育班和隨班就讀為主體”的模式與回歸主流所崇尚的“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務體系”略加比較,我們就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間是何等的相似!捌俨际教厥饨逃⻊阵w系”根據(jù)學生的不同殘疾與教育需要提供從最少限制的環(huán)境(即普通班)到最多限制的環(huán)境(即不具備教育性的醫(yī)院或其他養(yǎng)護性機構)等七個層次的安置形式;盡可能地使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從隔離的環(huán)境向主流環(huán)境過渡,以實現(xiàn)教育平等、社會公正的理想。與西方“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務體系”相比較,我國以隨班就讀為主體的發(fā)展格局同樣包含特殊教育學校到普通教室的不同選擇,只是層次少一些而已。
因此,隨班就讀與回歸主流模式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與本質的類似。二者都贊成“零拒絕”的哲學,認為存在著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兩種不同的、平行的教育體系;希望殘疾兒童盡可能地回歸“正常的主流’環(huán)境公平地接受教育,試圖將限制殘疾兒童接觸健全學生與正常社會生活環(huán)境的要素減少到最低程度。然而,回歸主流允許一系列“抽出”的教育計劃的存:生,是一個等級制的安置體系,本質上仍然是以特殊兒童應該在普通班級以外的、隔離的環(huán)境中受教育為前提。它要求特殊兒童必須達到某種預定的標準(鑒定結果)才能到普通教室就讀。這意味著特殊兒童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贏得在普通教室接受教育的權利,如果不能達到某項標準則只能在限制程度較重的環(huán)境中學習。這一原則聽似有理,它贊成減少環(huán)境的限制,其實它通過環(huán)境限制的分級以及建立相應的分級標準,將“有限制的環(huán)境”(如特殊教育學校、班)的存在合法化。Tailor(1988)指出:最少受限制原則使人們更加關心安置環(huán)境而非支持與服務;它是一種“頃備”模式,即兒童必須證明自己具備某項預備能力方才被允許到某個環(huán)境中去,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實際上也很少有兒童能夠從限制較多的環(huán)境中順利地通過自己努力而非外界力量轉移到限制較少的教育環(huán)境中去。更重要的是,這種嚴密的、根據(jù)殘疾程度的不同決定教育環(huán)境的制度本身就違背了回歸主流本身所追求的教育平等的理想與“零拒絕”的哲學,是不公平的等級制度。它將兒童的殘疾假定為兒童失敗的根本原因,而非學校本身條件或教學的不足,并為學校將處境不利兒童推向限制更多的環(huán)境找到了借口。
我國隨班就讀同樣體現(xiàn)了預備模式的特點!澳軌蚋鄬W習的殘疾兒童”才有可能被吸收到普通教室就讀,事實上,我國目前隨班就讀的服務對象主要集中于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輕度與中度智力落后等三類殘疾學生,許多中重度殘疾、多重殘疾以及其他殘疾類型學生仍在普通學校拒絕之列。這種根據(jù)殘疾兒童據(jù)殘疾的輕重和能力表現(xiàn)決定兒童受限制的等級的做法和回歸主流如出一轍。雖然這是我國現(xiàn)實教育背景下的無可奈何的妥協(xié),但畢竟意味著隨班就讀是有條件的,與其倡導的“零拒絕”的哲學有天然的沖突。
從字義層面分析,隨有“從”的含義,“行可委曲從跡,謂之委隨”。從組詞來看,有跟隨、隨從、隨帶、隨著、隨意、夫唱婦隨等不同的用法。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
第一,隨班就讀要求殘疾學生隨著普通教室正常學生的節(jié)奏,是“夫唱婦隨”式的不平等與主從關系;殘疾學生處于從屬地位,可有可無,并非班級平等的一員。
第二,“隨”字意味著能夠跟上就“隨著”,跟不上就“隨便”,是可以隨意拋棄的附屬品,隨班就坐或者隨班混讀就成為難以避免的現(xiàn)象。
第三,“隨”字意味著能否跟上學習進度是殘疾學生能力的問題,學校不需要為殘疾學生做出任何改變或者承擔任何實質性的責任。
因此,隨班就讀只是學校工作中的“邊角料”,并沒有觸及到學校整體改革的靈魂。可見,隨班就讀成也在“隨”,敗也在“隨”!半S”的成功之處在于使許多殘疾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使殘疾學生入學率得到大幅度提高。“隨”之失敗之處在于它使殘疾兒童處于不平等的從屬地位的做法通過國家政策的方式體制化、合法化了;隨班就讀將將兒童的殘疾假定為兒童失敗的根本原因,而非學校本身條件或教學的不足,并為學校將處境不利兒童推向限制更多的環(huán)境找到了借口。在這方面,和Tailor(1988)對回歸主流所崇尚的“最少,受限制環(huán)境的原則”的批判是何等相似。
3 從隨班就讀到同班就讀是全納教育本土化的必然訴求
3.1 全納教育的基本理念
西方全納教育是在批判、反思回歸主流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其目的就是要徹底告別隔離、等級制的教育體系,使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真正融合成為統(tǒng)一的教育體系;貧w主流要求特殊兒童必須符合某些條件、通過自己努力去贏得在普通班級接受教育的權利。全納教育并不要求學生去贏得到普通班級受教育的權利,相反,它假定特殊兒童本來就應該屬于鄰近學校的普通班級,他們不僅有權在普通班級里受教育,而且也應該在普通班級里接受相關支持與服務。因此,如果說回歸主流意味著將特殊兒童部分或全部學習時間安置在普通班級的教育,而全納教育則是全部時間把特殊兒童安排在普通班級里。
全納教育者持激進的平等觀,對傳統(tǒng)的以封閉、隔離、與等級為特征的特殊教育服務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其目的就是要徹底告別隔離、等級制的教育體系的影響,使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真正融合成為統(tǒng)一的教育體系。全納教育認為殘疾是由于學校沒有能力應對學生多元化的結果,而非學生本身的不足。學校應該尊重日趨多樣的學生群體與學習需求,多元化帶給學校的不應該是壓力,而應該是資源。因此,學校應達成所有兒童都有學習能力與獲得成功的權利的共識,學校應成為每一個兒童獲得成功的地方,不能因為學生的殘疾與差別而進行排斥與歧視;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只有一個類別:那就是學生,用正常/異常二分法簡單劃分學生是不公平的,也是無效的。因此,全納教育者贊成異質平等的后現(xiàn)代觀,承認學生的個別差異是普遍存在的,每一個兒童都有獨一無二的個人特點、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全納教育者認為特殊兒童有權在普通教室接收高質量的、適合他們自己特點的、平等的教育,他們應該在普通教室而非“抽出”接受必需的支持與服務;他們無須經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贏得在普通教室接受教育的權利。因此,全納意味著完全接納,它基于滿足所有學生多樣化(diverse)需要的信念,在普通學校適合兒童年齡特征的教育環(huán)境里教育所有的兒童;所有學生,無論種族、語言能力、經濟狀況、性別、年齡、學習能力、學習方式、族群、文化背景、宗教、家庭背景、以及性傾向有何不同,都應該在主流的教育體系中接受教育。 盡管全納教育模式的效果還沒有被研究有效地證明,它卻成功地導致了對傳統(tǒng)的隔離特殊教育體系的完全否定。事實上,西方各國特殊教育實踐表明傳統(tǒng)的隔離式特殊教育學校體系基本上已經崩潰,隔離的特殊教育學校(班)已經或正在消失。例如,全納教育在英國的發(fā)展已經導致特殊教育學校急劇減少或關閉;在1990年,只有1.3%的特殊兒童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在意大利,99%的特殊兒童都在普通教室里就讀,真正實現(xiàn)了全納。全納教育理論在特殊教育領域似乎成功地成為壟斷式話語,在普通教室教育殘疾兒童似乎逐步成為各國特殊教育的主要發(fā)展模。
3.2 同班就讀是我國對全納教育理論的中國式回應與探索
回歸主流及相應的“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務體系”自1970年代提出后,30多年過去了,西方特殊教育經歷了從回歸主流到全納教育的深刻變化。我國隨班就讀的發(fā)展并沒有類似的范式變遷,其理論與實踐迄今為止并未脫離回歸主流的范疇;多數(shù)特殊教育工作者對“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務體系”仍然情有獨鐘,認為是比較完美的模式圖。全納教育僅僅停留在概念階段,并沒有影響到隨班就讀理論或者實踐方面的任何變化。
全納的理念與目標為各個國家制定全納的教育目標、政策提供了依據(jù)與動力。今天,即使在最為貧窮、資源缺乏的國家,全納教育也至少成為使更多處境不利兒童享有學校教育機會的政治宣示或者現(xiàn)實舉措。同時,各民族或國家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體系對全納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有著獨特的影響,使全納教育在各個國家的本土化成為可能。全納教育在中國的發(fā)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并非我國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是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之間的嫁接、沖撞與融匯,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這種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國特有的文化生成與演進的環(huán)境,以“自發(fā)的”“內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納教育理論。
對應西方回歸主流走向全納教育的趨勢,我國特殊教育理論應該在隨班就讀模式的基礎上走向與全納教育理念一致的“同班就讀”。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其蘊含的意義卻相差甚遠。“同班就讀”體現(xiàn)全納教育的理念,承認殘疾兒童與普通兒童存在著個別差異,有其獨特的個人特征與學習需要。在此基礎上,同班就讀的“同”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同等的權利。殘疾兒童與普通兒童一樣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雖然隨班就讀也確認這一;驹瓌t并致力于提高殘疾兒童的入學率,但隨班就讀一直局限于視力殘疾、聽力殘疾以及智力落后中程度較輕的殘疾兒童教育。同班就讀則應包含所有殘疾兒童的教育權利,在傳統(tǒng)的三類殘疾教育的基礎上擴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所規(guī)定的7類殘疾兒童的平等教育權。
。2)同樣的環(huán)境。同班就讀意味著,殘疾兒童有權在普通教室接收適合他們自己特點的教育,他們無須經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贏得在普通教室接受教育的權利。普通學校應通過學校整體變革,創(chuàng)建平等接納的校園文化,建立能夠回應多樣性需求的學校,促進學校整體質量的提升。同班就讀強調同樣環(huán)境權利,但并不拒絕殘疾學生對于特殊教育學;蚱渌仓媚J降倪x擇。
。3)同等的地位。殘疾兒童不僅能進入普通學校就讀,在班級里與正常學生處于相同的主體地位,而不應該是班級的附屬品。他們應平等、全面地參與學校與班級的所有活動,是普通教室中平等的一員,并有著較高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感。
。4)同等的教育。不管殘疾學生存在何種困難,他們同樣應享受到高質量的、適合他們自己特點的、平等的教育。同班就讀意味著,所有兒童都有學習能力與獲得成功的權利,學校應成為每一個兒童獲得成功的地方。
同班就讀由隨班就讀發(fā)展而來,經歷了從跟隨到平等、從關注入學率到關注質量提升、從初期的實用與無奈的選擇到今天和諧社會背景下對教育公平理念的主動追求的復雜過程。雖然只有一字之改,其蘊含的理念與實際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變化。從理念上看,“同”清晰地表明追求教育公平與平等的權利,體現(xiàn)學生的主體地位,體現(xiàn)融合教育核心價值觀的追求;并試圖擺脫“隨”所導致的附屬主次關系以及局限于殘疾學生跟隨而普通教育拒絕改變的現(xiàn)狀!巴弊窒M嵏采鐣捌胀ń逃I域對于殘疾學生地位與權利的傳統(tǒng)觀點,真正將“同”等的權利與需求落到實處。從實踐層面看,首先,同班就讀意味著教育教學改革要涵蓋所有學生,只有在同等權利與地位的條件下,普通教育的改革才能真正應對學生日益多樣化的需求,成為整合的、創(chuàng)新的體制。針對殘疾學生的教學改革與調整與普通教育整體的教育教學范式變遷是一致的。其次,隨班就讀所倡導的支持保障體系往往狹義的,是針對幾個殘疾學生而言的,試圖通過支持與服務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現(xiàn)有的學校與社會生活,很少主動地觸及整個學校體制與社會生態(tài)的變化。同班就讀則意味著:通過多樣化的、平等的社會與教育環(huán)境的構建,主動改變現(xiàn)有的教育體制,進行資源整合與重構,構建具有廣泛通達性的(accessible)、共享的支持保障體系,促進學校整體變革與質量提升,使學校滿足學生日益多樣化的特征與獨特的學習需求。當然,任何理論都需要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與發(fā)展。同班就讀目前仍停留在理論的演繹與構思之中,其實踐的方式與意義還需要進一步探索與實踐。但不可否認的是,理論的爭鳴本身就具有激發(fā)思想火花與影響實踐的意義。對不同觀點的包容與探索正是理論創(chuàng)新所需要的,哪怕目前的觀點并不成熟或者甚至是錯誤的,它本身能為理論的豐富與發(fā)展提供參考的價值。如同隨班就讀是回歸主流的思想與我國實際歷史文化背景結合的產物一樣,同班就讀是我國對國際全納教育理論與發(fā)展趨勢的中國式回應與探索。同班就讀既贊成全納教育的理念,又與隨班就讀發(fā)展一脈相承,是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之間的嫁接、沖撞與融匯,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因此,同班就讀這一說法不能用“全納教育”這一術語簡單替代;它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色彩與歷史傳承,它與西方全納教育有所不同。
西方全納教育是在徹底反思與批判回歸主流及其相對應的“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務體系”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同班就讀則與隨班就讀相輔相成。西方全納教育針對所有處于弱勢地位的兒童群體的教育和社會參與,殘疾僅僅是其中一類。同班就讀卻仍然以殘疾兒童為主要教育對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一特點不會改變。西方全納教育主張消除特殊教育學校(班)等隔離的特殊教育形式,倡導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徹底交融成為一個整體,甚至消除二者之間的職業(yè)差別。同班就讀卻仍然要以大量特殊教育學校(班)及特殊教師群體為主要專業(yè)支持平臺;不僅不會消除二者之問的差別,相反會繼續(xù)擴大特殊教育的專業(yè)特征。西方全納教育從一開始就倡導通過普通學校整體變革與重新組合來適應學生需求日趨多樣化的特征;同班就讀則始終聚焦于殘疾兒童教育,試圖通過殘疾兒童教育這一杠桿撬動我國教育的整體變革。西方全納教育理論是西方特有的社會文化土壤里結出特殊教育理論的果實,也是西方社會民主、自由等所謂普世性價值觀在教育領域的具體化。同班就讀建立在我國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發(fā)展中國家經濟以及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基礎之上。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英教育模式影響仍然比較大,以考試與升學率為中心的教育體制的桎梏還沒有完全打破。在這種情形下,學生的潛能和獨特需要難以得到得到滿足,殘疾學生的平等權利難以實現(xiàn)。因此,我們應該吸納國際全納教育發(fā)展的經驗與教訓,結合我國教育改革的打針方針,探索實施同班就讀的具體實施策略與實踐模式。
4 結論
全納教育的理論為全球特殊教育發(fā)展提供了美好的愿景,但并非靈丹妙藥。盡管很多國家都致力于發(fā)展全納教育,但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現(xiàn)了高質量的、有效的全納教育。沒有一個國家的做法能夠為其它國家發(fā)展全納教育提供一個標準的藍本或范例。因此,全納教育沒有固定的模式,各個國家需要根據(jù)本國的國情探索適合自己的全納教育模式。近年來,中西方理念的相互交織與沖突,一方面豐富了我國特殊教育理論與實踐方式,另一方面似乎不斷困擾著我國特殊教育發(fā)展的方向。
以隨班就讀為主體的我國特殊教育發(fā)展格局與西方“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務體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近三十年的實踐中對中國特殊教育的發(fā)展功不可沒。今天的隨班就讀似乎早已失去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樂觀與朝氣,始終停留在計算入學率的表面層次,難以滲透到質量改進與教育整體改革的深層次;在世界各國探討并實踐全納教育的趨勢下顯得有心無力。關于中文的全納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紹西方理論、實踐以及擴展全納教育項目為主;外國名詞與理論介紹多,本土化的理論探索與生成少;游說與動員式的論述多,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少;關于各類人員態(tài)度與觀念的調查多,課堂教學改革少;結合各地特有文化特點的分析更是少見。因此,在隨班就讀基礎上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與更新,成為全納教育背景下的必然要求與緊急的任務。同班就讀是隨班就讀的自然延伸。如同隨班就讀是我國特殊教育實際和西方回歸主流思想相碰撞的產物一樣,同班就讀是我國對國際全納教育理論趨勢的中國式回應,是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之間的嫁接、沖撞與融匯,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同班就讀的提法可能并不完整或者精密,但它卻試圖開啟對我國近三十年來未遭懷疑與審視的隨班就讀模式及特殊教育發(fā)展格局的重新思考與反思。當然,理論的探索從來不會一蹴而就,它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探索與檢驗。同班就讀的提法與其說是對我國特教發(fā)展理論模式的重新定位,不如說是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特殊教育理論與實踐工作者的思考、質疑或創(chuàng)新。
(責任編校:楊希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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